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地處黃河中遊,陜北高原南部,東隔黃河,與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嶺為界,與甘肅省接壤;北靠本省愉林地區;南接我省渭南,銅川,鹹陽三市.地理位置為東經107度41分至東經110度31分.北緯35度21分至北緯37度31分之間,市區南北直線距離239.12千米,東西間距257.85公裏.本地區有很好的植被覆蓋,延安有森林2769.9萬畝.森林覆蓋率為42.9%,有天然草場1856.9萬畝,中草藥品種約500余種.全市已探明 礦產10多種,其中煤炭儲量71億噸,石油4.3億噸,天然氣儲量33億立方米,紫沙陶土5000多萬噸. 延安,廣義上是指延安市所轄的13個縣(區),既寶塔區,延長縣,延川縣,子長縣,安塞縣,誌丹縣,吳旗縣,甘泉縣,富縣,洛川縣,宜川縣,和黃陵縣.總面積37037平方公裏,常住人口205.59萬人,其中城市人口59.64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55.5人.平均海拔1000米,平均降水量500毫米,無霜期平均170天,在氣候上屬於大陸性幹旱半幹旱氣候.我們通常說的延安,就是指廣義上的延安.
狹義上的延安就是指今日的寶塔區,是延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陜北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全區土地總面積3556平方公裏,總人口33.19萬人(農業人口19.87萬)人均耕地面積2.48畝.1982年被國務院發布為全國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壹.1992,1994,1996,2000年被民政部.軍委總政治部命名為全國雙擁”模範城.延安位於”兩黃兩聖”所構築的陜西北線旅遊”金三角”的頂端.優秀文化積澱豐厚,所以延安又是壹座旅遊名城,有”中國革命博物館城”之美譽.
延安古稱延州，歷來是陜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城區處於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匯之處的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有“塞上咽喉”、“軍事重鎮”之稱，被譽為“三秦鎖鑰，五路襟喉”。延安之名，始出於隋。1937年，中***中央進駐，同年設延安市，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1949年，改稱縣，1972年，再設市至今，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壹。
延安市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天然次生林163萬畝，木材蓄積量308萬立方米；以甘草、五加皮、寄生、牛蒡子、柴胡為主的中藥材近200種；有豹、狼、石雞、杜鵑等獸類、鳥類100余種；而且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適生作物品種多，具有發展種植業、畜牧業、林果業的良好條件。除小麥、玉米、谷子、蕎麥、黃豆、綠豆、紅豆等糧食作物外，還盛產烤煙、蔬菜、花生、瓜類、薯類等經濟作物。
地處黃河中遊的延安，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相傳人類始祖黃帝曾居住在這壹帶，“三黃壹聖”(黃帝陵廟、黃河壺口瀑布、黃土風情文化、革命聖地)享譽中外，為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全市有歷史文物保護景點848處，有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群洞18個，石窟寺14處，有建於唐代的寶塔山等12處古建築，有革命舊址6處。目前可供遊覽的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7處，年接待中外遊客70萬人次。近年來，大力開發旅遊業，恢復了摘星樓、烽火臺、摩崖石刻等50多處景點，“天然公園”萬花山新增200畝牡丹，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萬花山“四山”森林覆蓋率達55.4%，被國家林業部批準建設國家級森林公園。
來自紅色之路的感動
——本報“重走延安路”系列采訪活動劄記
