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見西洋傳教士為的是“懷柔遠人”，見面時通常“天顏甚喜”，然而最後壹次南巡時則形勢突變，盡管與前次南巡相隔僅壹年多。從幾次南巡的記錄可以明顯看出，傳教士最後失去了康熙的優待，又在教廷與清廷之間陷於兩難的境地。
康 熙皇帝在位期間曾六次南巡，對南巡的目的與意義，史家多有討論，但很少有人註意康熙在南巡途中與傳教士多有互動，而最後壹次南巡又與前五次有著明顯差別。這些活動很少見諸國內所藏官方文獻，幸而壹些當時在場的傳教士把接見的經過、對話生動地記錄下來，有的還刊印問世，並寄回歐洲，我們才得以壹窺端倪。
臺灣和三藩之亂平定之後的1684年，康熙首次以巡視河工、祭拜孔子與明陵為由南巡，考察官員，了解民情，同時也借機籠絡江南漢族士大夫。之後又相繼南巡五次，最後壹次在1707年。康熙每次南巡，凡所到之處，常常詢問是否有教堂和神父，並親自接見傳教士。前五次南巡，康熙都對傳教士十分友好，而最後壹次則因教廷特使多羅來華，導致清廷與教廷矛盾激化，禮儀之爭達到高潮。下面我們就將根據國內和歐洲所藏文獻和檔案，展示南巡時康熙與傳教士的互動，並重點討論最後壹次南巡途中，康熙、直郡王和內務府官員在禮儀之爭時對於傳教士的態度。
康 熙帝壹生都與天主教傳教士關系匪淺。1668年，楊光先（1597—1669）和耶穌會士南懷仁在午門外賭測日影，但大臣中無人通曉，年輕的康熙帝於是發奮學習西學。最初由南懷仁、安文思、利類思擔任禦用教師，1688年後有徐日升、安多、張誠、白晉等人傳授西學。康熙倚重傳教士的壹技之長，每次出巡，多請他們陪同。1682年春，南懷仁曾隨康熙帝巡遊東北。1696、1697年，康熙親征噶爾旦，張誠、安多也壹同隨行到西北，沿途觀測日月食，並測量北極高度，以決定當地的經緯度，而1700年之後每年隨駕去熱河避暑山莊的傳教士則更多。每次出巡，傳教士陪侍在側，有的作為醫生，有的作為翻譯，有的作為畫師，有的作為天文學家，隨時備詢，回答康熙帝有關歷算、醫藥、自然和地理知識的問題。西學與傳教士成為康熙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也成為他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之壹。
在南巡中康熙也常常接見傳教士，當時的傳教士和教徒有所記錄，並結集成書，陸續刊刻問世。其中《熙朝定案》記載了前五次南巡的情況，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記載，則見於教徒張星曜等人所寫的《欽命傳教約述》。這些都是非常難得的第壹手資料。
據《熙朝定案》統計，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接見傳教士，如：1684年在南京接見畢嘉和汪儒望；1689年分別在濟南、杭州、江寧、濟寧接見柯若瑟、殷鐸澤、潘國良、洪若、畢嘉和利安寧；1699年在無錫、杭州接見潘國良（當時張誠、白晉隨行）；1703年在杭州接見郭天寵和習聖學；1705年在淮安、杭州接見蒙輗、楊若翰、艾斯玎、隆盛、何納篤和艾毓翰；1707年在杭州接見艾斯玎、郭中傳和龔當信。其中除蒙輗（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艾毓翰（多明我會會士）、何納篤（傳信部教士）等人外，多數是耶穌會士。
從記載中可以看到，有的傳教士從杭州到蘇州、無錫，有的從嚴州到淮安接駕，有的從蘇州到杭州見皇帝。康熙帝則派內務府侍衛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對天主教的關愛和對傳教士的重視。見面時康熙常常噓寒問暖，打聽他們的年紀、國籍、來華的時間、住處（天主堂），是否到過北京，是否認識某某傳教士等等。傳教士則壹般會送上“方物”（西洋禮物），表達對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會收下壹些禮物，作為回報，向傳教士賞賜食品，贈送銀兩和禮物，傳教士收到禮物後要照例“謝恩”。
