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依照從事的工作類別將人大致分為四等，即＂士＂、＂農＂、＂工＂、＂商＂，這不僅僅是社會行業的劃分，更包含著對不同人群社會價值的品評意味。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士＂的地位至高無上，不遺余力地維持四個階層的高下秩序不動搖，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明代嚴苛的戶籍制度。
壹、明代工匠的低下地位明朝將普通民戶分為三等，＂曰民、曰軍、曰匠＂，匠戶處於社會的最低層，因而最為卑賤。洪武二年（1329），明朝政府規定：＂凡軍、民、醫、匠、陰陽者諸色戶，許各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違者之罪，仍從原籍＂，則從制度上確立了工匠世代為匠不得改業，亦斷絕了工匠通過包含科舉入仕在內的壹切脫籍的途徑。
政治身份的界定影響著工匠的經濟生活，在明代，工匠分為住坐匠和輪班匠兩種。住坐匠常駐京師，每月上工十日；輪班匠按距離京師的遠近編為班次，每三年壹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工匠做工屬於義務勞動，沒有任何報酬，只在上工期間領取壹定的月糧和直米。輪班匠每班雖只服役三個月，然路途遙遠者，往返於途中便花費三、四個月的時間，且盤費壹應自己承擔，不僅旅途奔波耗費家資，更耽誤家中正常的生計。工匠因此疲於奔命，苦不堪言，到了明朝中期經常出現逃班、逃亡的現象。而工匠的世襲罔替亦未考慮匠戶的實際執業情況。
匠籍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派生出許多問題，對工匠和明朝政府造成了極大的負擔。於是，明朝統治者對輪班匠制進行了調整，＂輪班工匠有願出銀價者，每名每月南匠銀九錢，免赴京?北匠出銀六錢，到部隨即批放。不願者，仍舊坐班＂，開始以銀代役。嘉靖年間進壹步擴大了以銀代役的範圍，所有輪班匠都必須繳納代役銀，但住坐匠仍舊照例當班。
縱觀明代的工匠，其社會地位之低、生活之艱苦，與明代所實行的匠籍制度有著重要關聯。
二、清代工匠地位的改變清軍入關後破除了許多明朝的政治制度，於順治二年（1645）頒發了廢除匠籍的告令，工匠的身份始有提升。同時，清代官營手工業機構及其經營的手工工場統壹采取官府招募、雇傭的方式召集工匠做工，如《清文獻通考》記載：
＂順治二年?時以營建太和殿，需用工匠，行令各州縣派解應役，按工給值。至十二年，工部以匠役缺少，工程稽遲，復奏令順天等八府派解赴工，又令山東山西二省，查各匠有願應役者，解部供用。＂
匠人征召應役全憑自願，並且官府＂按工給值＂，較明代戶籍制度下的工匠顯然更為自由和獨立。匠籍既廢，匠班銀的征收自然有些不合規制，康熙三年（1664）議定＂各部寺錢糧均歸戶部，班匠價銀，改入條編內征收＂。
然而匠戶編為民籍，自當同民戶壹樣繳納丁銀，而匠戶還有匠班銀的負擔，實際上清朝將匠班銀編入條鞭之後，匠戶的生活壓力並未減輕，正如時人議論所說＂且工匠亦民丁也，既征其丁，又征匠價，是力役之征，人供其壹，而匠供其二＂。於是，康熙中後期江西、浙江開始將匠班銀攤入地畝。雍正、乾隆年間，全國推行地丁改革之後，逐漸將匠班銀＂漸次攤入地丁征收，惟於賦役全書仍存其目?。
