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題作家作品研究
關 鍵 詞經典文本/歷時傳播/文本變遷/《紅巖》/傳播規律
責任編輯王卓
由普通文本形成經典文本的過程其實就是其傳播的過程，傳播學（尤其是經驗學派）往往偏重於將對象置於“***時”空間中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模式對於歷時性特征不明顯的短時傳播研究對象十分有效，但對於歷時性特征比較明顯的長時傳播研究對象，比如經典文本，未必適合。因此必須建立壹個新的研究模式，重點研究其傳播過程中的變遷，發現其傳播規律。姑且將這種註重歷時性的研究模式謂之“歷時傳播研究模式”。
壹、個案研究：對《紅巖》的傳播學分析
（壹）文本起源及變遷
《紅巖》的作者們在解放初曾參加重慶團組織的宣傳工作，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犧牲在集中營裏的烈士們的英雄事跡教育廣大青少年。1957年，他們應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之約，將在各地巡回報告的內容整理為1 萬多字的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發表於《紅旗飄飄》。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59年2 月又出版了經過補充、增訂的單行本。1958年，作者在此基礎上開始構思長篇小說，直到1961年底，才最終以《紅巖》的書名付梓。
《紅巖》壹出，洛陽紙貴。第壹次印刷的文本很快脫銷，1962年加量重印，仍然售罄，1963年就出版了第2版的《紅巖》。據統計，該書到2000年已印刷過59次，總發行量突破1000萬冊。200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策劃“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出版發行了第3版的《紅巖》。2004 年該社又將其作為“電影伴讀中國文學文庫”隆重推出，同時配送2張光盤。除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3版《紅巖》外，以小說形式傳播的其他的“紅巖”文本還有近20種。
在1960年代特殊的文化語境下，小說《紅巖》可謂家喻戶曉，各地文藝團體紛紛就其題材進行改編和演出，話劇、評書、相聲、大鼓、川劇、越劇、豫劇等等無所不有，盛況空前。其中1962年8月，青島話劇團率先將《紅巖》改編為壹部多場次的大型革命歷史舞臺劇，仍取名《紅巖》。1963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還將其演出拍攝成連環畫出版發行。此後，對《紅巖》的改編層出不窮，僅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各種改編劇本就有近百種之多。
“文革”期間，《紅巖》及其改編的文藝作品受到批判。“文革”結束後，隨著1977年《紅巖》小說的再次出版和歌劇《江姐》的重演，“紅巖”文化再次興起。不過在1980和1990年代傳播的“紅巖”文本，主要是1960年代已經出現的，是壹種文本重復式傳播。2000年左右，隨著“紅巖魂形象報告展演”的隆重推出，對“紅巖”文本的改編和傳播不斷創新，並且具有朝視覺化方向發展的特點。
（二）傳播分析
1.傳播主體與傳播內容的變遷
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紅巖”文本的傳播系統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從傳播主體與傳播內容來看，它大致走過了以下三個歷史階段：
第壹，“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性”階段（1960年代）。眾所周知，1960年代的中國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意識被強化到極點。產生於這種政治土壤並在其中衍生的《紅巖》，無需像《雷雨》、《林家鋪子》等非革命題材的經典文本那樣刻意追求便先天性地具有“紅色情結”。
第二，“市民社會的民間利益性”階段（“文革”結束至1990年代末）。“紅巖”文本在這壹階段具有新的傳播特點。由於時代思潮的重大變遷，社會焦點轉向經濟建設，文藝的宣教功能逐漸退化而審美功能凸顯出來。雖然此時的“紅巖”文本的基本內容並無多大變化，但無論傳播者還是受傳者，更關註的是它的審美功能，其革命性已退居次要地位。從社會系統的角度看，此時“紅巖”文本的傳播動因來自民間或葛蘭西所謂的“市民社會”而不再像1960年代那樣來自“政治社會”。
第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階段（2000年至今）。2000年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紅巖”文本的傳播越來越具有商業性——在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改編熱中，“紅巖”題材竟有三家競拍。當然，這些競拍單位絕不像1960年代的《紅巖》傳播者那樣壹心壹意為了宣傳革命誌士的英雄事跡，而是更關心自己的投資能否帶來更多的利潤。2004年“紅巖”題材被開發成電子遊戲《“小蘿蔔頭”的故事》，將“紅巖”傳播推上了赤裸裸的商業運作軌道。