有意思的是，為了迎合康熙對西洋奇器的愛好，傳教士進獻的“方物”中有許多科學儀器，如驗氣管、望遠鏡、渾天儀、日晷、日月星鐘、天文比例尺，還有照面鏡、玻璃瓶、玻璃彩球、萬年眼鏡、西藥、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紙和女魚骨珠。康熙帝特別對天球感興趣，並讓畢嘉將驗氣管送到北京。在與傳教士的對話當中，康熙也特別問他們是否曉得天文、醫學、地理等“格物窮理”知識，表明他對西方科學的濃厚興趣。
黑漆盒繪圖儀器，康熙年間清宮造辦處制作。上下兩層，內裝繪圖儀器30余件，及壹存放墨水的藍色水丞。現藏故宮博物院
我 們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南巡為例。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南京，為觀測天象，在壹班大臣的護擁下到達北極閣觀星臺，大臣李光地得以隨侍，並生動地記載了康熙帝在觀星臺觀測老人星的活動。當時適逢“天主堂遠西天學士”法國耶穌會士洪若、意大利耶穌會士畢嘉在南京。洪若是法國著名的天文學家，作為路易十四的“國王數學家”被派遣到中國，來華前即以擅長觀測享譽法國，1688年到達北京後，曾受到康熙之接見。對洪若的成就，康熙帝已有所耳聞。在南京時，畢嘉和洪若還向康熙進獻“方物、測量儀器”。有意思的是，康熙帝在到觀星臺觀測星象之前，已經派侍衛趙昌向洪若、畢嘉打聽能否在南京見到老人星，他們就此作了解答。
關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南巡，《綸音特典》有記載，現附載於後：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午刻，皇上南巡，舟抵淮安皇華亭，住泊浙江嚴州府天主堂西洋進士蒙輗同江寧天主堂西洋進士楊若翰恭接聖駕，奉旨：著養心殿總領張常住引至禦艦陛見，即顧問雲：妳們兩個是何國人，有多少年紀，到中國有幾年，曾到過京否，今住何堂。俱各壹壹回奏。又問蒙雲：妳在浙江嚴州來麽？奏雲：聞萬歲南巡，臣即不勝踴躍，從嚴州特來接駕。皇上大悅。隨持方物壹十二種，進呈禦覽。諭雲：妳且將方物帶回本省，朕到替妳全收。四月初三日，蒙輗在杭州恭迎聖駕，隨至織造府行宮進呈西洋方物，養心殿總領張傳旨將方物收進，禦覽全收，天顏甚喜，即賜銀九十兩。又進呈皇太子方物十二種，亦著內監收進。初九日，皇上駐蹕西湖行宮。未刻，特命內大臣諭總領張傳旨，次日命西洋進士嚴州天主堂蒙輗送駕陛見。初十日，聖駕回鑾，蒙輗同衢州天主堂西洋進士艾毓翰、杭州天主堂西洋進士艾斯玎、蕭山天主堂西洋進士何納多、湖州天主堂西洋進士隆盛等雇壹小舟，至謝村塘口跪送。皇上壹見，即親開龍舟窗子，以手招輗等小舟近禦艦，問各臣是何國人，五臣等俱各回奏。又問雲：妳們在地方俱好麽？回奏雲：臣等荷蒙皇上洪恩，俱好。又命禦前內監將禦膳烹炙熟豬壹口，欽賜五臣為點心雲雲。臣等即叩頭謝恩，即隨龍舟至儀金渡，蒙皇上又問：妳們往那裏去？五臣等奏雲：恭送聖駕，叩謝皇恩，意欲遠送。皇上親自諭曰：妳們自當回去，不必遠送了。臣等遵旨謝恩而回。伏念輗等西陬鄙儒，恭遇皇上慰顧頒賚，誠不世之殊恩，柔遠之至意也。謹將顛末敬刊方冊，少誌勿忘，復思無可仰報，惟日於天主臺前恭祝天子萬年永享真福於無疆雲爾。
除《綸音特典》之外，曾追隨康熙的官員對此也有記述：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行在碑亭巷有天主堂，門首恭進西洋字冊頁履歷黃折。欽奉皇恩，停車顧問良久，又禦試西洋語文，天顏大悅，隨命禦前太監李帶領，隨駕入行宮。奉旨：著養心殿大人張常住照管，候旨宣用。（《聖祖五幸江南全錄》）
可見康熙帝不僅到天主堂與傳教士見面，之後還帶他們進入行宮，下令養心殿官員張常住照管，等待時機咨詢傳教士。南京是重要的傳教地，明末利瑪竇進京前，就曾在南京停留，除上面提到的洪若、畢嘉之外，中國首位主教羅文炤也曾在這裏傳教，與傳教士和中國教徒有密切的往來。
我們看到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見西洋傳教士為的是“懷柔遠人”，見面時通常“天顏甚喜”，接受方物，賜食賞銀，壹派祥和，然而最後壹次南巡（1707）時則形勢突變，盡管與前次南巡（1705）相隔僅壹年多。為何康熙對待傳教士的態度大相徑庭？我們先簡單回顧壹下這段 歷史 。
