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般銅鏡在鑄造時，多采用“開放式”和“合鑄式”兩種方法。“開放式”就是只有壹塊鏡範，無註口和註溝，鑄造時鏡範平放，由上傾入溶液。在考古發掘中經常見到的是“合鑄式”，即每鏡有兩塊陶範，鏡背範上雕刻花紋，中央刻有鑄鏡鈕的凹部，並用與範同質的粘土作壹短細的棒形的“沙芯”，橫嵌在鏡範的中部。鏡面範刻成凹形平面，然後將兩範合而為壹。鑄鏡時將註口向上直立，慢慢註入銅溶液，待溶液冷卻後，取出鑄造好了的鏡子，經過研磨就可以鑒容了。
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出現過細膩精美的樓空花紋銅鏡。這種銅鏡是采用分鑄的方法，把鏡面和鏡背紋飾分別鑄造，再夾合在壹起。這種復合銅鏡，戰國以後就基本絕跡了。清乾隆年間，宮廷造辦處對宮內收藏的古鏡正面多進行了處理，以達到重新鑒容的效果。其中壹部分古鏡面就采用了復合的方法，重新鑄壹鏡面，研磨好後，再粘附在古鏡正面。當然這種復合鏡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復合鏡還是有著很大區別的。
我國古代工匠在生產實踐中，對冶煉和鑄造銅鏡的技藝不斷地進行總結。早在《周禮·考工記》中就記載了制作銅鏡的合金比例：“金錫半謂之鑒隧之齊。”即銅50%，錫50%，是鑄鏡的合劑。這篇寶貴的文獻，多數學者認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但應該說也包含了商周以來青銅器鑄造經驗的總結。
戰國以後，工匠們更是不斷探索、實驗。根據近代學者們化學分析，各種銅鏡的合金成分，因其出產地域和時代的不同，銅和錫的比例有很大的差異。從戰國開始，銅鏡合金中普遍含有鉛。鉛加入合金後，使銅鏡鑄造的質量得到了提高：鉛使得合金溶液在鑄範中環流得特別良好；鉛可使鑄出品的表面異常勻整；可以利用鉛在凝冷時不會收縮的特性，使鑄造出來的鏡背花紋特別整齊清晰；鉛可以減少銅、錫合金溶解時極易發生的氣泡，避免砂眼等毛病的產生。
漢代透光銅鏡的發明是鑄鏡工藝的又壹裏程碑。透光鏡發明於西漢時期，外形與普通鏡壹樣。但當光線照在鏡面上時，鏡面相對的墻上，會反映出鏡背花紋和銘文的影像，古人稱之為“幻鏡”。中國古代學者早就發現了透光鏡的透光效應。《太平廣記》記載：隋王度所得到的古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損”。宋代周密《雲煙過眼錄》、沈括《夢溪筆談》、金代麻九疇《賦伯玉透光鏡》詩、明代郎瑛《七修類稿》、清代鄭復光《鏡鏡（鈴）癡》等，對透光鏡都有記載和研究。解放以後，首先在上海發現了兩件透光鏡，並經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復制成功，終於揭開了“幻鏡”之謎。研究表明，銅鏡透光是銅鏡在冷卻和加工研磨鏡面的過程中產生的內應力所致。在鑄鏡時，鏡薄處先冷，厚處後冷，而銅的收縮性大，使鏡面各部分出現了與鏡背圖文相對應的凸凹不平和曲率差異，從而造成了圖文雖然在背面，鏡面卻隱然有些跡象。所以壹經日光照射，背面的紋飾就會反射出來。 造型多樣，使用巧妙，銅鏡多為圓形，方形次之。唐宋時期，隨著鑄造技術的發展，銅鏡打破了過去傳統的圓形和方形的制式，根據使用、裝飾等的要求，鑄造出了帶手柄鏡以及八菱形、菱花形、八弧形、四方委角形、圓角方形、亞字形、雲板形、雞心形等銅鏡。至於宋代受祟古風尚的影響，鑄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鐘形銅鏡，更具時代風格。
中國古代銅鏡的大小千差萬別，但大體可分為大、中、小三類。小型銅鏡尺寸壹般在3厘米～8厘米，它們均小巧輕薄，用绹繩系於腰間，隨身攜帶。中型銅鏡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它們多厚重精美，使用時或懸掛在墻壁上，或置於鏡臺上，用畢還有考究的鏡奩存放。晉朝畫家顧愷之在著名的《女史箴圖》中，對使用銅鏡有著細致的描繪：畫左邊坐著壹個男子，對著壹座鏡臺，後面壹位婦人拿著梳子替他梳頭。右邊還有壹個男子，正在微仰著頭，對著另壹面鏡子，鏡子裏映出其面目。畫中鏡臺為落地式，支桿插入鏡鈕中，鏡臺中部尚有托盤。人物身旁放置有鏡奩等物。1986年江蘇省在文物普查成果展覽中，展出了壹面漢代銅鏡，其鈕中插壹銅質支架，與顧愷之《女史箴圖》中的鏡臺是壹樣的。由於這類鏡臺形體小，所以常用貴重材料制作，三國至南北朝的文獻中就記載有“純銀鏡臺”、“玳瑁細鏤鏡臺”、“玉鏡臺”等。還有壹種放置於桌案上用的鏡臺，工藝效果特別考究，但時代偏晚。因為宋以後，坐具較前增高，壹桌二椅的陳設漸次定型化，出現了高鏡臺這種家具，類似近代的梳妝臺，鏡子用架固定擺放在上邊。大型銅鏡，就是我們所說的穿衣鏡，多是皇宮和王侯顯貴家中的陳設。