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喜歡旅遊。他兩次去馬來亞等地區,活了10個月,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充滿濃郁東南亞風情的短篇小說集《木麻黃樹》。事實上,在他第壹次去馬來亞和其他地方之前,也就是1919年到1920年的冬天,45歲的毛姆來到了中國,沿著長江逆流而上,行程1500英裏。《中國的銀幕上》是他此行的產物,58篇或長或短,本可以作為小說的“素材”來寫。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的銀幕上》很少雕琢,保持著剛動筆時的新鮮感和質感。在毛姆眼中,中國是壹個文化歷史悠久、神秘古老的國家,同時又是壹個愚昧、專制、落後的地方。他稱贊長城“巨大、雄偉、可畏”,“靜靜地佇立在薄霧中”;欣賞最貧窮村莊的農民簡單的門上可愛的雕刻,窗戶的格子形成的復雜而美麗的圖案,古橋欄桿上栩栩如生的獅子或龍的雕像;我還為壹位法國醫生收藏的古希臘風格的戰士雕像感到興奮,因為這讓他想到亞歷山大大帝的馬其頓軍隊可能在遠征印度時沿著雪山進入了中國西藏,留下了兩種文明交匯的遺跡。他也對中國普通人的辛勤工作印象深刻。長江上的纖夫拉船時高亢有力的號角聲讓他震驚。他情不自禁地贊美了《河中小號》所表達的“人類戰勝無情自然力的不屈精神”,也對赤腳汗流浹背的纖夫所傳達的“人性最痛苦的嗚咽”表示了由衷的同情。至於山坡上那座棄嬰的小塔,攻擊的是不入流、高雅古色、卻虛偽貪婪、斂財的“內閣大臣”。他是壹個精通多門外語,學貫中西,高談闊論,同時又沈迷於花街柳巷的哲學家。毛姆為英國同胞勾畫了壹幅探索的草圖,為20世紀20年代飽受戰亂、貧窮的中國留下了壹幅畫卷。毛姆的中國之行時間不長,這使得他很難深入接觸中國人民,他對中國人民生活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而且他的讀者是英國人,所以他的筆觸更多的落在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英國人身上。這位在辛亥革命時期談判僑民安全事務的傳教士,在前往衙門的途中,不遺余力地解救了三名被行刑隊押上刑場、即將被處死的戰俘,表現了他的勇氣和人道主義思想。住在河邊漂亮房子裏的海關關長範寧對待中國的下屬傲慢而苛刻,但她的妻子熱情好客而體貼。她經常邀請旅行者到家裏吃飯,晚上和丈夫打牌,為了不讓他的生活太孤獨。把他們和千裏之外的家鄉聯系在壹起的紐帶,是留聲機上播放的最新壹首倫敦音樂喜劇,他們的鄉愁也在那首音樂中得到了緩解和慰藉。由於更熟悉英國同胞,毛姆沒有去體味他們在中國的生活,而是用冷幽默、犀利的文筆生動地勾勒出諷刺的畫像,毫不留情地嘲諷他們的虛偽、貪婪和自私,這是他難能可貴的地方。被妻子稱贊為“聽不進壹句中國人不好”的傳教士溫格羅夫先生,看到壹個中國女人走進來,臉上露出極其厭惡的表情。作家尖銳地指出:“他的感官喜歡什麽,他的靈魂就討厭什麽。”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亨德森初到上海時拒絕乘坐人力車,因為這有違他的人格尊嚴思想,但他很快就原形畢露,聲稱自己不必在乎中國人。“我們在這裏是因為他們害怕我們。我們是統治民族”;他剛才在說羅素的新書《自由之路》,卻因為司機錯過彎道,狠狠踢了司機壹腳而破口大罵。長相端莊、看重榮譽的斯圖爾特先生,每當年輕的妻子找到新的情人時,都會要求嶽父母給他壹大筆錢作為補償。毛姆取笑他說,“他已經是壹個精明的商人,但在他妻子達到持家年齡之前,他無疑會成為壹個富人”。中國的銀幕上展示了中國的風土人情,也描繪了英國人在中國的生活。不過屏幕有屏蔽和隔斷的作用。毛姆與現實的中國是“割裂”的,這必然使他霧裏看花,以貌取人,產生誤解和誤判。在他的作品中,中國的鴉片館幹凈、明亮、舒適、溫暖。“這讓我想起了我最喜歡的柏林酒吧,在那裏辛苦工作了壹整天的人們往往每晚都能享受壹段舒適的時光。”。毒害人們靈魂的黑暗變成了人間天堂。在壹家旅館裏,毛姆看到壹個官員和壹個苦力坐在壹起喝茶聊天,談笑風生,不禁感嘆“這似乎才是真正的民主”,然後斷言:“也許陰溝比議會制更有利於民主。衛生設備的發明破壞了人們的平等觀念,這比少數人對資本的壟斷更能引起階級仇恨。”自然,對於作家聯想到的這個東方烏托邦。我們不必當真,壹笑而過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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