“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4月上旬，當《中國藝術報》重走延安路采訪組陜西分隊到達延安,寶塔山真的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這句詩，夢想終於成真。山西分隊在太行山區、河北分隊在西柏坡、貴州分隊
在遵義，同樣感受到延安精神的無處不在。半個月時間裏，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在聖地延安、在巍巍太行、在西柏坡、在遵義深入采訪，挖掘《講話》發表60周年以來的珍貴記憶，采擷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神州大地所孕育的藝術之花，尋訪那些在民間流傳的關於藝術、關於偉人、關於革命的動人故事。從4月5日開始到6月初，我們推出了“重走延安路”系列報道，***推出通訊、消息、圖片等各類報道近40篇和專版5個。這些報道刊出後，采訪組的同事們覺得十分安慰，因為我們深入了生活，記錄了歷史，見證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在中國與時俱進的變遷。但我們也覺得遺憾，因為篇幅的限制，采訪過程中許多生動的故事，無法容納在報道中。時間雖然過去兩個月，但是這些細節卻不斷地在我們的腦海中回放。今天，我們願意為大家講述這些深深印在我們腦海中的細節，讓我們分享感動。
毛澤東伏在這張小炕桌上寫出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
我們為前輩艱苦奮鬥的精神所感動。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毛澤東這大氣磅礴的詩句，我們曾無數次地反復吟誦。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毛澤東竟然是伏在農家的小炕桌上寫就這首詞的。當我們在瓦窯堡聽人介紹了這張小炕桌，當我們終於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第二展廳“紅軍東征”部分與這張小炕桌相逢，我們永遠地記住了它。年輕的講解員介紹說，1936年2月5日，毛澤東、彭德懷率領東征部隊來到了清澗縣袁家溝，住在農民白育才家中。為了方便毛澤東晚上辦公，房東主動將這張小炕桌搬來。2月6日，陜北普降瑞雪，袁家溝的山山嶺嶺都籠罩在皚皚白雪中。毛澤東觸景生情，浮想聯翩，於2月7日趴在這張小炕桌上寫下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毛澤東離開袁家溝後，房東將這張小炕桌精心保管，並作為傳家寶傳給後代。 1972年6月，延安革命紀念館征集到這張小炕桌，開始將它作為重要展品陳列展出。講解員深情講述的這壹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讓我們永遠記住了小炕桌，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沁園春·雪》的思想內涵，也讓我們為毛澤東艱苦奮鬥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贊嘆不已。
這樣的樂觀與豪情也體現在陳毅的詩篇中。在采訪延安市文聯的藝術家時，大家不經意地提到陳毅贊美清涼山的詩篇。他們介紹說，位於延安城東北方向的清涼山，不僅是名勝古跡薈萃之地，也是延安時期新聞出版機構的集中之地。新華社、《解放日報》、中央印刷廠、新華廣播電臺都設在這裏。黨中央的聲音通過通訊社、報紙、電臺迅速傳遍抗日根據地，並通過由英國友人林邁可指導建立的英語廣播部傳向世界。因此，清涼山就成了延安與外界聯系的橋梁。陳毅有感於此，賦詩壹首：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幹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後來，在與當地藝術家座談時，也有不少人提到這首詩。革命前輩不畏艱辛、執著追求的精神盡在詩中。
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我們也感受到革命者在困境中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和豪邁的詩情。在紀念館中，我們看到了朱德離開自己戰鬥了3年的太行前線回延安之前寫的壹首詩：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壹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經過浴血奮戰、千難萬險考驗的朱德，依然意氣風發，對革命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心。