1700年前後，歐洲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進入了高潮，影響波及中國。1702年，耶穌會士在中國各地廣泛征集對祭祖祭孔禮儀的看法，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壹般文人和教徒，以上呈教廷，為教皇裁定作參考。多羅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應教皇克萊門十壹世（1700—1721）之命出使遠東，來華目的就是禁止祭孔、祭祖的禮儀。多羅1703年離開歐洲，經印度、菲律賓，於1705年4月到達澳門，之後啟程北上，於當年12月4日抵京。壹開始多羅隱瞞了來華的真實使命，對於皇帝的詢問含糊其辭，只是說感謝康熙對傳教士的“柔遠重恩”，因此受到了康熙皇帝空前熱情的接待。
然而多羅在公開來華禁止祭祖祭孔的使命之後，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羅，並任命皇長子直郡王負責與傳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羅離開北京，沿運河坐船南下，準備返回歐洲。
如果說在此之前禮儀之爭還只是天主教的內部事務，那麽由此開始則逐漸演變為教廷與清廷的外交危機。康熙感到皇權受到了外來幹涉，大為不悅，於是在1706年12月發布諭旨，要求在華傳教士來京領“票”，以獲取傳教與居住的資格，並開始限制傳教士的活動。但同時，康熙還是準備與教廷溝通，派遣了數批耶穌會士赴羅馬斡旋。歐洲所藏檔案記載了康熙要求傳教士領票的經過和大致內容：
多羅直郡王、武英殿監看制造等項員外郎赫世亨、張常住，養心殿看制造等項趙昌等，於本月初七日同議具題隨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傳教西洋人等有內務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不給印票者，凡堂不許居住，往澳門驅逐，凡新舊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領票來京者，不得阻滯，但不許久住，急速催往來京，嗣後將給票不給票人等名姓開寫，交與包衣大人，由伊衙門行禮部，由禮部轉行各省。等因具題，奉旨：依議。交與禮部。欽此。
嗣後西洋人來京給有票者即行貴部外，將先經領內務府印票西洋人數目壹並移送等語。嗣後相應將西洋人給與印票者，凡堂居住，不必驅逐，不給印票者，地方官不許容留，往澳門驅逐前往，有情願領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著速來京，為此將給予印票不給予印票人等姓名開列，壹並移送貴部，相應知會通行直隸各省可也。為此知會，等因到部，相應移咨直隸各省可也。
這道旨意發布之後，就陸續有壹些傳教士到北京領票。多羅得知這壹消息時，已到達南京，對此他采取了強硬的回應措施，於1707年1月25日發布了“南京敕令”，要求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嚴禁中國禮儀，這壹決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與清廷的外交危機進壹步升級。從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羅在南京停留了約3個月之後回到廣州，準備在那裏等待法國或英國的貿易船只，返回歐洲。但是他剛到廣州，就接到上諭，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門暫住。1707年6月，多羅及其隨員在官員們的護送下，再度到達澳門，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聖為樞機主教的多羅，1710年6月死於澳門囚所。
我們再回頭看康熙皇帝的最後壹次南巡，行程大約是這樣的：1707年2月24日，康熙從北京出發，隨行的有皇太子、皇長子（多羅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經東昌府，2月11日到達濟寧，3月30日到達揚州寶塔灣行宮，經句容，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間，觀看了軍隊的演武操練，還拜祭明太祖孝陵，4月13日離開南京。後經句容、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松江、嘉興，於四月到仁和（杭州），並駐蹕西湖行宮。後經嘉興、蘇州府、丹徒、揚州（四月甲午，寶塔灣行宮）北返。
