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早年向齊白石請益，是齊白石的學生。他在晚年回憶文章《記齊白石先生軼事》中說道：“齊先生曾把石濤的‘老夫也在皮毛類’壹句詩刻成印章，還加跋說明，是吳昌碩有壹次說當時學他自己的壹些皮毛就能成名。當然吳所說的並不會是專指齊先生，而齊先生也未必因此便多疑是指自已,我們可以理解,大約也和鄭板橋刻‘青藤門下牛馬走’印是同壹自謙和服善吧！”厚道的啟功先生在文中雖然有淡化事情的意思，但還是把二十世紀前期這段畫壇流傳很廣的往事大略地敘述出來了。
百年畫壇鉤沈
能較清楚記述這段往事，是在《百年畫壇鉤沈》壹書中，著者為斯舜威。他在書中寫道：“齊白石服膺吳昌碩,有詩為證：‘老缶衰年別有才。’吳昌碩則對齊白石有點不屑，晚年曾說：‘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齊白石聽了，知道‘北方人’暗指自己，於1924年刻了壹枚印章；‘老夫也在皮毛類’，邊款：‘乃大滌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並記。’”
以上所述，吳齊之間，果然是有段恩怨史了。細想起來，這段恩怨還有些復雜，我們知道，齊白石出名是1922年由陳師曾把他的畫帶到日本去參加畫展，並以善價賣掉全部作品，然後在國內出名的。但這個畫展是壹個什麽樣性質的畫展？為什麽偏偏齊白石的畫能走紅？這與吳昌碩又有什麽關系呢？吳昌碩不是提攜過齊白石嗎？他為什麽要為齊白石寫“潤例”？為什麽齊白石出名了要引起他的譏評？齊白石不是很崇拜吳昌碩，寫詩“我欲九原為走狗”嗎？這詩是什麽時候寫的？是被吳譏評後還是之前所寫？他為什麽用石濤詩句來回應“學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譏評？是“自謙和服善”還是不服？這段“恩怨”對齊白石“衰年變法”後的藝術發展有何影響？等等，剪不斷，理還亂，如同壹團亂麻，要理清它的頭緒，還得費壹番功夫哩！
關於吳昌碩為齊白石寫“潤例”的緣由
齊白石辛酉（1921年）日記稱：
三月初二日。得吳缶老為定潤格。此件南湖所贈也。其潤格錄於後：齊山人瀕生為湘綺高弟子，吟詩多峭拔語。其書畫墨韻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漢遺意。曩經樊山評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覺手揮不暇。為特重訂如左：（文略）庚申歲暮，吳昌碩，年七十七。
從以上所記，知道吳昌碩這潤格寫於庚申歲暮，即1920年底。其時齊白石五十八歲，定居北京近三年。由於以往畫風冷逸不為北京市場所接受，他便在陳師曾的勸導下，決心進行“衰年變法”，畫風開始遠離朱耷，而接近徐謂、黃慎、石濤。並接受了陳師曾的勸告，去苦學吳昌碩，把吳昌碩雄渾爛漫的大寫意風格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此際的吳昌碩為西泠印社社長，上海書畫協會會長，上海“題襟館”書畫會名譽會長。其聲望如日中天，是國內公認的畫壇領袖。齊白石當然迫切希望得到他所崇拜的吳昌碩的提攜，因而有了求吳昌碩為他定“潤格”之舉。
吳昌碩為齊白石寫了“潤格”，齊在日記中稱“此件南湖所贈也”。這裏說的“南湖”，是指好友胡鄂公（1874-1951），字新三，號南湖。在民國元年創辦了《大中華日報》，翌年就當選第壹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生涯以報人為業。他在民國七年(1918年)前後，於琉璃廠見齊白石畫，大為贊賞，以高價購得六幅條屏。齊白石感戴胡鄂公為知音，遂訂交。1920年，便托胡鄂公請上海的吳昌碩為其寫“潤格”。由於寫“潤格”的費用是胡所出,因而齊白石有“此件南湖所贈也”之語。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因為“潤格”並不等同尋常字畫，僅僅靠錢就可以買到的。照常例，寫“潤格”者，乃長輩為晚輩寫，老師為學生寫，名人為好友寫。齊白石與吳昌碩從沒有見過面，憑什麽位高名重的吳昌碩要為壹位素昧平生的無名畫家寫“潤格”？於情於理，都有些不合。因此我認為，齊白石在《日記》中寫得過於簡略，漏記掉了壹些重要的事情。依照常規，齊白石必須向吳昌碩提供自己的有關資料。如後來林紓曾自許為齊白石訂潤格，齊白石便呈上樊增祥和吳昌碩所訂的潤格供參考壹樣。這裏吳昌碩為齊白石訂的“潤格”中，有稱齊為湘綺弟子，稱其詩、書、畫、印，稱樊山評定等，均應是齊白石向吳昌碩提供的資料內容。但僅此還是遠不夠的，托人代請，就必須有齊白石懇請吳昌碩寫潤格的親筆書信，而且必須有能打動吳昌碩的內容，吳才有為齊寫潤格的可能。但這能打動吳昌碩的內容是什麽呢？我認為是富華在壹篇介紹吳昌碩的文章中所寫那樣：
“著名畫家齊白石曾懇求拜於缶老門下，並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
我欲門下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
齊白石在詩中把吳昌碩與徐渭、朱耷這兩個大畫家並列，並願意為其門下“走狗”！有這樣的內容能不打動吳昌碩嗎？如果真寫了這樣懇切動人的內容，吳昌碩為齊白石寫“潤格”也就順理成章了。
