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文人輩出，是文學發展的階段性時期。在統治者的強權打壓下，文人們怯作強言，靠老莊的道家思想聊以慰藉，因而產生了“玄言詩”，玄言詩雖然單調消極，但它的分支——山水詩，卻別出新意。同時因內涵不宜涉及政治民生，許多文人將精力和才力用在對文字的雕琢上，辭藻的華麗繁縟，註重雕飾；內容上趨於繁復；語言上趨向駢偶化。這些對文字的精研，引導了南朝文字音韻學的誕生。
晉滅吳而統壹後，社會相對穩定繁榮，及至晉武帝司馬炎去世，產生了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許多文人或死於戰亂，或隱居避禍，所以西晉初年是文學發展的重要時期。
西晉上層文人以張華和傅玄為代表。
張華可稱西晉的文壇領袖，他力主伐吳，是西晉統壹的功臣，不但知識淵博，而且常常獎掖後進，陸機陸雲兄弟就是由他舉薦，因而影響力很廣。
張華是西晉雅樂歌詩的主要作者之壹，創作講求技巧和詞彩，多用對偶。缺點是詩意略顯單薄，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這也是西晉詩歌的普遍特色，如：
傅玄成就較高的是樂府詩，他博學且通音律，與張華壹起為朝廷寫作雅樂歌詩和雅舞歌詩，《樂府詩集》中，西晉郊廟歌辭21首皆為傅玄所作。但傅玄的樂府詩有兩方面出新之處，壹個是故事題材的樂府詩改編和創作，另壹個是大量創作了女性題材的樂府詩。如《豫章行苦相篇》是其代表作：
這首詩生動、細膩、客觀地展示了女性悲劇性的壹生，諷喻了古代社會男尊女卑陋習的普遍性，在古代詩歌中獨具特色。且其女性題材作品中，女性的形象都是正面而美好的，至於其中有沒有比附君臣之義的用意，值得商榷。
陸機西晉最著名文學家之壹，與其弟陸運並稱“二陸”，其祖父即吳國重臣陸遜。太康十年，陸機兄弟入洛陽，為張華所賞識，先後任著作郎、中書郎、平原內史，太安二年與陸雲死於八王之亂。
陸機文采出眾，《詩品序》稱其為“太康之英”，詩歌方面，陸機創作了組詩《擬古詩》，模擬《古詩十九首》，但推陳出新，如：
古詩寫月光，不過“何皎皎”形容而已，陸機則用“照之有余輝，攬之不盈手”來描寫，將其具象化(《春江花月夜》中，“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則是對客觀景物的描寫，與純抒情的《古詩十九首》產生了區別。
又如《赴洛道中作》：
此詩除首尾二聯，中間全是工整的對句，對偶化趨向更深，又多細膩的描寫和修飾，體現了太康詩歌的特色。
晉惠帝時，賈謐專權，許多文人投身於其下，潘嶽與石崇爭相諂媚賈謐，有望車塵而下拜的舉動，人品為人所詬病，後被誣陷謀反，被誅族。
潘嶽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敘寫悲情之作，其為去世的妻子寫了三首悼亡詩和壹篇《哀永逝文》，開後世悼亡詩先河，文學史上評價很高，現舉其《悼亡詩》第三首：
西晉著名文學家，出身下層，是寒士文學的代表人物。太康初年，其妹左棻被選入宮為嬪，左思跟著移居洛陽，想要做壹番事業，但左棻並不受寵，左思也壹直屈居下僚，抱負不得施展，八王之亂時，為避禍離開洛陽，後不知所終。
左思的《三都賦》使“洛陽紙貴”，也是其聲名鵲起的原因，他歷經十年，以魏蜀吳三國都城為對象，使賦的容量大大超過《兩都賦》《二京賦》等，不僅辭藻華美，還有很強的知識性。
但真正使他他在文學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八首《詠史詩》。在此之前，班固也寫過《詠史詩》，每首專詠壹人壹事，但左思不同，他把詠史和詠懷結合起來，八首詩為壹個整體，旨在抒發下層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不平。
第壹首不為世所羈、功成身退的形象，是左思理想的化身，旨在表達他不重名利，只為實現抱負的雄心壯誌。
