文繡乳名大秀，出生於1909年12月20日（宣統元年農歷十壹月初八），文繡的家世，是滿州八旗中的鄂爾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屬於上三旗的鑲黃旗。祖父名錫珍。父親名端恭，曾任內務府主事。文繡為端恭的繼配漢族蔣氏的長女，其妹名文珊。
1916年9月初，蔣氏將8歲的文繡送入花市的私立敦本小學讀書。上學後的文繡改名叫傅玉芳。傅玉芳天資聰明，在學校裏無論是國文、算術、自然，乃至圖畫和音樂等功課，都學得極好，深得老師的喜愛。 1921年春，居住在北京皇宮、保留清室帝號的大清國末代皇帝溥儀，已是16歲了。宮中的敬懿、榮惠、端康三位太妃與舊有的王公大臣，以及溥儀的親生父親載灃，決議要給遜清小皇帝溥儀選個皇後，舉辦大婚。傅玉芳的五叔華堪見此良機，竟幻想借機光耀已經很沒落的額爾德特家族，便自做主張，將傅玉芳的相片，再襲用額爾德特·文繡的名字，伴同眾多待選皇妃的姑娘照片，壹起送到清室內務府，等候皇命中選。歷經太妃和宗室權貴多次爭議之後，方於1922年3月敲定由遜帝溥儀親自閱看相片“欽定”。不曾想17歲的郭布羅·婉容得選為皇後，14歲的額爾德特·文繡得選為皇妃。
文繡被選定為皇妃之後，未曾與文繡見過面的溥儀，當即頒下諭旨，要內務府給文繡母親蔣氏在北京地安門後海的南沿，買下壹處大院落做為新居處，另外賞賜紫檀木家具壹套，立刻使蔣氏壹家的生活大為改觀。只讀了5年書的文繡也不再上學了，傅玉芳的學名更不許再用，整天在家裏由五叔華堪負責講授君臣大禮，或繁瑣的宮中清規戒律，並要文繡熟讀《女兒經》。
1922年11月30日，文繡先於正宮皇後婉容壹天，被溥儀以隆重的婚禮娶進皇宮，皇宮裏稱她為淑妃。文繡在皇宮養心殿首次晉見溥儀，恭行三拜九叩之後，溥儀竟冷冷地開口說：“下去歇息吧！”新婚之夜，溥儀也未住進淑妃的新房。次日，溥儀再娶進皇後婉容，也是不與皇後同房，都是單身壹個人獨寢養心殿。
文繡自入宮之後，並未獲得溥儀的寵幸。她每天早上梳洗完畢，就先到溥儀的寢殿問安，再到婉容皇後和四位太妃的寢宮中依序請安，之後回到她所居住的長春宮並關上宮門，過著簡單樸素的日子，她或刺繡或教導長春宮的宮女認字，四位太妃和宮中仆役都對文繡的嫻靜有禮贊譽有加，但這並未能改善溥儀對她的冷落。
後來溥儀特給文繡聘請壹位女教師淩若雯，專門教授英語。文繡學習很用心，進步極快，思想也隨之開放，進而開始酷愛文學，竟把靜心讀書當成樂趣。 1924年11月5日，進宮做妃子還不到兩年的文繡，趕上了馮玉祥的“逼宮事件”。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帶領警察總監張壁，奉馮玉祥之命進入皇宮，強令溥儀與後妃及宮內人等立刻全部遷出皇宮外，去到醇王府居住。後來，經過多次交涉，得鹿鐘麟的寬容下，在溥儀離宮後特許他從宮中帶走大內藏銀——歷代元寶6333斤，運至鹽業銀行兌換成袁大頭銀圓，做為溥儀壹家人的生活開銷。婉容和文繡及皇太妃們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允許全部帶出宮外。在運送這些物件時，宮中人特將眾多的金銀珠寶、乾隆瓷器、名貴書畫與手卷以及舉世無雙的古玩佳品等，乘機夾藏衣櫃中帶出宮外，暫存於醇王府裏。
溥儀壹家人離開皇宮，即標誌著皇帝、皇後、皇妃的尊號，都自然廢止了，如平民百姓。溥儀要為今後自身前途多加考慮，文繡也想以“平等”的身份，憑藉自己的學識，為丈夫溥儀出謀獻策，改變寄人籬下的窘境。可是20多天之後，溥儀壹家又趕上奉系軍閥張作霖率兵進京，趕走了馮玉祥，溥儀既解了對馮氏之恨，又得以自由行動了。
就在張作霖統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學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鄭孝胥暗地裏向溥儀獻策：“欲復辟清帝王業，必定要借助日本為外援。”文繡知之，力勸溥儀說：“日本人殘暴無比，日俄戰爭時，即屠殺中國人無數，絕對不能聽信鄭氏的鬼話，引狼入室，否則後果將極其悲慘。”可溥儀根本聽不進文繡的諍言勸告，反倒於1924年11月29日，在鄭孝胥的壹手策劃下，偷偷地進入了北京的日本駐華公使館。溥儀的家人慌張恐懼至極，認為溥儀被劫持“失蹤”了。幾天之後，溥儀來信要婉容和文繡壹起去到日本公使館，與他團聚。為了知道溥儀是否壹切安好，文繡匆忙來到了使館。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將他所居住的壹座二層樓房收拾幹凈，讓溥儀同家人及隨行人員居住。文繡和婉容則由公使夫人芳澤幸子親自殷勤款待。
