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參考這本書 中國流行音樂簡史(1917-1970 ) /product/830279.html 孫蕤，本名孫思溥，中國流行音樂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特聘研究員。1936年生於遼寧開原，1960年畢業於沈陽藥科大學藥學系，退休前為大連醫科大學藥劑學教授。 自幼喜愛中國流行音樂，從少年時代，便開始收集音樂資料 1 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發展史 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的發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歷史。它產生於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壹個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個高峰期。本文將以80年代為重點，簡單敘述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的發展概況。由於中國流行音樂在產生、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將涉及其他類型的歌曲創作情況。 壹、中國現代創作歌曲的發端 中國現代創作歌曲約起始於清末至民國初。清王朝的倒臺，民國的創立所經歷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在此期間，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逐步東漸，並與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既相沖突又逐步結合的態勢。當時已有直接借用外國歌曲的曲調填詞作為軍歌及學堂歌曲的現象，如：《中國男兒》（石更填詞）、《漢族歷史歌》（王引才填詞）等。這可說是西方音樂因素為我所用的開始。 中國初期的創作歌曲是自蕭友梅、黃自、青主、李叔同、趙元任等人開始的。 蕭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樂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壹。《問》、《卿雲歌》是他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雖有濃重的外國音樂的影響，但已開始註意吸收中國傳統音樂的因素。 黃自是受過系統的西方訓練的作曲家，在歌曲創作上的成就較高，《天倫歌》、《玫瑰三願》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趙元任的《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東去》、《我住長江頭》，陳嘯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現代創作歌曲初期湧現的優秀作品。 在這壹時期，西方音樂文化通過留學西洋的音樂工作者介紹到我國，音樂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壹個部分影響了民眾。同時，以大中城市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漸形成。這些都為中國現代歌曲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現代創作歌曲的發端期，有兩個明顯的特征已經出現，即壹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鑒西方歌曲創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壹方面，中國傳統音樂，特別是民間音樂的基質也在創作中顯露出來。這種情況大體上規定了日後歌曲創作的方向。 二、中國流行音樂奠基人－黎錦暉 黎錦暉（1891－1967）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奠基人。 黎錦暉生於湖南湘潭，自幼學習古琴和彈撥樂器。家鄉民間音樂和當地流行的湘劇、花鼓戲、漢劇等戲劇音樂對他影響至深。1927年，他創辦了“中華歌舞學校”，後又組建“中華歌舞團”。1929年組織“明月歌舞團”，並到全國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團”並入聯華影業公司。1949年後，他在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擔任作曲，1967年逝世於上海。 黎錦暉青年時代醉心於新音樂運動，主張新音樂與新文學運動攜手***進。基於這種認識，他創作了大量兒童歌劇、歌舞及歌曲。這些作品，不僅在大陸風靡壹時，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傳極廣。這個時期的作品大多以保護兒童創造才能、反對封建教育為主題，文字通俗易懂，音樂語言簡練、生動、明快，繼承和發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導的學堂樂歌的傳統。同時，他又是運用民間音樂素材的能手。在這些兒童歌曲裏，民歌、小調、曲牌等均成為創作的素材。在歌曲創作民族化方面，黎錦暉無疑是壹個先行者。 繼兒童歌舞之後，黎錦暉轉入了流行音樂的創作。《毛毛雨》、《妹妹我愛妳》是他早期的流行音樂作品，標誌著中國流行歌曲的誕生。 黎錦暉轉入流行音樂創作並獲得了成功有其相應的社會背景。當時的上海已具備資本主義商業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別是美國流行音樂通過舞廳、電影、廣播等媒介流入中國。市民階層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現對流行音樂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樂便是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1928年，黎錦暉率“中華歌舞團”去香港、泰國、印尼、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與他的兒童歌舞壹起成為主要節目。1929年，由於經費困難滯留於新加坡無法回國，他遂接受壹家書局的訂貨，短期內編寫了壹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別快車》等歌曲即成於此時，大獲成功。 “明月歌舞團”是中國流行樂發展中壹個重要團體。中國第壹代歌星如周璇、白虹、嚴華，流行音樂作家如黎錦光、姚敏都在這個團裏。聶耳也是從這裏走上音樂創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間，黎錦暉還為《人間仙子》等十幾部電影配樂，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時，他也搞舞廳音樂，把民間旋律爵士化。當時的“百代”、“勝利”等唱片公司大量錄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錦暉的流行音樂創作奠定了中國流行音樂的基本風格，即民間旋律與西洋舞曲節奏相結合。在當時，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國爵士樂的風格。上舉《毛毛雨》、《桃花紅》、《特別快車》等作品格調不高，有的相當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級趣味，當時即受到廣泛批評。聶耳就曾撰文斥責這些作品。可以說，中國流行音樂起步之初並沒有走壹條健康之路。除內容平庸外，音樂上的粗制濫造，演唱上的賣弄風情、嗲聲嗲氣都為其後的發展帶來了不好的影響。但他在處理流行音樂中外來形式與民族傳統關系上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後人借鑒的。 三、救亡群眾歌曲創作及進步音樂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創作 1931年“九壹八”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事實造成民族危機感的空前高漲。