“紅巖”文本這三個階段的傳播特點與阿特休爾在《權力的傳播》（1984年）壹書中的論述不謀而合。阿特休爾在該書中闡述了壹個基本觀點，即所有的傳播從來都不是獨立自主的，它們總是會受到某種權勢的約束和限制，從而成為這種權勢的“吹鼓手”。這些控制傳播的媒介可能是宗教、黨派，商業集團或職業、階級／階層所造成的利益團體等等。阿特休爾進而分析了操縱傳播的四種形式：官方形式、商業形式、利益形式和非正式形式。① “紅巖”文本在第壹階段（1960年代）的傳播，傳播者自覺地將意識形態內容融入文本並將其置於首要地位；在第二階段（1980～1990年代）的傳播則具有明顯的利益形式的特點，傳播者適應時代的需要，滿足大眾對文藝審美的需求；在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具有顯著的商業形式的特點，“紅巖”的母本資源被不斷地發掘和改裝，成為各影視機構、劇團、商業集團、編導、演藝人員等的“搖錢樹”。
2.效果模式的變遷
《紅巖》文本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1961～2000年，僅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母本就有三版，且重印59次，總發行量超過1000萬冊，這在所有經典文本甚至所有出版物中都是首屈壹指的。幾十年來，各種文藝形式對《紅巖》的改編所產生的衍生文本不下300種，其中很多在短時間內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比如1962 年青島話劇團的話劇《紅巖》、1964年空軍政治文工團的歌劇《江姐》以及2000年“紅巖魂形象報告展演”等等。無論從傳播的廣度、深度、效度等方面考察，“紅巖”文本的傳播都是堪稱壹流的。但從歷時性角度考察，“紅巖”文本的傳播效果在不同歷史階段卻具有顯著的差異。與其傳播主體和傳播內容三個歷史階段的變遷相對應，“紅巖”文本大致經歷了三種形態的傳播效果模式：
第壹，強大效果模式（1960年代）。1960年代的受眾由於受集體主義、***產主義教育和階級鬥爭教育的熏陶，對“《紅巖》”這樣的經典文本的傳播根本無抵抗，甚至就是主動接受。顯然，包括《紅巖》文本在內的所有紅色經典作品，由於在特定歷史語境下正確地使用了恰當的傳播技巧，其宣教功能得到了很好的發揮，所以產生了相當理想的傳播效果。可以說，這是壹種“強大效果模式”②（powerful－effects model）的典範。
第二，有限效果模式（“文革”結束至1990年代末）。自從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展開以來，人們思想異常活躍，社會思潮頻頻更叠，為重新審視和評價經典文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礎。“紅巖”文本的受眾中的壹部分較有個性思想的首先分化出來，重新審視和思考“紅巖”文本的主題思想和人物形象，如：江姐的革命有沒有情不得以的私人因素等等。這部分在當年發表“奇談怪論”的人也就是傳播學上所說的“意見領袖”。他們首先將時代思潮中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相關信息融入到對《紅巖》文本的解讀中，然後將這些信息散布到周圍，從而影響他們能夠影響到的群體。對普通受眾而言，文本抵達受眾時，其宣教功能也被弱化而審美功能被強化。由於“意見領袖”的作用，文本的傳播效果比起上壹階段來說降低了許多，但審美功能的有效釋放以及部分受眾懷舊情緒的彰顯，使傳播效果沒有下降到最低。因此，這壹階段的傳播符合“適度效果模式”。③
第三，有限效果模式與適度效果模式***存（2000年至今）。由於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巨大變化為大眾文化的生長和普及提供了十分開闊的空間，現代思潮與後現代思潮雜糅並處、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相互鬥爭又相互融合、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妳來我往、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此消彼長……傳播學理論認為，在受眾和媒介之間存在著壹種被稱作“緩沖體”（buffers）或“過濾器”（filters）的東西，德弗勒將這種“緩沖體”概括為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社會類型（soc ial categories）和社會關系（social relation）三個方面。通過這三個方面的“緩沖”作用，媒介信息到達受眾的力量已大打折扣，因而傳播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了。④ 對於這壹時期的受眾來說，商品經濟浪潮中所建構起來的新的價值觀念對《紅巖》母本構成了強大的“緩沖”和消解作用，從而使其傳播處於“有限效果模式”的狀態。事實上，《紅巖》母本在1990年代以後的銷售量日漸下降，除了被衍生文本帶動或者行政幹預偶爾被傳播外，只是作為經典被少數愛好者或專業人員收藏，多半束之高閣。