日本政府向溥儀許諾，承擔保護溥儀壹行的安全責任，於是溥儀便在日本駐華公使館裏組成了以鄭孝胥、羅振玉、商衍瀛等親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積極謀劃借助日本的外力，實現復辟，重登帝位的夢想。
1925年2月24日，溥儀壹家人及親信們，在羅振玉和芳澤謙吉的合謀下，離開北京的日本公使館，遷移到天津日租界的宮島街，在張彪從前的別墅——張園住下，後來又搬遷到日租界協昌裏的靜園居住。在天津，溥儀下榻在張彪的私人花園中的壹幢三層樓的白色小洋房裏，他跟婉容住在二樓，而把文繡拋在樓下。 文繡面對溥儀的錯誤行為，屢屢向溥儀建言日本不可信，鄭孝胥之流的話不可聽，應該懸崖勒馬。溥儀非但不聽文繡良言相勸，反倒厭惡起文繡了，以冷眼回之。他天天與婉容在壹起，上街時也只帶著婉容壹個人，就連日常進餐，也不同文繡壹桌同吃。接待賓客，溥儀只要婉容陪伴，逢年過節所施的賞賜，也沒有文繡的份，可見溥儀是鐵了心要將文繡晾在壹邊了。與此同時，文繡還不時因婉容尋機起事，遭受無理的謾罵和羞辱。太監或某些婢女見到文繡在溥儀面前失寵，也時不時給予歧視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繡經常在以淚洗面中過日子，天津的靜園皇室家庭已經是容不下文繡了，她開始設法奮起挺身離開。
在壹個農歷除夕的晚上，溥儀與婉容在寢宮嬉戲，這時，有宦官奏報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儀生氣地說：“她慣用這伎倆嚇唬人。誰也不要理她！”而這件事也造成日後“刀妃革命”的導火線。 正當文繡在天津靜園無法生活下去時，文繡的遠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兒玉芬來到文繡身邊。當玉芬得知文繡婚姻不幸、處境悲慘時，立刻坦誠地對文繡說：“現今是中華民國時代，法律上寫著男女平等，而溥儀早已被攆出皇宮，是平民壹個，不是什麽‘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妳應該請個律師，寫狀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離婚，另外索要撫養費。”就是玉芬這壹席話，使文繡決意要同溥儀離婚，爭取人身自由權利。
1931年8月25日，文珊來到靜園。午後3時左右，文珊對溥儀說，她姐姐心情郁悶，她想陪姐姐壹起出去散散心。溥儀勉強答應，令壹名太監跟隨她們出去。
文繡乘車離開靜園大門後，即指令司機將汽車開往天津民國飯店，下車後住進了37號房間，隨即正告太監趙長慶：“妳先自個兒回去吧。”趙太監不解其意，文繡拿出壹封早已寫好的信件，要趙長慶交給溥儀，並轉告說：“文繡要向法院控告皇上，決定同他離婚。”
趙太監回到靜園如實稟報後，溥儀當即慌神了，急忙命下人趕去民國飯店，壹定要把文繡追回來。可是文繡與文珊早已有準備，快速離開了民國飯店，轉移到非常同情文繡遭遇、家境富有的張姓寡婦所提供的花園洋房裏。通過玉芬和文珊出面跑動，文繡聘請了張紹曾、張士駿、李洪嶽三位律師，向法院提出訴狀：“控告溥儀虐待文繡，使其不堪忍受。溥儀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壹幸。決意離婚，索要個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贍養費50萬元。”
對於文繡的控告，溥儀極端恐懼，認為這太有傷皇室的臉面，也大失“皇上”的身份了。當時又是溥儀與日本人密切勾結，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復辟王業的關鍵時刻，這時距離1931年“九壹八”事變尚不足壹個月的時間。京津兩地的各類報紙，紛紛登載文繡要同溥儀打官司、鬧離婚的報道，說什麽這是“皇妃革命”，而且支持文繡者極多，大家奔走宣揚，終使溥儀處於極端尷尬的境地。