當然，並不僅僅是炮火硝煙中的革命者才有這樣的情懷。對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壹樣面臨著艱苦環境的考驗，並且交出了優秀的答卷。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後面的山坡上，有壹間低矮、促狹的平房。聽了延安市文聯的同誌介紹，我們才知道，這間不起眼的小平房，就是當年冼星海為《黃河大合唱》譜曲的地方。在低矮的屋頂下，在簡陋得近乎於無的條件下，冼星海以他的靈氣、才情和熱愛，寫下了撼人心魄的《黃河大合唱》。
“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我們為藝術家與延安、與人民的深情所感動。
在陜西，我們通過采訪前去采風和慰問演出的藝術家和當地文藝界人士的介紹，了解了壹位位藝術家與延安的動人故事。
在北京采訪著名畫家張仃時，我們專門給他捎去了從延安帶回來的大棗和小米，這個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老人十分高興，似乎延安的生活就在眼前。
對電影藝術家於藍來說，延安不是遙不可及的夢，而是慈愛可親的母親。“延安是我的母親，1938年，我18歲那年就投向了她的懷抱。我吃過延安的小米，喝過延河的水，更重要的是，我和延安人民壹起接受黨的教育。《講話》指引了我的壹生，教會了我為人民服務的本領，使我的壹生充滿快樂。”當壹個人的青春、事業乃至愛情都與延安緊緊相連時，那將是壹種怎樣刻骨銘心的記憶？從年逾80的於藍的臉上，從她那激情難捺的言語間，我們找到了答案。
同樣對延安滿懷深情的畫家李琦，則以另壹種方式表達著自己的情感。在延安清涼山腳下的解放影劇院前，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劇場走去的李琦駐足不前，凝望著前方籠罩在暮色中的寶塔山，陷入了沈思。此情此景，站在他的身旁，我們不知道這位9歲就來到延安並在這裏度過了9個年頭的老人，記憶中珍藏著多少年少的快樂與無憂。他只是輕聲告訴我們，更像在自言自語：“每次來延安，我都要好好看看寶塔山……”
令我們難忘的，還有歌唱家郭蘭英在楊家嶺與延安老鄉壹起扭秧歌的情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郭蘭英和壹位頭紮白羊肚手巾、挎著腰鼓的當地農民扭起了秧歌。在大家的掌聲中，郭蘭英深情地唱起了《繡金匾》，當唱到“三繡周總理……”時，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哽咽得唱不下去。郭蘭英邊擦著臉上的淚水邊說：“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當中國文聯黨組書記李樹文、副書記覃誌剛與赴延安采風的老文藝家來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說，我們在《講話》發源地照張相吧。這壹張合影，大家的感情非常投入，因為大家要把它當做永遠的珍藏。
陜西省文聯主席、從延安走來的著名作家李若冰說起延安，臉上浮起的是少年般開心的笑容。他始終心懷延安，稱延安是自己的母親，是他的生命之泉。“寫那些關於延安的詩，我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歷經種種生活磨難的著名作家胡征，在西安的家中接受我們采訪時，說得最多的是對延安的深情和對藝術的熱愛，而絕口不提生活對他的不公。延安時期的音樂家曾剛也時常惦念著延安。他在壹首名為《念延安》的詩中寫道：陜北山河秀，延安同誌親。離家常惦念，夢裏也牽情。並將這首詩置於詩集《心聲錄》的開篇，對延安的深情躍然紙上。聽說采訪與《講話》有關，延安時期的藝術家張炎手、汪素華夫婦，馬上打車趕到我們正在采訪的韓維琴、常美容夫婦家中，兩對延安時期的藝術家，給我們講起延安的故事時，仿佛又回到了年輕時期。有意思的是，退休後的韓維琴和其他壹些老戰友，把當年由兩個人演出的《兄妹開荒》改為由十男十女來表演，很受歡迎，並壹舉奪得首屆中老年健身舞蹈大賽壹等獎——“蘭花獎”。老人們說，雖然節目形式變了，但《兄妹開荒》所蘊涵的延安精神沒有變。
在河北石家莊，當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員、如今已經85歲高齡並臥病在床的著名作曲家張魯壹說起延安就打開了話匣子，采訪時間由原定的半個小時延長為兩個小時，讓我們采訪能否順利進行的擔心顯得多余。而張魯已經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並且在我們到達石家莊前壹天不慎摔傷了腿。面對後輩關於延安、關於《講話》的提問，張魯顯得十分興奮，如見故人。我們知道，我們的采訪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應該感謝的是革命聖地延安，以及張魯對延安的深情。