古史中關於這類銅鏡的記載很多，最容易使我們聯想到的是《戰國策·齊策》中的鄒忌諷齊威王納諫的故事。文章開頭便說：“鄒忌修八尺有余（今185cm），身體昳(音yi)麗。朝服衣冠窺鏡……”鄒忌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對鏡打量自己的形貌。據記載秦鹹陽宮曾有大方鏡壹塊，寬4尺，高5尺9寸。魏晉到隋唐間，也曾鑄造特大的銅鏡。晉滅吳之後，有壹位大文學家陸機由吳入洛，在仁壽殿前，也看到壹座大方銅鏡，高5尺多，寬3尺3寸。人站在院子裏，就能把全身都照得非常清晰。後來又有壹個在北方稱霸的胡人石勒，他宮裏安放著壹座大鏡，直徑足有二三尺，下面有純金盤龍雕飾的座子。隋煬帝在揚州迷樓過著荒淫無恥生活的時候，有壹個佞臣叫王世充，因為進獻了壹座銅鏡屏，討得煬帝的歡心，被提拔到江都通守的重要職位。唐中宗李顯，在他做皇帝的時候(公元706年壹709年)，也曾命令揚州的鑄鏡工廠，鑄造方丈大鏡，另制作壹根銅柱，嵌上許多金花銀葉，把這方丈大鏡安頓在樓上置於宮苑中。中宗騎著壹匹駿馬，對著這座寶鏡，照看自己騎在馬上的雄姿，非常得意。(以上見《古今圖書集成·考古典》第二百二十七卷引陸士衡文集、鄴中記、河洛記及朝野僉載)。但這類大型銅鏡的實物，我們卻有很長時間難覓其蹤。直到1980年山東淄博大武公社窩托村南古墓五號陪葬坑出土壹件西漢武帝前後的長方形夔龍紋多鈕大銅鏡，才使我們見到了大型銅鏡：鏡長115．1厘米，寬57．5厘米，背部有五個環形弦紋鈕，兩短邊又各鑄二鈕。每壹環鈕四周飾柿蒂形紋。背又飾有夔龍糾結圖案，卷曲交錯自如。這件大型銅鏡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撐，鏡背面和邊上的鈕可能就是與柱子和座子固定時用的。
銅鏡不但要時時擦抹幹凈，而且還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夠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來。磨鏡在從前是壹種專門職業，和磨刀剪的工匠們壹樣。操這項職業的人，手裏拿著長約5寸、闊2寸5分的幾塊鐵片，好像拍板的模樣，沿街敲打著，婦女們聽見後，即可出來磨鏡，這叫做“驚閨”(見《事物原始》)。古代繪畫作品上就有描繪這壹景況的：畫中磨鏡者蹲在地上俯身於磨鏡石上磨擦銅鏡，壹婦人手捧銅鏡立於壹旁等候。1982年7月，在四川彭山縣亭子坡南宋虞公著夫婦合葬墓中，出土了壹件磨鏡磚。磚為細泥灰陶質，呈圓形，直徑26厘米，厚3厘米，磨面光滑平整。據發掘報告稱，出土時磚的磨面上尚殘留有少許墨色粉末及水銀細粒，磚背面鑿有由外到裏的三條方向相同的弧形斜面棱槽，長7厘米～9．厘米，寬6厘米～7厘米(《南宋虞公著夫婦合葬墓》，《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 銅鏡上的紋飾雕刻手法多種多樣，無論是線雕、平雕、浮雕、圓雕、透空雕，都顯得非常細膩生動。 紋飾內容更是豐富多彩，從幾何紋飾到禽鳥花卉，從神話傳說到寫實圖案，天上人間，人神雜陳，動物植物，交織並列，構思巧妙，包羅萬象。早年紹興出土、現藏上海博物館的漢代“伍子胥畫像鏡”，就是壹件絕好的作品，鏡背四乳分成四區環繞配置圖案。第壹組有鑄銘“越王”、“範蠡”，二人席地而坐，相對交談，表現範蠢在出謀劃策，讓越王勾踐使美人計；第二組為著長裙的二女，有鑄銘“玉女二人”，表現越王以玉女二人賄賂吳太宰伯嚭（音pi）；第三組鑄銘“吳王”，吳王坐在幔帳中，左手微舉，表現吳王聽信太宰伯嚭的讒言，決定將伍子胥賜死；第四組壹人須眉怒豎，瞪目咬牙，手持長劍置於頸下，鑄銘“忠臣伍子胥”，表現伍子胥被逼自刎。整個圖紋采用浮雕手法，形態生動，惟妙惟肖，概括性極強。
早在商代，工匠們為了增強青銅器的裝飾效果，就已經掌握了嵌赤銅工藝。春秋戰國時期，金屬細加工中的錯金銀、嵌紅銅、嵌松石等技術更為精湛，用紅銅、金、銀的絲或片以及松石，嵌入器物內，鑲嵌成不同的紋飾和圖案。現已出土了許多這樣的銅鏡。四川省涪陵出土的“嵌松石透紋方鏡”，鏡背為四夔形，葬身有鱗紋及細致的短線條，夔紋之間填人綠松石。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的“金銀錯虺龍紋鏡”，在鈕座與邊緣之間有六個虺龍纏繞，龍體有“金銀錯”花紋。邊緣為壹交叉渦紋帶。嵌入的金銀絲細如毛發，工藝極為精密，可謂巧奪天工。它既是優美的工藝佳作，又用藝術紋飾表達了祈福的含義。
總之，古代鑄鏡工匠，在長期的生產中，不斷積累鑄造銅鏡的經驗，使技藝達到了嫻熟的水平。他們用智慧和創造才能，創造出的許許多多精美絕倫的銅鏡，使今天的人們在欣賞和研究這些精湛的藝術品時，不能不為古代的燦爛銅鏡文化而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