但是，誰又能肯定齊白石這詩為此時所作呢？
齊白石年譜
查，此詩載於1933年刻的《白石詩草二集》。題為“天津美術館來函征詩文，略告以古今可師不可師者，以示來者。”又，天津美術館為美術教育家嚴智開創辦。嚴智開（1894—1942）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校長，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聘齊白石為該學院教授。在他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天津創辦天津美術館時，特致函齊白石，代表天津畫家請教“古今可師不可師者”，齊白石當即復詩六首。《白石詩草二集》中收了其中四首。而“青藤雪個遠凡胎”壹詩,即為第四首。大凡來講，這樣所復的詩壹般不可能是新作，而往往抄的是舊作。因此，在胡適所著的《齊白石年譜》中，鄧廣銘把它列入“無法劃定其年代和時限，所以不能編入年譜的正文之中。”的詩。但是，此詩未必就“無法劃定其年代和時限”。查閱齊白石遺留下的文字資料中，有壹段文字與此詩內容極為雷同，文如下：
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橫塗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於前三百年，或求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於門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
比較文與詩，不同者，僅為“大滌子”和“老缶”也！其余的意思和比喻均極近似。查此段文字為齊白石《日記》庚申（1920年）九月二十壹日所記。只早於吳昌碩“庚申歲暮”為齊白石寫“潤格”的時間約兩三個月。因而可以這樣推斷：齊白石為了請吳昌碩寫“潤格”就將九月二十壹日記的這段文字，改為韻語，做成詩,其中僅把“大滌子”換成“老缶”，呈向吳昌碩，表示出心中傾慕之情。
富華在前文中稱這詩是齊白石“懇求拜於缶老門下”的判斷是正確的。
被打動了的吳昌碩很快便為齊白石寫出“潤格”，為了提攜這位傾心願為門下的後輩，對其詩書畫印作出了較高的評價。並為了齊招攬更多的顧客，甚至不惜寫下了“求者踵相接，更覺手揮不暇”虛假的廣告詞。其實，當時的齊白石的現狀剛好相反。如他自己所述：“我那時的畫，不為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我的潤格，壹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圓，比同時壹般畫家的價碼，便宜壹半，尚且很少人來問津，生涯落寞得很！”
陳師曾（1876—1923）
陳師曾帶齊白石畫在日本參加什麽畫展？
陳師曾曾對胡佩衡講：“齊白石的借山圖思想新奇，不是壹般畫家能畫得出來的，可惜壹般人不了解，我們應該特別幫助這位鄉下老農，為他的繪畫宣傳。”於是,1922年竟自帶上齊白石的畫到日本東京去參加畫展。後來，方有吳昌碩說齊白石“竟成大名”壹事。是年，齊白石有詩記其事，題為《賣畫得善價復慚然紀事》：
曾點燕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誇；
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
自註雲：陳師曾壬戌春往日本，代余賣杏花等畫，每幅百金，二尺紙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
齊白石的這段《自註》被胡適收入《齊白石年譜》而廣為流傳。因齊白石的詩與註其重點在於“賣畫”，而非“展覽”，對後來研究者介紹此次展覽造成了混亂。如文效、仁愷編的《齊白石簡要年表》稱：“壹九二二年(夏歷壬戌)六十歲。陳師曾到日本開中國畫展覽會，他的作品也同時展出。”編者文效、仁愷，即胡文效、楊仁愷。其中胡文效是齊白石的老師胡沁園的孫子，為齊喜愛的弟子。他在《年表》中把這次“展覽”記為了“中國畫展覽會”；又如，黃苗子在《巨匠的光環—白石老人逸話》壹文中稱：“1922年，老人的畫友陳師曾到日本去，帶了老人幾幅畫去賣。”黃苗子是齊白石晚年的弟子，竟把這次重大的展覽描述為簡單的個人賣畫活動；另外，還有著名美術史論家林木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壹書中，也這樣敘述道：“1917年還壹文不名的齊白石，經‘衰年變法’後，於1922年因和陳師曾聯展於東京，大紅於東瀛，而聲譽扶搖直上。”文中把這次展覽記為齊和陳的二人繪畫聯展。如此失誤的狀況，在齊白石研究中還存在。幸好，1936年齊白石開始自述其生平，由門人張次溪筆錄，斷斷續續，直至1948年為止。最後由張次溪整理為《齊白石老人自述》，始載於《傳記文學》1963年3卷1-3期。齊白石在《自述》中較清楚地說道：“民國十壹年（壬戌﹒1922年）。我六十歲。