伴隨著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群眾性的救亡歌詠活動。廣大進步音樂工作者創作了大批救亡歌曲。從而奠了我國歌曲創作的另壹走向。 聶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兩年左右的時間裏，他所寫的30余首歌曲絕大部分是廣為流傳的成功之作。《畢業歌》、《新女性》、《開路先鋒》、《義勇軍進行曲》是他在進行曲方面具有開拓性貢獻的作品。《飛花歌》、《塞外村女》等則是民歌風抒情歌曲中很有特點的作品。 在救亡歌詠活動中，還可以舉出像《大刀進行曲》（麥新詞曲）、《到敵人後方去》（冼星海曲）、《遊擊隊歌》（賀綠汀詞曲）等進行曲風格的歌曲。這壹時期奠定的進行曲風格的群眾歌曲（日後稱為隊列歌曲）已表現出成熟的中國民族特點，如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聲音階為主；旋律多級進，富於抒情性等等。 與此同時，進步音樂工作者也介入了以電影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樂創作活動。如聶耳的《告別南洋》、《梅娘曲》、《鐵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漁光曲》、《王老五》，賀綠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漢光詞）、《春天裏》（關露、賀綠汀詞）、《秋水伊人》及劉雪庵的《何日君再來》（貝林詞）等都是為進步電影所作的插曲。 總之，到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的歌曲創作除少數藝術歌曲外，大致可分為兩支。壹支是以黎錦暉為代表的流行音樂，另壹支是以聶耳、冼星海等人為代表的群眾性歌曲。流行音樂以西方流行音樂形式為藍本，寫作上則有民歌化與西產大小調式化的兩種趨向，群眾性歌曲以西方進行曲及民歌為藍本，寫作上則有民歌化和進行曲化的兩種趨向。至此完成的類型分化奠定了日後群眾性歌曲創作的基本態勢。 四、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流行音樂和群眾歌曲創作 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的敵偽統治者十分重視流行歌曲的宣傳作用。偽滿時期，著名歌星李香蘭曾成為流行音樂的風雲人物。 李香蘭本為日本人，生於中國，本名山口淑子。戰後回到日本，入政界為日本參議員。她在抗戰期間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滿州姑娘》、《戒煙歌》、《支那之夜》、《蘇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宣揚“東亞***存”為主旨，在當時產生過惡劣影響，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對。 當時活躍的中國流行音樂作曲家有黎錦光、陳歌辛、姚敏、梁樂音、嚴工上等人。其中影響最大的為黎錦光和陳歌辛。黎錦光的代表作有《夜來香》、《五月的風》、《瘋狂世界》、《采檳榔》等；陳歌辛的代表作有《薔薇處處開》、《漁家女》、《戀之火》、《高崗上》等等。 在這壹時期，中國流行音樂沒有太重要的成就和發展。除技術上的某些進步外，整體風格沒有超過早期的格局。 總的來看，中國流行音樂從產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發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進行的。由於特定歷史環境的限制，它的發展是不完善的。壹方面，它帶有濃重的殖民地氣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軟弱；另壹方面，由於不發達的社會經濟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數不多的小資產階級及市民階層。作品題材狹窄，制作技術粗糙。這決定了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必將經歷壹條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戰爭以來，以延安為中心的進步音樂工作者繼續沿著救亡歌詠活動的方向發展創作。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光未然詞）、鄭律成的《延安頌》（莫耶詞）、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還有《軍民大生產》、《南泥灣》以及歌劇《白毛女》、《劉胡蘭》等作品的誕生都顯示出生氣勃勃的發展趨勢。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又出現了《解放區的天》、《山那邊好地方》、《咱們工人有力量》和《勝利進行曲》等優秀歌曲。 五、新中國建國後17年間的創作歌曲 隨著全國解放，群眾歌曲領域形成了壹支陣容強盛的創作隊伍。自《歌唱祖國》到《我們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賢、傅庚辰等作曲家在進行曲創作中大獲成就，李劫夫尤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訶、生茂、傅林、遇秋、呂遠等部隊作家在新民歌創作上顯示了很強的實力；雷振邦、石夫則在少數民族音樂素材的運用上有獨到之功。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長征》組歌、歌劇《洪湖赤衛隊》、《江姐》、《紅霞》等大型聲樂作品中的選曲也在群眾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總的說來，這壹時期的歌曲創作，特別是群眾歌曲的創作，呈現著良好的態勢。合唱、齊唱、獨唱、重唱、表演唱等體裁形式均有佳作。當屬我國歌曲創作的又壹個繁榮時期。 這壹時期仍以進行曲與新民歌創作為主，其中進行曲逐漸偏重於抒情性（如《壹代壹代往下傳》）。新民歌創作則有以民間素材變化發展（如《花兒為什麽這樣紅》）和在民間音樂基礎上再創作（如《克拉瑪依之歌》）兩種趨向。此外，圓舞曲（如《我愛祖國的藍天》）、說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兒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們心中的太陽》（喬羽詞、沈亞威曲）為代表的頌歌類大型抒情歌曲發展成為獨具壹格的體裁。各種風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顯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區的民間音樂為基礎，或以少數民族音樂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樂隊，或用管弦樂隊，手法比較傳統。廣播電臺是最主要的傳播媒介，群眾性集體歌詠是最普遍的音樂生活方式。 這壹時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與美聲相結合的唱法為軸心，產生了像賈世駿、馬玉濤、王昆、郭蘭英、郭頌、胡松華、呂文科等壹批深受群眾喜愛的歌唱演員。這壹時期的優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兩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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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資源
貴州是中國的能源大省，水、電、煤，尤其是水煤互為助力。。“黔電東送”是中國南方電網“西電東送”的主力軍。貴州河流數量眾多，長度超過10公裏的河流有984條。2002年，全省河流流量達到114.52億立方米。貴州河流的山地特征明顯。大部分河流上遊河谷寬闊，水流平緩，水量小。山谷中遊交錯成束，水流湍急；下遊河谷深窄，水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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