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文人輩出,是文學發展的階段性時期。在統治者的強權打壓下,文人們怯作強言,靠老莊的道家思想聊以慰藉,因而產生了“玄言詩”,玄言詩雖然單調消極,但它的分支——山水詩,卻別出新意。同時因內涵不宜涉及政治民生,許多文人將精力和才力用在對文字的雕琢上,辭藻的華麗繁縟,註重雕飾;內容上趨於繁復;語言上趨向駢偶化。這些對文字的精研,引導了南朝文字音韻學的誕生。
晉滅吳而統壹後,社會相對穩定繁榮,及至晉武帝司馬炎去世,產生了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許多文人或死於戰亂,或隱居避禍,所以西晉初年是文學發展的重要時期。
西晉上層文人以張華和傅玄為代表。
張華可稱西晉的文壇領袖,他力主伐吳,是西晉統壹的功臣,不但知識淵博,而且常常獎掖後進,陸機陸雲兄弟就是由他舉薦,因而影響力很廣。
張華是西晉雅樂歌詩的主要作者之壹,創作講求技巧和詞彩,多用對偶。缺點是詩意略顯單薄,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這也是西晉詩歌的普遍特色,如:
傅玄成就較高的是樂府詩,他博學且通音律,與張華壹起為朝廷寫作雅樂歌詩和雅舞歌詩,《樂府詩集》中,西晉郊廟歌辭21首皆為傅玄所作。但傅玄的樂府詩有兩方面出新之處,壹個是故事題材的樂府詩改編和創作,另壹個是大量創作了女性題材的樂府詩。如《豫章行苦相篇》是其代表作:
這首詩生動、細膩、客觀地展示了女性悲劇性的壹生,諷喻了古代社會男尊女卑陋習的普遍性,在古代詩歌中獨具特色。且其女性題材作品中,女性的形象都是正面而美好的,至於其中有沒有比附君臣之義的用意,值得商榷。
陸機西晉最著名文學家之壹,與其弟陸運並稱“二陸”,其祖父即吳國重臣陸遜。太康十年,陸機兄弟入洛陽,為張華所賞識,先後任著作郎、中書郎、平原內史,太安二年與陸雲死於八王之亂。
陸機文采出眾,《詩品序》稱其為“太康之英”,詩歌方面,陸機創作了組詩《擬古詩》,模擬《古詩十九首》,但推陳出新,如:
古詩寫月光,不過“何皎皎”形容而已,陸機則用“照之有余輝,攬之不盈手”來描寫,將其具象化(《春江花月夜》中,“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則是對客觀景物的描寫,與純抒情的《古詩十九首》產生了區別。
又如《赴洛道中作》:
此詩除首尾二聯,中間全是工整的對句,對偶化趨向更深,又多細膩的描寫和修飾,體現了太康詩歌的特色。
晉惠帝時,賈謐專權,許多文人投身於其下,潘嶽與石崇爭相諂媚賈謐,有望車塵而下拜的舉動,人品為人所詬病,後被誣陷謀反,被誅族。
潘嶽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敘寫悲情之作,其為去世的妻子寫了三首悼亡詩和壹篇《哀永逝文》,開後世悼亡詩先河,文學史上評價很高,現舉其《悼亡詩》第三首:
西晉著名文學家,出身下層,是寒士文學的代表人物。太康初年,其妹左棻被選入宮為嬪,左思跟著移居洛陽,想要做壹番事業,但左棻並不受寵,左思也壹直屈居下僚,抱負不得施展,八王之亂時,為避禍離開洛陽,後不知所終。
左思的《三都賦》使“洛陽紙貴”,也是其聲名鵲起的原因,他歷經十年,以魏蜀吳三國都城為對象,使賦的容量大大超過《兩都賦》《二京賦》等,不僅辭藻華美,還有很強的知識性。
但真正使他他在文學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八首《詠史詩》。在此之前,班固也寫過《詠史詩》,每首專詠壹人壹事,但左思不同,他把詠史和詠懷結合起來,八首詩為壹個整體,旨在抒發下層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不平。
第壹首不為世所羈、功成身退的形象,是左思理想的化身,旨在表達他不重名利,只為實現抱負的雄心壯誌。