在貴州習水三岔河，幾個苗族小朋友唱著動聽的山歌、跳著苗族的舞蹈，為我們獻上美酒。遵義舞協副主席王瑚玫在與其中壹個小女孩的交談中，得知她家境貧寒，當場決定捐助她。本報記者深受感動，也認捐了壹個女孩。但是，當地民政部門的同誌建議本報記者換壹個捐贈對象，因為這兩個女孩是姐妹，如果換壹個，可以使更多的家庭得到幫助。本報記者馬上表示，不用換，我認捐兩個！有關部門當即決定現場搞壹個儀式，儀式上，本報記者認捐的那個女孩壹直不說話。但當記者將捐助款交到她手中，她突然跪在記者的面前。記者被震驚了，趕緊將她扶起，勉勵她好好學習，爭取將來成為棟梁之材。此時記者發現，同行的壹些文藝家已經落淚。後來同行的人們笑談，年輕的本報記者還沒結婚居然有了 兩個孩子，可謂“拉家帶口”矣。
老人以畢生精力收集關於延安的資料
我們為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人們心中形成壹種天然的自覺傳承而感動。
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我們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曾經給毛澤東鬧過秧歌拜過年的兩個老漢。當68歲的賈宜策老漢和88歲的馮誌成老漢出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講述當年給毛主席鬧秧歌拜年的情景時，我們感到歷史如在眼前。據說，賈宜策老漢經常到魯迅藝術學院舊址來，給遊人講述當年的故事。正是這種講述，讓我們感到了活生生的歷史，讓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不知不覺中傳承下來。而當賈宜策老漢唱起他自己創作的兩首《送給江主席的歌》時，我們發現，哪怕就是在最普通的這些老漢中間，延安精神也註入了新鮮的時代內容。
“小小紡車吱扭扭轉，搖起了那個紡車紡線線；別看這紡車小呀，力量大無邊，邊區鬧生產，打碎敵人封鎖線……”在棗園，在楊家嶺，年輕的講解員為我們唱起了反映邊區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紡線謠》。大家也跟著唱起來。唱起來的是歌謠，留下來的是精神。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身著軍服的講解員田悅慧也為我們唱起了《武鄉開花調》。在隨後的講解中，她多次哽咽。講到左權在做父親不久就犧牲了時，她禁不住潸然淚下。而我們當中，多數人也早已經眼圈發紅，噙滿淚水。我們隨機采訪了壹位年輕遊客：妳感動嗎？他說，這樣的時候感動是很蒼白的詞語，我內心的感受無法用語言表達。畢業於山西忻州師範學校的田悅慧如今是該館最優秀的講解員，為了提高講解質量，她到全國各地采訪老將軍、老戰士，購買有關書籍。當壹個年輕人以講解革命傳統為職業，並將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入到講解中去時，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延續。
劉偉華是延安市延川縣壹個以自己的畢生精力收集跟延安有關的壹切資料的老人。當我們慕名來到劉偉華的家中，才發現這根本不能算是壹個家。幾平方米的壹個傳達室裏，除了壹張床，就是滿墻、滿地的資料，各種有關延安的專題資料，擠在破舊的書櫃裏，等待著人們來發掘。近年來，不少延安時期的著名藝術家都來找他幫忙，復印資料，而他也是有求必應。雖然經濟困難，家裏人也不熱心，住房也沒有著落，但是劉偉華依然投入全部心血繼續收集整理延安資料。當記者贊嘆他的資料是壹個寶庫時，他說，我就是喜歡這個，希望延安時期的資料不要越來越少。
而在貴州紅軍壹渡赤水河渡口所在地土城鎮，當地六七十歲的老阿婆自發地組織起來，穿上紅軍軍服，又唱又跳，給外來的遊客義務講述紅軍的故事。她們把這當作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壹部分。從她們略顯蒼老的歌聲中，我們聽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這就是後來者對傳統的理解，和建立在情感認同基礎上的自覺的傳承。
“什麽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
我們為民間深厚的藝術底蘊而感動。
當老伴用驢拉的地排車，趕了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將66歲的延川剪紙大師高鳳蓮送到縣城接受我們的采訪時，我們被深深打動了。當她壹邊說話壹邊剪出壹匹匹活生生的馬時，我們只有驚嘆。當她用壹句“就是喜歡剪，拉著牲口就剪牲口，下著雪花就剪雪花”來回答我們的提問，當延川著名的布堆畫家馮山雲發表“為什麽剪得好？就是因為用心剪，沒成名之前用心剪，成名之後還用心剪”、“什麽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畫完了之後妳最好跟農民探討，農民的評論那叫壹個精彩”、“女人剪紙是生命的藝術，男人剪紙是生存的藝術”等評論，我們禁不住感嘆：與這些地地道道的民間藝術家相比，我們對藝術、對生活的理解還差得很遠。這些其貌不揚的人們，才是真正的大師。