“紅巖”文本要繼續傳播，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必須適應大眾文化的要求，融進商業性因素——於是就有了各種各樣的衍生文本。從文本變遷中可以看出，1993年以後的“紅巖”文本幾乎全是衍生文本，它們在人物性格、故事情節、主題思想等方面盡可能融進“當下性”，有的甚至還帶有解構的特征。無論如何，各種衍生文本適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要求，對“紅巖”文本進行了有效的改裝與重組，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與這壹階段的母本傳播的“有限效果模式”相比，衍生文本拉回了更多的受眾，盡可能朝“適度效果模式”的方向努力靠近。
可見，“紅巖”文本自產生以來，其傳播效果走過了從強大效果模式—適度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母本）與適度效果模式（衍生文本）並存三個階段，總體上呈下滑趨勢，這是社會歷史的變遷使然。
3.媒介的變遷
廣義的媒介既指傳播工具，也包括傳播方式。“紅巖”文本的媒介變遷經歷了革命回憶錄、小說、歷史舞臺劇、連環畫、電影、歌劇、革命現代京劇、二人轉、傳奇故事、人物傳記、電視連續劇、形象報告展演、現代舞劇、各種地方劇（如川劇、越劇等）、評書、電影戲曲片、報紙連載與評論、電視專題片、各種音像出版物、電腦網絡等20余種。這在經典文本的傳播中並不多見。現在，該文本已建立起多種媒介互補交叉、立體傳播的格局，各種媒介相互作用使其取得了更好的傳播效果。
上述媒介按介質的自然屬性劃分，大致有四類：紙質媒介（包括書籍、報章雜誌等）、身體媒介（包括各種形式的現場演出）、音像媒介（包括影視、 廣播、VCD、DVD、錄像帶等）、綜合媒介（主要是電腦網絡）。在“紅巖”文本的傳播中，這四類媒介是依次先後出現的，每壹次媒介形式的更新與交叠，意味著傳播速度和傳播效率的不斷提高。我們發現，越到後來，圖像在傳播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傳播的視覺化程度越高。這也是近10年來所有經典文本傳播中的壹個重要特點。
多種媒介立體交叉傳播的優點是可以大大地提高受眾面，但同時也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全面傳播——我稱之為“缺碼傳播”。如果媒介對某壹事件的編碼是全面的、完整的，我們在解碼時才有可能了解和認識事件的全部信息，這叫“全碼傳播”；反之，如果媒介編碼是不全面的、缺失的，我們就只能了解和認識事件的壹部分，這叫“缺碼傳播”。我們先假定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小說《紅巖》是壹種“全碼傳播”，那麽以它為藍本的各種衍生文本就必然是“缺碼傳播”——改編過程中壹定會或多或少地損耗某些信息，個別衍生文本甚至損耗了母本中的精華信息。因此，單壹地依靠某壹種媒介形式來了解、接受和認識某壹經典文本，就很可能受到“缺碼傳播”的限制而對完整文本壹知半解。比如“紅巖”文本，如果妳只看歌劇《江姐》或者舞劇《紅梅贊》或者電視劇《雙槍老太婆》，妳就很可能不了解許曉軒、華子良、劉國誌等其他先烈的英雄事跡。我覺得將《紅巖》開發成電子遊戲《“小蘿蔔頭”的故事》，還不僅僅是壹個經典遊戲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使並不了解全部“紅巖”文本的青少年誤以為遊戲就是“紅巖”的全部，從而誤導和歪曲經典。從壹定程度上說，《紅巖魂》形象報告展演彌補了多年以來“紅巖”文本“缺碼傳播”的局限，所以得到宣傳部門的推崇和廣大受眾的歡迎。在“缺碼傳播”中如何發揮某種媒介的優勢和潛力，並努力構建多種媒介立體交叉的傳播網絡，以便整合多方信息，盡可能追求“全碼傳播”的效果，應是經典文本傳播中壹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二、歷時傳播：經典文本的傳播規律
壹個國家、壹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經典是不幸的，遺忘和拋棄自己的經典更是不幸的。也許正因為如此，經典總是不斷地被搬演和消費著，成為哺育壹代又壹代人的文化食糧。然而，經典在傳播中發生種種變異卻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所能做的，是如何盡可能留住經典中的精華（2004年以來，有關部門要求嚴肅對待紅色經典的改編問題便是捍衛經典的重要舉措）。唯其如此，對經典文本的傳播規律進行探討就顯得緊迫而重要。通過上文的個案研究，筆者以為，經典文本的傳播規律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去描述：
（壹）傳播動因：文本自身的魅力及可傳播性