溥儀無奈之下，也聘請了林棨、林廷琛兩位律師，全權代理他同文繡的調解工作。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師事務所裏，有文繡出席及其三位律師在場，溥儀與文繡雙雙同意，並簽訂了離婚協議書，***三條： 壹、離婚後，溥儀付給文繡生活費5.5萬元。 二、允許文繡帶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 三、文繡回北平母親家生活後，不得做出有損溥儀聲譽的事情。 協議***四份，溥儀與他的律師各執有壹份協議，文繡與她的律師也各執有壹份。
文繡的族兄文綺為此寫了壹封信，並將之登在報上指責她：“頃聞汝將與遜帝請求離異，不勝駭詫。此等事件，豈我守舊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載，我祖我宗四代官至壹品。且漫雲遜帝對汝並無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應耐死忍受，以報清室之恩。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實糊塗萬分，荒謬萬分矣！”
而文繡也不甘示弱地回了壹封信給文綺：“妹與兄不同父，不同祖，素無來往，妹入宮九載未曾與兄相見壹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關系，不顧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條及三百二十五條之規定，而在各報紙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誹謗三妹，如此忠勇殊堪欽佩。惟妹所受祖宗遺訓，以守法為立身之本：如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為民國民，即守民國法。遜帝前被逐出宮，曾聲明不願為民國國民，故妹袖藏利剪，預備隨遜帝殉清。嗣因遜帝來津，做民國國民壹分子，妹又豈敢不隨？既為民國國民，自應遵守民國法律。查民國憲法第六條，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壹律平等。妹因九年獨居，未受過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師商榷別居辦法，此不過要求遜帝根據民國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遺體受法外淩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壹再誣妹逃亡也、離異也、詐財也、違背祖宗遺訓也、被壹般小人所騙也、為他人作拍賣品也... ...種種自殘之語不壹而足，豈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說出之苦，委托律師要求受人道待遇，終必受法律之保護。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訴罪。檢察官見報，恐有檢舉之危險。理合函請我兄嗣後多讀法律書，向謹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觸犯民國法律，是為至盼。”
這封義正辭嚴的回信，和“皇妃與皇帝離婚”壹事傳開後，被當時的人們稱之為“刀妃革命”。淑妃文繡的妹妹文珊，是她家族中唯壹壹位支持她與溥儀離婚的人。
在經過兩個月的雙方律師簽字和談的結果是；淑妃文繡和溥儀皇帝完全斷絕關系，溥儀必須支付五萬五千銀元作為贍養費，而文繡終身不得再嫁，雙方互不損害名譽。 離婚後的文繡回到了北平，原本想再回到母親身邊，以自由人身份同家人團聚在壹起，得享天倫之樂。遺憾的是母親蔣老太太早已去世，“黑大姐”也已經出嫁遠走，從前的老房子竟被壹個本家人擅自賣掉了。文繡只好同已經離婚的妹妹文珊另在北平租房安家了。文繡從溥儀那裏所得的生活費，先是支出壹大筆錢還清了聘請律師的薪金，給清了打官司所用的開銷，最後又被玉芬騙走了壹筆，手裏所剩的也就不多了。
