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以受器，器以藏禮”，中國的青銅器早期是生產工具，後來就主要發揮了禮器的功能，與古代的禮樂制度融為壹體，既成為了溝通人與神的媒介，又成為了社會關系和政治的象征物。
在近幾十年來，中國光正規出土的青銅器，都已經超過了十萬件。
其中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銅禮器－司母戊鼎（現稱後母戊鼎）作為青銅器的代表作，更是被當作“鎮國之寶”，受到海內外無數人追捧，享有極高的美譽。
司母戊鼎因其鼎腹內壁上鑄有“後母戊”三字而得名，用陶範法制造而成，至少花費了壹千公斤以上的原料，其中銅、錫、鉛的含量分別為84.77%、11.64%、2.79%，反映了商周時青銅鑄造技術的極高水平。由此斷定，當時的采礦和冶煉業已經十分發達。
現在發現的商周時期銅礦遺址大部分都是分布在火成巖和大理巖的接觸帶上，因為這種地勢的氧化礦集中又方便采集，比較符合古代人們的需求。
值得註意的是，這種銅礦通常是壹種顏色碧綠，紋理類似孔雀的氧化礦“孔雀石”。孔雀石含銅量很高，只要加熱到1000度左右就可以練出銅，它又通常和自然銅壹起出現，可能就是古人最早用於冶煉的銅礦石。
石器時代的人們在生活中需要尋找石料並進行加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自然就會發現自然銅和銅礦石。當他們發展到會制作和使用陶器時，就自然會開始發展銅的采冶和鑄造。
早期人們對青銅器燒鑄的方式就是來自於燒制陶器的經驗，他們已經在制造陶器的時候積累了諸如應該使用什麽溫度、哪些材料耐火易燃、怎樣塑造形態等知識。
這種說法的依據是燒陶的溫度和銅的熔點很接近，陶膜用具也可以直接用來鑄銅，兩者使用的燃料也是壹樣的。所以古人很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漸學會了銅的冶煉。
春秋時期的冶煉技術經過了商朝和西周的發展，已經十分成熟。不僅發展出了配礦技術，能夠將渣滓的含銅率降到0.7%，還出現了銅鐵合鑄，著名的“中華第壹劍”就是至今發現最早的人工冶鐵作品。
很顯然，技術是作品的基礎，沒有逐漸發達的采礦和冶煉業，青銅器就不會在那個時代出現數量如此之多，價值如此之高的盛況。
在幾百上千年的發展中，青銅器從最開始的生產工具逐漸衍生出其他的作用，特別是在禮器方面，可謂將器物的價值和人的信仰融為壹體。而對於現代研究青銅器的學者而言，其所刻銘文作為壹種文化媒介的功能更是極具特色。
1、禮器
《墨子 ·明鬼 》說：“故古聖王治天下也 ，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
因為特定社會環境的問題，商周時期的宗教色彩十分濃厚，人們因為對神的崇拜和尊重而非常註重祭祀。
青銅鼎就是與神溝通的最重要的媒介物，用於獲得神的啟示來指導人的活動。商朝人普遍具有圖騰信仰，相信獸面和眼睛的神奇力量，所以青銅鼎上常繪有獸面紋並突出眼睛。青銅禮器的形制和材質也同樣是為了更好完成這種溝通。
到了周朝，這種迷信程度其實有壹定的減弱，在周朝青銅器的功能已經逐漸從“神器”演變到普通的祭祀和文字記錄。 《禮 記 ·表記 》 中說 ：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後禮”，而“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青銅禮器可以說從宗教領悟邁入了政治領悟和社會領悟，象征性被傳播性所取代。
事實上到了周朝，許多商朝的青銅紋飾也都被否定掉了，並且衍生出了新的紋飾，比如說環帶紋、竊曲紋、重環紋、波曲紋、鳳鳥紋和瓦紋。為什麽會發生這種變化？因為社會的發展讓人們的崇拜對象有了改變。並不是說周朝已經逐漸失去了宗教信仰，而是因為人類進壹步強大了，已經沒有什麽動物是人類的敵人，人們需要的，不再是實物信仰，而是超現實的虛幻的代表物。
2、媒介
