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點認識是：錢荒並非因為銅錢數量短缺所致。北宋中葉李覯曾經說：“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余見。夫泉流布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余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卻損，其故何也?”(《直講李先生文集》卷壹六《富國策第八》)李覯所說的“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銅錢在數量上是驚人的。宋代是我國歷史上銅錢數量最多的壹個時期。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鑄銅錢30萬貫(《宋會要輯稿》食貨壹壹之壹)，與中唐鼎盛時期的鑄幣量相差無幾。到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饒、池、江、建四大銅錢監全部建立，鑄錢量達到每年135萬貫(《宋會要輯稿》食貨壹壹之壹)。稍後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歲鑄183萬貫的水平(《長編》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歲末附記)。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更創下年鑄300萬貫的記錄(《夢溪筆談》卷壹二)。到鑄造銅錢最多的宋神宗時期，每年鑄造量高達五百萬貫以上，用銅約2千萬斤(《文獻通考》卷九《鑄幣考二》)。據日本學者宮崎市定1943年的考證，有宋壹代僅官鑄銅錢就有二億貫。我國著名貨幣史專家彭信威估計，北宋自鑄錢幣，連同前朝舊幣，“全部貨幣流通量當在二億五六千萬貫”[8]541。汪聖鐸認為，若不考慮銅錢被銷毀的情況，到北宋末年政府鑄行的銅錢總***約有三億貫。以當時有壹千萬戶計，平均每戶可支配30貫[8]128～129。因此宋代的銅錢在數量上並不少，應該能夠滿足民間細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顯而易見，認為錢荒就是銅錢不夠使用的觀點自然是站不住腳的。
關於錢荒的成因，南宋時有人分析說：“今日之錢，鼓鑄不登，滲漏不貲，鉟銷日蠹，私家藏匿，疊是四弊，固宜銅錢日少而無以濟楮幣之流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壹四三)這個認識，比較完整地勾勒出導致錢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們進壹步追問，就會產生新的疑惑。為什麽政府鑄造銅錢的數量會減少?為什麽銅錢會大量外流?什麽原因促使民間居然冒死犯禁去銷毀銅錢?又是什麽原因導致民間持續貯藏銅錢，使其沈澱下來而退出了流通?
事實上，這些表面原因的背後，隱藏著壹個更為重要的深層原因，那就是銅錢的錢面值(名義價值)小於其幣材值(實際價值) 。
判定宋代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還需要對宋代銅的價值變化進行分析。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它與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關系。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商品的價值呈現下降的趨勢。就宋代銅的生產來說，生產技術確實得到壹定的提高，據記載，宋仁宗景祐二年，“[許]申在三司，乃建議以藥化鐵與銅相雜鑄，輕重如銅錢法，而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因入內都知閻文應以納說，朝廷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長編》卷壹壹六，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條)。這是宋代開始使用膽水制銅法的開端。膽銅的質地不如以前冶煉方法生產出來的銅，因此宋仁宗朝實行膽水制銅壹段時間以後就停止了，直到宋哲宗朝，才恢復用這種方法制造鑄錢用的銅材[14]。由此我們可以說，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宋代銅的價值會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那麽，該如何看待這種趨勢呢?據此能夠否定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判斷嗎?我認為，宋代銅的價值下降的趨勢當然會對銅錢的價值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不足以彌合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和實際價值之間的差距。因為宋代基本的冶煉技術沒有發生變化，而宋哲宗朝以後用膽水制銅法生產出來的銅材數量有限，特別是南宋時期各錢監多有廢弛，每年產銅和鑄錢的數量更少。據王菱菱考證，宋代可考的膽銅最高年產量是北宋徽宗政和年問的187萬多斤，但是到了南宋高宗紹興末年，膽銅的產量銳減到21萬斤，以後更是每況愈下[12]104～105。因此，我們可以謹慎地推斷，宋代提煉銅的技術進步雖然對銅的價值有影響，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事實。所以我們可以說，宋代產銅技術的進步不能成為否定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理由。
事實上，宋人葉適已經覺察到了銅錢購買力的改變。他說：“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谷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致富強，米鬥十錢以上為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為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才]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荊、襄，米鬥乃或上百錢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匏)[瓠]果蓏，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幹?以承平之賦祿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幹?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幹?昔何為而有余?今何為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明矣。”(《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二《財計中》)葉適通過從漢唐到宋代的物價比較，看出宋代較之漢唐“錢多”而又“錢賤”這壹社會現實，仍然反映了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