第二首則抨擊了門第觀念對下層文人的打壓,山上苗只有徑寸,卻要遮蓋山下郁郁蔥蔥的松林,可謂生動形象,壹針見血。
整組詩中,左思借荊軻、揚雄、許由、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等建功立業的寒士,對門第觀念進行批判,以詠史為途徑,抒發對當時社會的不滿。
左思的《詠史詩》第壹次用組詩的形式明確表達“寒士不遇”的主題;同時開創性地將詠史與抒情相結合,並成為後來詠史詩的常見寫法。
左思另有《招隱詩》《嬌女詩》等,亦獨樹壹幟。
東晉文壇受玄學的影響十分嚴重,直接導致了玄言詩的盛行。
玄言詩是受玄學影響,用詩歌來闡釋老莊道家思想的作品,語言枯燥、思想消極而單壹、缺乏形象性且與現實脫離,歷代評價都不高,在此略做摘取:
玄言詩雖然成就不高,但在文學史上還是有壹定作用,首先是玄學詩人崇尚自然,常在山水之間體味“道”的玄妙,所以詩中有許多描寫山水的語句,對後來山水詩的形成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其次是道家思想對“意”的追求,所謂“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等玄學審美,促進了對“意”的審美追求,文人在欣賞作品時,常常主動體會作品的言外之意,對後世美學的發展作出了壹定貢獻。
最後是玄學詩註重說理,雖然它本身說理枯燥乏味,但這是壹種新的嘗試,開拓了古代詩歌的表現領域,同時為後來的說理詩寫作提供了經驗。
建安風骨實際上蘊含著樂府的質樸和文人的綺麗兩種發展方向,而西晉文人愈加偏重了對綺靡的追求。及至魏晉易代和西晉內亂對文人的殺戮,導致玄學的興盛和文學的沈寂,自陸機以後,竟無壹人可領袖文壇,直至陶淵明的出現。
陶淵明,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世稱“靖節先生”,其曾祖是東晉名臣陶侃。
東晉時期,門閥制度發展到巔峰,即使是立有大功的陶侃,也被時人蔑稱為“溪狗”,至陶淵明時,更是徹底屬於寒門了。
陶淵明應該是很早就從事農耕勞作,他雖然少有大誌,但對當時的黑暗政治早已看透,對自己的才情與誌向不得施展的現實完全洞悉,轉而產生了深厚的田園情懷。
陶淵明因貧病不得已出仕,又因不願向高位小人折腰,去職而歸。歸田後,他經歷屋宅遇火,甚至貧病乞食都未曾動搖。朝廷征著作郎,他稱病不就;檀道濟勸他出仕,他亦拒絕,甚至檀贈予的粱肉都辭而不受,可謂傲骨不屈。
陶淵明的藝術境界在於其純任自然的思想,以《飲酒》為例:
門閥制度和對文人的屠戮,導致了社會上玄學的盛行和儒家的引退,相對於玄言詩的枯燥,博學的陶淵明卻深諳玄學的真正內涵。當時的山水詩對自然景色還處於觀賞的層面,情與景並不交融,陶淵明卻將自身置身於田園之中,人與自然融為壹體,靜謐祥和的真意,無法用言語來表述,也不需要表述,這就是物我兩忘,天人合壹之境界。
陶淵明辭賦詩文兼善,卻以詩歌成就最高,而詩歌中,又以田園詩的成績,無人出其右者。
相對於玄學所追求的空寂禪趣,陶淵明把田園中的方方面面都寫進詩中,他的詩是生活化的,他的生活也是詩化的,唯其詩中有人,所以不可超越。
除了田園之情,陶淵明的詩中同樣反映了許多生活的艱辛,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和《乞食》:
農耕生活既是反映個人,也是反映當時的社會實情,陶淵明深知農耕生活的辛苦,但仍能堅守信念,實在值得欽佩。
除了上述描繪陶淵明所經歷的作品,陶淵明寫了許多詠懷詩來表達他的所感,如《飲酒》《擬古》《雜詩》《詠三良》《詠貧士》《詠荊軻》《讀山海經》等等。
陶淵明另有歌詠親情、友情乃至愛情的作品,如《歸園田居》其二、《答龐參軍》、《責子》、《閑情賦》等。
《閑情賦》極寫男女情好,講述壹位癡情男子對心上人的思戀,所發“十願”,如此歌詠愛情之作,可謂情感奔放,足見其秉性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