銘文絕對是中國青銅器的壹大特色。《公羊 》 疏引 閔因敘 日： “昔 孔 子受 端 門之 命 ，制 《春秋 》 之義 ，使子 夏 等 十 四人 求 周史 記 ，得二 十國寶書 。” 這裏的“寶書”就是指銘文。
當青銅器的祭祀功能下降時，它的銘文作用自然就上升了，甚至從而產生了歷史的性質。《左傳》裏就有記載將刑法刻在青銅鼎上的記錄，除了青銅器更加堅硬，保存時間更長，也是因為青銅器本身就有壹定的神聖和權威性質。
墨子就不僅認同青銅器的書寫功能，還認為 “鏤於金石 ”的信息比起其他記載方式更加重要。因為青銅器還具備了紀念碑式的意義，有些青銅器就會專門記載某些人某些時候的戰功，可以長久的展示生者的榮耀。
青銅器作為禮器和作為媒介的功能之間是有所***通性的。前者跨越了空間障礙，後者跨越了時間障礙，作為壹種帶有“永恒”概念的存在而受到古代人民的喜愛。
青銅器所承載的歷史信息和文化記憶是經得起時光的侵蝕和歲月的考驗的，所以它才始終對中華文明的延續始終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
1、禮樂制度的形成
青銅器因作為“禮器”而得以發展，而禮樂制度正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認為“符號和儀式是傳播文化觀的思想核心，如果人類行動是壹種文本，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是解讀這種文本。”青銅器就是中國禮樂文化的文本，它是由抽象的“思想”轉變成具體的“實物”的，圍繞著它的禮樂儀式就是“符號”的互動和實施。
在商周時期的用鼎制度就是禮制的核心內容，成為了規範人們社會行為的壹種法則。
2、漢字文化的推進
“以銅器記載文字，自商至漢陸續不絕”，中華文化以文字為基礎，而文字早期的傳播和普及則以青銅器作為媒介。
周朝取代商朝後就繼承了商朝的漢字，周天子經常性的“贈器”行為又擴大了漢字的使用範圍。後來也是因為青銅器刻字技術的廣泛流傳，才出現了春秋時代將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全部攘括在內的龐大的漢字文化圈。
3、政治權利的宣示
政治傳播包括了政治溝通、政治宣傳和政治合法性建構。青銅器的創造是轉換自然資源的過程，在知識貧乏的時代，能夠掌握這壹過程的個人最容易被賦予“神性”，也就最容易獲得至高的聲望。
政治社會學者本頓將權利分為“植人權利”和“施加權力”，青銅器就是同時發揮了這兩種功能的。因為青銅器既是占有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壹種顯示，又是政治秩序的壹種控制機制。
青銅器所在的時代都是等級社會，都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去實現統治的穩定，而青銅器就是其中最適用的工具。
青銅器的的政治意義始終遠大於其他意義，它強化了國家的機能，保障了權利和財富的分配。當它的價值從普通的生產工具裏脫離出來的時候，平民就不再有資格使用了。
青銅禮器裏有爵、鼎、盤、孟等物，制作非常講究，有精美的浮雕和花紋，象征了器物主人的身份和階級。兵器裏有戈、矛、成、餓等物，而戰爭又通常是政治的延續。《紅樓夢》中就稱豪門貴族為“鐘鳴鼎食之家 ”，古文中的“鼎”也常關乎於王權和政權，比如“定鼎”、“遷鼎”、“竊鼎”。
至尊九鼎的說法就是來自於大禹治水的傳說，以此象征權利的的至高無上。也正是為了維持這種“神性”，古代王朝總是傾盡全國之力來鑄造大鼎。
其實金字塔的建造意義也是壹樣的，就是因為有金字塔這種巨型建築的存在，古埃及人才永遠相信法老和普通人之間存在的不可僭越的區別。這種對法老所維持的2000多年的崇拜，就是對文明的崇拜。
維持統治需要武力，但更需要敬畏，更需要讓其他同樣擁有武力的人從根本上放棄爭奪的想法。只有借助於文化的力量，塑造人們心中的敬畏之心，才能夠真正實現統治上的說服，畢竟文化的崇拜永遠是最持久、最難以動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