更加讓人稱奇的，是由延川縣文聯主辦的壹張小報《山花》。這張小報自20世紀70年代創辦以來，已經連續出版近200期。“文革”之後，由《山花》報編輯的詩集《延安山花》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發行達到28萬冊，並由香港三聯出版社重印，向海外發行。幾十年來，《山花》***采用稿件近5000篇，海內外不少報刊曾轉載《山花》的作品。《山花》不僅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而且還將路遙、聞頻、陶正等壹大批後來的著名作家團結在《山花》的周圍，創造了“山花奇跡”。這是黃河與黃土地所孕育的壹朵民間的文藝山花，正是因為它紮根生活，所以才常開不敗。
在赤水四洞溝，陪伴我們的30多歲農民王德華，壹路不停地為我們唱山歌，青山綠水間，他的歌聲打動人心。同時，他還隨手拾起路邊倒伏的竹子，根本不借助其他工具，而是用手把竹子撕成細細的篾條，給我們編出了各種充滿想象力的竹編工藝品。
生活，真的是藝術的源泉；藝術，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而生長在民間的藝術，永遠值得我們用生命去體會。
生活，永遠值得我們感恩。
大家都願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壹點事
我們為大家的鼎力相助而感動。
中國文聯黨組領導對我們“重走延安路”整個采訪方案給予了大力支持，並提醒我們要註意安全，多向地方的同誌們學習。陜西省委副書記張保慶對我們深入壹線采訪的做法十分肯定；陜西省文聯黨組對我們的采訪給予了大力支持；陜西省文聯副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本報陜西記者站站長蕭雲儒不僅事先幫我們策劃選題、聯系采訪對象、落實采訪用車，而且還壹路陪同我們到延安采訪；陜西省文聯辦公室主任、本報駐陜西記者黃道峻全程陪同采訪，為我們做了大量繁雜的事務性工作；延安市委副書記張勛倉、忽培元在接待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依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張勛倉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圖片；延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曹振乾、延安市文聯主席艾生以及壹大批延安的藝術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延川縣委副書記高鳳蘭在很短的時間裏就為我們組織了當地各門類藝術家的座談會；延安歷史資料收集者劉偉華無償給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延安電視臺的同行對我們的采訪活動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並於“5·23”前夕播放了專題片。本報河北記者站站長張從海和西柏坡紀念館副館長陳宋良等也為我們的采訪提供了重要幫助。山西焦煤集團黨委書記薛山、副書記李瑞林，山西靈石縣煤運公司總經理張建新、辦公室主任王洪亮，山西長治農行行長牛子良等給本報記者的山西之行提供了大量幫助。而山西武鄉農行副行長孫晉剛始終陪伴我們顛簸在太行山區的崎嶇山路中，不辭辛勞，讓我們深深感動。
所有這壹切，我們不會忘記。而我們之所以得到這麽多關心和幫助，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采訪的主題：重走延安路。大家都希望我們的采訪獲得成功，都願意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壹點事情。
“這是我記者生涯中壹段難忘的經歷，在我的生命中也有重要意義。”采訪組壹位剛剛畢業壹年的年輕記者這樣說。她的話也代表了我們采訪組所有同事的心聲。我們在那些用壹生去追求理想的前輩身上感受到了對生活的熱愛、對藝術的真誠、對信仰的執著。毛主席要求文藝工作者“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走向廣闊的生活。本報所在地是鄧小平同誌親筆題寫的“文苑”。我們從采風中得到的啟示是：作為從事文藝新聞報道的記者，也應該“走出小文苑，走向大文苑”，去捕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文藝事業的精彩和文藝家在實踐“三個代表”、發展先進文化過程中的身影，為傳播先進文化做出自己應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