歷史長河中的所有文本都無可避免地要經過大浪淘沙式的篩選，最後能夠留存下來並得以有效傳播的，才能稱為經典。古典經典文本也好，現代經典文本也好，紅色經典文本也好，新經典文本也好，無壹不是如此。那麽，這些經典文本的傳播動力來自哪裏呢？無外乎兩個方面：壹是文本自身的魅力，二是社會的需求。前者屬於文本傳播系統中相對穩定的動力性因素，是由文本的固有屬性所決定的；後者是文本在與流變著的時代背景中多種可變性條件遇合之後衍生出來的動力性因素。舉例來說，《阿Q正傳》之所以得到有效傳播，首先是因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刻畫以及巧妙的藝術構思等等。但僅此還不夠，還必須有產生於作為傳播內容的文本與作為傳播受眾的讀者（廣義的）之間的壹種默契的關系。因為自五四運動以來，人們壹直在探究中國貧弱落後的思想根源，而《阿Q 正傳》由於深刻地反省、認識和揭示了導致愚弱落後的國民劣根性，正好能為人們提供壹種指向自我的思想批評模式。換句話說，來自社會的需求使它的傳播動因在各個時期總是處於激活的狀態，《紅巖》同樣如此。
（二）傳播形態：文本與媒介的交互式變遷
在歷時傳播中，文本和媒介都會發生壹定程度的變遷，壹般來說，歷時越長，變遷的幅度就越大。而且，歷時傳播中的文本變遷與媒介變遷不是孤立行進的，二者有著明顯的相關性，呈現出相互影響、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顯著特征。這是***時傳播所不具有的。例如上文的《紅巖》，假如僅從***時傳播層面就其某壹階段的傳播來考察，其文本和媒介形式幾乎沒什麽變化；如果從歷時傳播層面就其全部傳播過程來考察，其文本和媒介形式的變化就十分顯著，而且兩者之間交互影響和適應的過程特征也十分明顯。“紅巖”故事從回憶錄到小說、從小說到話劇、歌劇、電影、電視、網絡等等，文本內容與媒介形式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傳播過程的變遷中，文本內容的變化需要借助新的媒介形式來表現，新的媒介形式反過來又要求有新的文本內容與之相適應，文本與媒介相互調適、協調壹致，只有這樣才能取得較好的傳播效果。文本與媒介相互調適的過程，就是以交互式變遷為特征的歷時傳播過程。所有經典文本的所謂“改編”，其實涵蓋了文本內容和媒介形式的雙重變化，即歷時傳播中的交互式變遷。這是壹個動態、呼應、互適的過程。
（三）傳播規模：從單壹形式走向媒介聚合
從總體上看，絕大多數經典文本的傳播規模都是由小到大的，直至形成媒介聚合。壹個文本的傳播在初始時期往往是單壹形式，規模極小，越到後來參與的人員數量越多、環節越復雜、形式越豐富，規模也就越為龐大。尤其是在傳媒發達的時代，經典文本只有建構起壹個多渠道、多形式立體傳播的格局，以媒介聚合的形式實現資源的全方位整合與優化配置，才能取得較好的傳播效果。例如紅色經典歌曲，在1996年之前的單人演唱、單曲傳唱、單公司操作雖然部分曲目也有較好的傳播效果，但沒有形成總體沖擊力；而1996年在眾多歌手參與、大量歌曲集合、多部門多公司協作、引入商業操作模式的條件下，很快在神州大地傳唱，在某些大城市甚至出現了起早貪黑排隊買歌碟的壯觀場面。“紅巖”在改革開放後的“熱”，也是媒介聚合所帶來的傳播效應。眼下，壹些經典文本如唐詩、宋詞、元曲中的經典之作以及莎士比亞戲劇、托爾斯泰小說等由於種種原因，存在被年輕壹代遺忘的危險，長此以往，這些人類發展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壹旦到將來某壹天被社會整體遺忘，對人類社會與其說是莫大的悲哀，毋寧說是壹種巨大的災難。因此，以媒介聚合形式擴大傳播規模，從而實現有效的歷時傳播，應該是“拯救經典”的壹項重要策略。 （四）傳播效果：初始文本的衰微與衍生文本的繁榮
歷時傳播中的文本變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新文本的誕生並不意味著舊文本的消亡。實際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某壹具體文本在特定時期裏存在著新文本與舊文本、初始文本與衍生文本***時傳播的局面。初始文本的傳播總是慢慢衰微，而衍生文本的傳播則漸漸繁榮強大。不過，也有個別情況是衍生文本與初始文本***生***榮。例如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的熱播和VCD／DVD碟的暢銷，同時引發了相應小說的暢銷。新舊文本的***生***榮，也可以說是壹種媒介聚合效應。
另外，對於“紅色經典”而言，還存在壹種特殊的趨勢——從傳統形式到商業形式。從1990年代末至今，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漸淡出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商品經濟／商業經濟慢慢發展壯大，媒介所固有的、潛在的商業屬性被激活，逐漸得到有效的開發和利用，紅色經典文本的傳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時代的商業大潮之中。商業形式是壹柄雙刃劍，壹方面使傳統形式在許可範圍內失效，從而使經典文本的傳播獲取了較強的商業推動力，傳播效度更高，另壹方面，商業性對經典文本的消解又使蘊涵其中的某些精華變質或者流失，在壹定程度上毀損了經典的嚴肅性。因此，在商業形式條件下如何趨利避害，“保護經典”、“拯救經典”成為沈重的課題，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
註釋：
①③④ 轉引自李彬：《傳播學引論》，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頁，第308—309頁，第227—229頁。
② 〔美〕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