春，陳師曾來談：日本有兩位著名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來信邀他帶著作品，參加東京府廳工藝館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他叫我預備幾幅畫，交他帶到日本去展覽出售。”《自述》中說明了這次“展覽”是“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由此可知，此展非中國的單邊展覽，也非個人展，而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壹次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這次展覽的全稱應為：“第二回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查閱有關資料，這樣的“中日繪畫聯合展覽”***舉辦了四次：第壹回展覽1920年11月在中國北京達子廟的歐美同學會和天津河北公園商業會議所舉行；第二回展覽1922年5月在日本東京府廳商工獎勵館舉行；第三回展覽1924年4至5月在中國的北京和上海舉行；第四回展覽1926年6月至7月在日本東京府美術館和大阪市公會堂舉行。這四次的中日繪畫聯合展覽，緣起於1918年12月，北京畫壇領袖金城、顏世清出面召集了北京畫家，在為旅中日本畫家渡邊晨畝舉行的招待會上，雙方決定了由中日畫家舉辦以兩年壹次的聯合畫展壹事。這四次的中日聯展，它發起於民間，其主要組織成員是中方的金城、周肇祥、陳師曾和日方的大村西崖、渡邊晨畝、小室翠雲等。展覽的參加者匯集了中、日兩國大多數的重要畫家，最後在第四回展覽上，才得到了中日兩國政府的後援。因此，它應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美術史上的大事件。至於齊白石參加的“第二回中日聯合繪畫展覽”，在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藏的文件是這樣敘述的：
……1922年5月，由於前述晨畝和十畝的在東京府廳商業獎勵館舉行了第二回日中繪畫展覽。之前，金紹城、吳熙曾、陳師曾攜北京、上海畫家的四百余幅作品來日。4月25日的《中央新聞》上發表了中國壹行到達東京車站和西崖、晨畝、小室翠雲前往迎接的大幅照片。12月，又有北京第壹收藏家顏世清（海關長、外交部顧問、文人畫家）攜所藏古畫十幅來日。
齊白石對這次參展後的結果，也有段深情的敘述：
陳師曾從日本回來，帶去的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我的畫，每幅就賣了壹百元銀幣，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善價，在國內是想也不敢想的。還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師曾和我兩人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又想把我們兩人的作品和生活狀況，拍攝電影，在東京藝術院放映。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經過日本展覽以後……我賣畫生涯，壹天比壹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壹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
其他畫家參展的情況怎樣呢？《中國名畫家全集·陳半丁》壹書中是這樣記載的：“1922年，陳師曾攜陳半丁、吳昌碩、齊白石、王夢白、淩直支的作品在日本展出，半丁的十幅作品被購去了六幅。”《中國近代繪畫社團研究》壹書中，也記載：“參加第二次中日聯合畫展，有吳昌碩、顧鶴逸、俞語霜、王壹亭等南北畫家之畫四百余件。”
由此可知，1922年在日本東京舉辦的“第二回中日繪畫聯合展覽”上，其中最大的亮點是齊白石，他所有的畫都高價賣完，法國人還把他的畫送去參加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人還要拍電影對他宣傳，由壹位中國的無名畫家而壹炮走紅，這是對他“衰年變法”的充分肯定，這也成了他藝術生涯的根本轉折點。至於國內的其他畫家，卻無這樣的幸運了。如陳半丁，他是中國畫學研究會發起者之壹，當時在畫壇的聲望遠高於齊白石，這次在東京展覽中，他也只是“十幅作品被購去了六幅”，價格還未知。而中國公認的畫壇領袖吳昌碩，其作品在這次展覽上的情況更加不明，查閱吳昌碩本人所有遺留下的文字資料，都沒有言及他參加了這次重要國際展覽。現在能見到他朋友或後人為他編的《小傳》、《年譜》、《年表》，都沒有他參加了這次東京聯展的記載。與齊白石得意洋洋地又是作詩又是作文的宣揚來相比，吳昌碩對這次參展選擇了“無言的結局”。因此，可以這樣判斷：吳昌碩參加這次東京的中日聯展，其作品的社會反響遠沒有達到自己預期的效果！
現在再來回味吳昌碩說“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的這句話，就明白他那時是什麽樣的心境了，不禁令人發出會心的壹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