從工匠與國家的關系來看，匠班銀的攤入地畝，工匠才最終擺脫了匠籍制度的束縛，徹底結束了無端服搖役的時代。自此以後，清代官營手工業召集工匠做工不再是要求工匠無償地勞動，而是采取了更通人情的＂按工計直（值）＂的雇工辦法。工匠在政治上獲得壹定的自由，使得他們的身份地位也得到提升。
這是清代工匠身份新變化的表現，亦推動了清代手工業繁榮。正是在這樣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下，工匠得以專心致力於手工藝制作，而生活狀況的改善給予他們更多的資源用於技術的改進和創新，故而清代各地方官員才能不斷挑選能工巧匠送往北京。造辦處便是因為匯集了各類手工藝制作的精英，才能造就清代宮廷工藝蔚然大觀之局面。
三、清代統治者對造辦處匠人的新態度觀明代的匠籍制度，可知明代統治階層將工匠視為可被隨便奴役的對象，對待匠人自然嚴苛。到了清代，雖廢除了匠籍制度，但傳統社會價值觀中對待工匠仍存在＂梓人＂、＂賤役＂的偏見。然而清代皇帝似乎並不完全隨同世俗，從他們與造辦處匠人的互動中，可以看到清代皇帝對待匠人表現出了善意的態度。
清代統治者友善對待匠人的態度表現在＂允許匠人留名＂的行為當中。
在內廷所造工藝品上刻款，是對工藝品的認可和稱贊。雍正年間曾頒布了壹條詔令；＂凡做的活計，好的刻字，不好的不必刻字。＂說明造辦處所出之工藝品只有少部分精品，才能獲得刻款珍藏的待遇。按例留刻應人姓名必須皇帝允準，如乾隆九年（1744）四月初三，造辦處將做得玉刻《九符經》呈進禦覽，清高宗特別下旨＂準刻小臣朱彩，欽此＂。造辦處匠人在作品上留有名款者不止著名的刻字匠朱彩壹人，牙匠封始岐、陳祖章、施天璋、蕭漢振、黃振效等人都在曾在其作品上落款；如意館畫畫人及壹些擅長繪畫的畫琺瑯人也曾奉旨在畫作上留名。
乾隆皇帝在《玉杯記》中表達了他對工匠的理解和關註：＂夫圬者梓人雖賤役，其事有足稱，其言有足警，不妨立為傳。而況執藝諫者，古典所不廢茲，故藥括其言而記之。＂對於自古常被忽視的工匠群體，能在作品上署款，即是從幕後走進了大眾的視線，不僅為當世人所知，亦能隨工藝品的流傳而揚名於後世，於匠人而言是難得的殊榮。
正因清代統治者體諒匠人的用心，造辦處的匠人若精進於技藝並能達到壹定的水準，便能獲得統治者的信任。如乾隆九年（1755）七月，高宗令內務府按照《盂蘭盆賦》制作盂蘭盆，內務府奉旨＂照（畫）樣準交茶房做其盆上物件，如茶房不能夠做的，交造辦處的匠人成做，欽此＂。由此可見乾隆皇帝對造辦處匠人手藝的認可和信任，故而才會將別處不能完成的造辦任務交給造辦處成做。
清代統治者還常常委任造辦處的匠人品鑒認看藏品和貢物，如乾隆十年（1745），宮中新得各式瓦現9件交造辦處品鑒，據硯匠顧繼臣品鑒得各瓦硯的等級＂頭等實在瓦硯三、平常瓦硯二、南邊石仿做平常瓦硯三、款石仿做瓦硯壹＂。
由於造辦處的匠人時常被傳召充任宮廷＂品鑒師＂的重任，造辦處出現了專門的＂認看古玩人＂，在檔案中還有因認看古玩立功而被嘉獎的記錄：
＂（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藍鍛壹疋，傳旨著賞認看古玩人楊起雲，欽此。＂
此外，有些傑出的匠師常被皇帝專門指派進行創作，如牙匠葉鼎新，於乾隆三年（1738）二月奉旨在壹件象牙背格上刻款；畫畫人唐岱，於乾隆九年（1744）三月奉旨臨摹明代畫作大家王原祁的山水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