第二首則抨擊了門第觀念對下層文人的打壓，山上苗只有徑寸，卻要遮蓋山下郁郁蔥蔥的松林，可謂生動形象，壹針見血。
整組詩中，左思借荊軻、揚雄、許由、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等建功立業的寒士，對門第觀念進行批判，以詠史為途徑，抒發對當時社會的不滿。
左思的《詠史詩》第壹次用組詩的形式明確表達“寒士不遇”的主題；同時開創性地將詠史與抒情相結合，並成為後來詠史詩的常見寫法。
左思另有《招隱詩》《嬌女詩》等，亦獨樹壹幟。
東晉文壇受玄學的影響十分嚴重，直接導致了玄言詩的盛行。
玄言詩是受玄學影響，用詩歌來闡釋老莊道家思想的作品，語言枯燥、思想消極而單壹、缺乏形象性且與現實脫離，歷代評價都不高，在此略做摘取：
玄言詩雖然成就不高，但在文學史上還是有壹定作用，首先是玄學詩人崇尚自然，常在山水之間體味“道”的玄妙，所以詩中有許多描寫山水的語句，對後來山水詩的形成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其次是道家思想對“意”的追求，所謂“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等玄學審美，促進了對“意”的審美追求，文人在欣賞作品時，常常主動體會作品的言外之意，對後世美學的發展作出了壹定貢獻。
最後是玄學詩註重說理，雖然它本身說理枯燥乏味，但這是壹種新的嘗試，開拓了古代詩歌的表現領域，同時為後來的說理詩寫作提供了經驗。
建安風骨實際上蘊含著樂府的質樸和文人的綺麗兩種發展方向，而西晉文人愈加偏重了對綺靡的追求。及至魏晉易代和西晉內亂對文人的殺戮，導致玄學的興盛和文學的沈寂，自陸機以後，竟無壹人可領袖文壇，直至陶淵明的出現。
陶淵明，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世稱“靖節先生”，其曾祖是東晉名臣陶侃。
東晉時期，門閥制度發展到巔峰，即使是立有大功的陶侃，也被時人蔑稱為“溪狗”，至陶淵明時，更是徹底屬於寒門了。
陶淵明應該是很早就從事農耕勞作，他雖然少有大誌，但對當時的黑暗政治早已看透，對自己的才情與誌向不得施展的現實完全洞悉，轉而產生了深厚的田園情懷。
陶淵明因貧病不得已出仕，又因不願向高位小人折腰，去職而歸。歸田後，他經歷屋宅遇火，甚至貧病乞食都未曾動搖。朝廷征著作郎，他稱病不就；檀道濟勸他出仕，他亦拒絕，甚至檀贈予的粱肉都辭而不受，可謂傲骨不屈。
陶淵明的藝術境界在於其純任自然的思想，以《飲酒》為例：
門閥制度和對文人的屠戮，導致了社會上玄學的盛行和儒家的引退，相對於玄言詩的枯燥，博學的陶淵明卻深諳玄學的真正內涵。當時的山水詩對自然景色還處於觀賞的層面，情與景並不交融，陶淵明卻將自身置身於田園之中，人與自然融為壹體，靜謐祥和的真意，無法用言語來表述，也不需要表述，這就是物我兩忘，天人合壹之境界。
陶淵明辭賦詩文兼善，卻以詩歌成就最高，而詩歌中，又以田園詩的成績，無人出其右者。
相對於玄學所追求的空寂禪趣，陶淵明把田園中的方方面面都寫進詩中，他的詩是生活化的，他的生活也是詩化的，唯其詩中有人，所以不可超越。
除了田園之情，陶淵明的詩中同樣反映了許多生活的艱辛，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和《乞食》：
農耕生活既是反映個人，也是反映當時的社會實情，陶淵明深知農耕生活的辛苦，但仍能堅守信念，實在值得欽佩。
除了上述描繪陶淵明所經歷的作品，陶淵明寫了許多詠懷詩來表達他的所感，如《飲酒》《擬古》《雜詩》《詠三良》《詠貧士》《詠荊軻》《讀山海經》等等。
陶淵明另有歌詠親情、友情乃至愛情的作品，如《歸園田居》其二、《答龐參軍》、《責子》、《閑情賦》等。
《閑情賦》極寫男女情好，講述壹位癡情男子對心上人的思戀，所發“十願”，如此歌詠愛情之作，可謂情感奔放，足見其秉性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