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清律例，朝廷命官貪汙大內庫銀是殺頭之罪，和珅為何在被稱為盛世的乾隆朝得以僥幸逃脫？從遠處說，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使然；從近處說，是唯我獨尊的皇權使然。和珅結黨營私，大肆斂財，乾隆皇帝並非不知情。和珅在朝20余年，曾多次被官員們告發，卻仍然得到皇上的寵幸，未嘗壹次被成功彈劾。除了他自己稍見端倪，必設計除之而化險為夷，更多的是得到了乾隆的庇護。
乾隆為何要庇護和珅？這是因為和珅的貪腐不僅尚未危及皇權的安全，相反，讓不同派系官僚勢力之間相互牽扯，卻能更為有效地維護皇權的絕對威嚴。乾隆深信，容忍和放縱壹定程度的貪腐是極權體系得以長久維護的必要條件，官員的貪汙腐敗是壹個掠奪型的權力尋租行為，是庇護和維持體制得以延展所必須的權力聯動現象。現代研究表明，貪腐在現時的權力旋窩中形成了壹種質押機制，它使由官僚集團腐敗體系中處於低層次的內部人發動反叛的可能性最小化。壹榮俱榮，壹損俱損，體系內的各級官僚受到有效的制約，而不會站到公眾壹邊來詆毀這個體制。如果有必要，獨裁者也可以選擇性執法，來懲治那些不忠的員屬，成克傑、陳良宇等高官的落馬就最典型的例證。和珅雖然極度貪腐，但他處在極權向官僚過渡的壹個十分特殊的權力鎖鏈之上，對他的任何閃失都有可能危及集權的安全。而實事上他對皇權又是那樣的“忠貞不渝”，對皇位又是那樣的惟命是從。總之，他的貪腐不僅相對於他的絕對權力是必然的，對於最高統治者而言也是鉗制新生權力體系行之有效的統治工具。
嘉慶則不同，和珅“權高震主”，有和珅在朝，嘉慶根基不穩，難以放開手腳。嘉慶繼位後曾表白說：“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懷疑和珅蓄意謀反，所以他必須要殺掉和珅。
自清朝開國以來，君權和相權就壹直在壹種不祥的怪圈中循環往復。皇太極繼位之後，幽禁了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和大貝勒代善屈從，皇太極得以從與四貝勒“並肩***坐”到“南面獨坐”。順治親政後，追罪死後的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康熙親政後，擒拿輔臣鰲拜；雍正登基後，殺了隆科多和年羹堯兩個重臣；乾隆繼位後，也采取了壹些必要的措施。所以，嘉慶執掌朝綱，必然懲辦權相和珅。
就歷史而言，無論哪壹個王朝，壹旦出現“相權”挑戰或僭越“君權”，當朝君王必然要采取斷然措施除之而後快。嘉慶早在做皇子嘉親王時，就對和珅拉幫結派和巧取豪奪十分不滿。嘉慶繼位之初，乾隆仍舊寵幸和庇護和珅，嘉慶投鼠忌器，因而沒敢在乾隆健在時輕易動手。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發生白蓮教民變，清軍連連失利。嘉慶三年，清軍抓獲四川農民軍首領王三槐。王供述出“官逼民反”的現實情景，使嘉慶意識到，正是因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之輩貪暴如狼，所以屢屢激起民變。“層層朘削，皆為和珅壹人。”嘉慶帝借此營造“和珅必斬”的輿論氛圍，“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貽誤軍國重務。”
嘉慶對和珅系列弊案的處理，並沒有完全徹底，這不僅暴露了嘉慶皇帝的昏慵無能，更是顯現出大清帝國氣數已盡。和珅貪腐集團案盤根錯節，涉及官員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均為世所罕見。嘉慶不想把事情搞大，也沒有本錢把問題搞大。深究下去，有可能動搖的只是嘉慶朝的統治根基；不深究，動搖的就是整個大清王朝的根基。和珅的弊案已不再是“個案”，而是演變成了壹種社會問題。嘉慶要解決這壹“社會問題”惟有“變法”二字不可救之。象和珅這樣壹個出身“少貧無藉”、鄉試不中的生員，由普通的宮廷侍衛，32歲時便成為內閣軍機大臣，以後更是平步青雲，富貴常葆，以至於登峰造極，完全是乾隆老王專制的結果。乾隆自詡“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驕誌滿，倦怠朝政。他喜歡阿諛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這樣的奸佞之臣。高陽先生認為，和珅的問題“高宗至少要負壹半的責任”。這話說得還不夠徹底，嚴格說來，“和珅現象”的根源在乾隆，和珅是乾隆朝君主專制腐敗機體上的壹個毒瘤。正是因為乾隆的緣故，嘉慶處理和珅弊案沒有搞株聯，也沒有擴大化，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他未能把“和珅現象”當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決，進行體制上的變革，是嘉慶的昏庸之處。正如阿克頓名言所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腐敗問題雖然嚴重，但是本身卻不重要，它只是更重要的制度問題的壹個反映而已。腐敗的根源在於和體制***生的權力泛濫問題。因此，治理腐敗必須從根源上著手。比如限制官員的權力範圍，強化政府行政過程的透明度，保障司法獨立，放開新聞管制，使得公眾可以參與反腐敗等等。當然這些措施的實施有賴於政治體制的變革，而要變革政治體制就必須保證有相互制衡的兩種或多種不同的政治力量以供民眾選擇。這些力量不是相互抵制，而是在矛盾的運動中出現此消彼長的勢頭以達到對官員貪腐的自然化遏制。體制不變，既便是殺了壹個和珅，還會滋生出更多的“和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