我們看到這次南巡正好在多羅發布南京敕令之後不久，因此康熙皇帝正處於對於教廷特使的極度憤怒當中，對於傳教士也失去了原本的和顏悅色，在途中接見傳教士都是要他們選擇立場，決定去留。
水陸交通要道如臨清、揚州和南京等地，傳教士都早就建有教堂。康熙專門派直郡王（也就是皇長子、大王爺胤禔）在這些地方就領票事召見傳教士，詳細詢問他們有關禮儀的看法。按照朝廷的旨意，若傳教士按照遵守利瑪竇規矩、領票，才能在中國永久居住，否則就要驅逐到澳門或回國。
臨清主要是方濟各會士的駐地，北京主教伊大仁也住那裏。康熙在到達臨清之後，曾專門召集和會見了方濟各會士，他們大多打算領票，接受詢問，並表示遵照聖旨，但當時並沒有馬上給他們發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到達淮安之時，康熙發現沒有傳教士來要求領票，於是向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打聽其中的緣由，巴多明答曰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於是命他到鎮江打聽消息。4月1日，康熙到達揚州，巴多明介紹了五位在鎮江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即穆德我、安懷仁、李若瑟、瞿良士和索瑪諾，其中穆德我為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4月2日，這五位傳教士被介紹給直郡王，直郡王問他們是否願意領票，是否遵循利瑪竇的規矩。他們回答說，願意領票，並遵守利瑪竇規矩，但多羅讓他們遵守教皇的指示。第二天，直郡王再次詢問，他們並沒有改變主意，這讓直郡王十分生氣。於是康熙發布諭旨，將他們遣送廣州：
四十六年三月初壹日奉旨：西洋人波耳都噶國人穆德我、安懷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諾，此五人俱著在廣東天主堂居住修道，俟龍安國、博賢士來時，壹並同來，給票不給票之處那時定奪，伊等的道不必傳。
當時在南京集中了約二十名傳教士，除了耶穌會士以外，還有曾追隨多羅的意大利教士施體仁和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赫宣。傳教士們都被要求就是否遵守利瑪竇規矩、是否領票表態。大多數耶穌會士都表示願意遵守，並永不回西洋。而施體仁和赫宣則表示不願遵守利瑪竇規矩，不願領票，於是遭到直郡王的訓斥：
（三月）初八日，直郡王、張常住奏：池州府西洋人赫宣、江寧府西洋人施體仁，問得施體仁是同多樂到中國的也不久，中國的字還認不得，赫宣是同薄顯世到中國的，中國的書略讀過些。問：“妳們的教同利瑪竇合不合？”他兩個說：“利瑪竇只是敬天主，與我們相合，別的敬孔子、拜祖先牌位，都不合。”“妳們是這樣的胡說，甚不合道理。當初利瑪竇未到中國之先幾千年，我中國道理沒有壹些不好，爾等若不到中國更好。日本壹個小國，爾等去壹個、殺壹個，爾西洋把他怎麽樣？若妳們再說甚麽胡話，我都拿殺了。倘我天朝大國要殺爾等，又怕甚麽？”限爾等五日內速速往廣東趕上多樂說這個旨意。倘多樂又有別的胡說議論，連多樂都拿來殺了。若爾西洋為殺了多樂發兵來，我就與他打仗，爾九萬裏都能到中國來，難道我還不能與妳們打仗麽？有在中國的西洋人不傳教，單自己修道也罷。爾等趕上多樂，壹齊回去，若遲悮了，著爾等交與督撫拿鎖鎖了，解到廣東澳門去。欽此。
這段對話非常生動，反映出當時清廷對傳教士態度已十分嚴厲。因為這件事的影響，“四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亞國人赫宣，依大裏亞國人施體仁，交與江寧總督巡撫，五月內起程往澳門去，同多羅同回去。伊等若過限期，督撫即上鎖送往廣東澳門。”不僅如此，其他各地的傳教士也同樣受到朝廷的盤問，先後有傳教士被驅逐到澳門：