1932年的暑假剛過去，文繡恢復了傅玉芳的名字，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中小學當上了壹名教授國文和圖畫的教師，這是文繡離開溥儀，回到北平後第壹個風光的職業，心情特別愉快。因文繡粉筆字寫得好，嗓音清亮，講解國文課透徹明白，學生都非常喜歡這位老師。沒想到不多日後，有人查知新來的女教師傅玉芳本名叫額爾德特·文繡，出身滿洲貴族世家，原本是清末皇帝溥儀的皇妃，在宮中稱做淑妃。宣揚出去之後，頓時成為學校裏和北平市面上的壹大新聞軼事。北平各類報社記者紛紛前來采訪，爾後即以緋聞艷事登載於報端，幾乎使北平家喻戶曉了。於是有眾多好事之人，前來四存中小學門前等候，觀瞻昔日皇妃的風采。來人越聚越多，使文繡處於活人遭展覽的難堪處境中，不得不於1933年底辭掉她心愛的教師職業。因皇妃身份暴露，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後的壹筆錢，在北平劉海胡同買下壹處平房，與妹妹文珊壹起隱居下來。
後來文珊改嫁，另安新家，獨自居住的文繡開始向皇室後人——畫家傅儒專心學習國畫技藝，生活有了寄托也有了樂趣，繪畫技藝也很有長進。不久，又有壹些軍官、小吏與富商、或個別官僚，以為皇妃乃是奇貨難得，暗想家中必定有眾多天價的文物古寶，便相繼以求婚為名，登門討便宜。文繡都以巧妙的言語或強硬態度拒之門外。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北平淪於日本鐵蹄之下，文繡更加不得安寧了。倚仗日本人勢力的警察、保長或狗腿子們，接二連三地登門向文繡敲詐勒索，甚至逼迫文繡為“大東亞聖戰”貢納重金。如此幾年下來，文繡真正成為窮困的平民百姓了，不得不賣掉她在劉海胡同的宅院，另找地方租房住下來，以出賣體力勞動討生活。先是在家裏以糊紙盒掙錢度日，壹度還去到瓦工隊裏當苦力工，因經不起重體力的勞累，最後在街頭巷尾裏，以叫賣香煙為生，飽嘗了人世間的饑寒困苦。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國民黨統治北平。文繡經過友人的介紹，在華北日報社當上了報紙校對員。因工作認真盡職，外加才學出眾，深得社長張明煒的器重。張社長非常同情文繡苦難的壹生，出於關懷之情，親自出面將文繡介紹給劉振東做妻子。
劉振東是河南人，生於窮苦人家，讀過幾年書，17歲時入國民黨軍隊，因作戰勇敢，由小兵壹直升到了少校。他為人爽直，不惹事生非，40多歲仍未成家，當時在國民黨軍北平行營裏負責管理中南海庫房。文繡與劉振東經過半年的了解與相戀，於1947年夏季在北平結婚，並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房安了新家庭。婚後夫妻感情融洽，使文繡享受了完滿的家庭生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國***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市。出於革命的需要，時過不久即發布通令原國民黨遺留下來的軍警憲特人員，都要進行登記。劉振東在文繡的勸導下，如實地登記並坦白交代了歷史問題，人民政府決定不對劉振東追究刑事責任，不逮捕、不關押，只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給群眾監督管制。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因劉振東表現較好，解除其監督管制，分配到北京西城區清潔隊當工人。有了工作掙到工資，壹家子生活有了保障，文繡和劉振東也搬遷到清潔隊附近的西城辟柴胡同，住進約有10平方米的小房裏。
1953年9月18日，文繡因突發心肌梗塞逝世於家中，終年44歲，壹生未育有子女。當時只有劉振東守在身旁。事後，由劉振東所在清潔隊幫助釘了壹具木板薄棺，埋葬在北京安定門外的公義墓地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