本月（四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亞國人孟尼、董默覺，意思巴尼亞國人巴祿茂、萬多默、方濟國、賴鳴遠、羅森鐸、山若蘭、艾毓翰、山若谷，此十人驅逐前往墺門去，意思巴尼亞國人郭多祿在廣東天主堂居住。……五月十三日奉旨：依大裏亞國人勞弘納（恩）五月內即驅逐往澳門去，以上西洋人不曾給票。
而那些表示願意接受利瑪竇規矩的傳教士，則在不久領到了北京發給的票——這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繼續居留傳教的護身符。
在南京發生的拒絕領票事件之後，康熙先在杭州，又在回程途中的揚州接見了那些願意領票的傳教士，直郡王為此發了敕文，《欽命傳教約述》這樣寫道：
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欽頒勅文，備載履歷，杭州傳教修士艾斯玎、寧波郭中傳、紹興龔當信，四月初四日叩覲於杭州行宮。二十六日，各省傳教修士***二十二位同在揚州行宮陛見，俱蒙恩賜筵宴，並賜紗緞，欽頒勅文，永在中國各省行教，不必再回西洋。且諭雲：“領勅之後，爾等與人猶如壹家人了。”其勅文俱命直郡王親手授付。臣玎等伏聆聖諭，柔惠遠人，尊崇天主，陶淑萬民，至矣盡矣。
在北上回京途中，上述未領到票的臨清州的方濟各會士於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707.6.12）也接受了直郡王頒給的執照。
清廷頒給意大利方濟各會會士康和子的票
康熙南巡其實是觀察當時政治和權力運作的絕佳契機。我們看到在第六次南巡中，伴駕的皇長子直郡王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他與傳教士面對面地接觸，頒票與否都由他定奪。當然直郡王之所以敢如此嚴厲對待傳教士，肯定不敢自作主張，必定得到了皇帝的默許，有著康熙的幕後支持。有清壹代以康熙朝的皇位繼承最為驚心動魄，但也從某個方面表明康熙的諸皇子都頗有才能，沒有哪壹位能占有絕對優勢。康熙帝在培養教育皇子方面盡心盡力，幼年時對他們嚴格要求，成年後讓他們各有所司，將皇子推到了重要位置，構成了皇家統治的重要壹環。從南巡中放手讓直郡王負責外交事務即可見壹斑。
同時我們看到壹般只負責宮廷事務的內務府，在南巡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令人矚目，其官員負責皇帝與傳教士的溝通，儼然成為當時的涉外機構。這些官員如赫世亨、趙昌、王道化、張常住、李國屏等人，都是天子近臣，他們不僅詢問不同的傳教士和教徒，而且掌握多羅和傳教士的壹言壹行，並隨時上報皇帝，為康熙處理禮儀之爭提供依據。
南巡當中皇帝與傳教士的接觸也是重要的壹環，特別是最後壹次南巡，可說是壹次涉及宗教的外交之旅。從幾次南巡的記錄可以明顯看出，傳教士最後失去了康熙的優待，又在教廷與清廷之間陷於兩難的境地。壹方面，他們在直郡王或者說是皇帝的要求下，立約服從利瑪竇規矩，永不回西洋；另壹方面，教廷特使則領有教皇嚴命，禁止禮儀，要求他們不得遵從“利瑪竇規矩”。要麽遵從中國禮儀，要麽離開中國，去留都是艱難的決定。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逐漸轉入了半地下的狀態，最後導致雍正皇帝的禁教。
康 熙南巡對於清代政治有著重大意義，在鞏固統治、加強皇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研究顯然很少觸及外交這壹層面。隨著中國禮儀之爭在康熙朝愈演愈烈，皇帝對於傳教士的態度逐漸由懷柔遠人、用其技藝的寬容，到了懷疑其學說並限制其傳教的警惕，最終上升到了清廷與教廷的直接對立，其矛盾沖突在最後壹次南巡中表現得極為充分。我們利用國內和歐洲所藏的中西檔案和文獻，揭示了壹些南巡被人忽略的層面，希冀還原康熙時代更為豐富的 歷史 場景。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封面圖片：13世紀開始，以插圖手抄本為主導的猶太藝術迎來黃金時代。圖片選自Golden Haggadah（1330），現藏大英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