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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花鳥畫發展經歷了哪幾個時期在花鳥畫發展不同

民間繪畫的花鳥畫傳統是寫生的,是符合於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的創作方法,是熱愛生活,觀察生活,研究生活,從而熟悉生活,通過豐富的想象,大膽的誇張,用精簡提煉的筆墨,描寫瞬間的動態——包括風晴雨露的花卉在內,它似乎不應該被認為是“靜物畫”。花鳥畫家們所以能夠把花鳥瞬息萬變的動態捕捉住,是與畫家對生活的熱愛、熟習和觀察研究分不開的。加上他們豐富的想象,熟練的寫生,對於瞬間事物,閉目如在眼前,下筆如在腕底,很自然地創造出又真實、又概括、又生動、又傳神的作品,這作品完全可以做到玉樹臨風,鶯簧百囀,成為動的花鳥畫獨特的風格。

鳥獸草木之名,在商周時代已經在民間歌謠——《詩經》中大量地出現了。同時,勞動人民在商代的青銅器花紋上已塑造了鳳的形象。此後簡單的花朵、生動的禽鳥等,我們從銅器、陶器、玉器、漆器、磚、瓦以及壁畫上都可以見到活生生簡練概括的形象。東晉顧愷之傳世的《女史箴圖》,在“日盈月滿”那壹段裏,他畫了兩只朱紅色的長尾鳥,壹只驚飛回望,壹只伸頸欲飛,非常生動,在流傳至今的卷軸畫上,這算是最早的了,當然長沙楚墓出土的《龍鳳人物帛畫》更在前。

自東晉經南北朝到隋唐,中國繪畫汲取外來文化,營養自己,更加多樣化。那時在文獻上已有壹些花鳥畫家出現。同時,民間畫家的遺跡,在壁畫上,墓葬磚瓦碑碣上、建築物上、日常生活器物上,我們都可以看到豐富、生動活潑的花鳥畫和花鳥圖案畫,直到它完全發育成單壹的繪畫——花鳥卷軸畫。

唐代的花鳥畫家,據《宣和畫譜》的記載,只有八人。書上談到薛稷畫鶴,說他是寫生,不但是形神姿態如生,而且壹望即知鶴的雌雄和鶴種的南北,所以李白、杜甫都寫詩來稱贊他。現在流傳到域外的趙佶的《六鶴圖》,很可能是沿襲了薛稷的畫風傳下來的。又說,蕭悅畫竹,被當時詩人白居易看見了,作詩題他畫竹:“舉頭忽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民族花鳥畫的寫生傳統,是抓住對象壹剎那的動態把它表現出來,這和把畫花畫鳥認為是靜物畫恰恰相反。上面雖僅是些文獻上的記載,但我們看壹下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簪花仕女圖》裏所畫的花和鶴,民間的花鳥畫更加發達,在壁畫上、器物上、雕刻上都顯示出繁榮富麗、生動活潑的作風,比前代更加豐富多彩。

五代到北宋末,花鳥畫繼承唐代的寫生傳統更加發揚光大,創造出豐富多彩的形式,可以說花鳥畫到了北宋末期,已經達到了光輝燦爛盛極壹時的時期。這時的花鳥畫,主張寫生,主張師造化,主張從生活中塑造有高韻的形象,盡可能地避開工巧。在設色的柔婉鮮華以外,主要是健全寫生形象的氣骨,反對在寫生當中為了“曲盡其態”造成工致細巧,失掉筆墨的高韻;在設色的時候,反對流於輕薄,致使氣勢骨力不夠,變成軟弱無力。

南宋時期,花鳥畫雖仍繼承著北宋末期的花鳥畫傳統而有新的發展,但發展的深度不夠大,繼承的成分比較多。例如李迪,他是學習徐熙和崔白的,由他又傳到他的兒子李德茂和那時的畫院,李安忠是學黃筌、黃居寀的,他又傳到他的兒子李瑛。林椿和宋純同是學趙昌的,林椿還傳了他兒子林杲。這時還有馬遠和馬麟父子的花鳥畫,如故宮繪畫館所陳列出來的馬遠的《梅石溪鳧圖》、馬麟的《層疊冰綃圖》。馬遠用他創造性的畫山水的方法寫梅寫溪,描寫群鳧在溪水中的動態,馬麟用剛健的筆法描寫白梅的冷香,他們都富於創造性,特別是在構圖方面,壹個為群鳧創造優美的環境,壹個只在壹角畫出梅花,大部分空白,更使人覺得冷艷芬芳。此外,還有兼工帶寫的壹派,這是起源於北宋的,如蘇軾、趙佶的畫竹,只用濃淡墨壹筆畫成,不用勾勒,這和所傳徐崇嗣只用顏色敷染成為沒骨花是同有創造性的發展的。還有梁楷和僧人法常,梁楷的作品如繪畫館的《秋柳雙鴉圖》;法常號牧溪,他的作品,日本保存很多幅,最著名的如《松藤八哥圖》、《竹鶴圖》等。與此同時,有楊無咎的墨梅,趙孟堅的墨蘭和白描水仙,他們也都是從兼工帶寫發展下來的,最後發展成為文人畫。

兩宋花鳥畫,是繼承並發揚了唐代繪畫的優良傳統,強調了花鳥畫的能動性——氣韻生動。同時,還要求做到形神兼具,妙造自然。花鳥畫是情節性有詩意的動的繪畫。文人水墨畫如畫竹、畫蘭、畫禽鳥等,也講究風晴雨露,也講究飛鳴食宿,他們更是強調了這壹點,這也就是在“六法”中首先要求要做到“氣韻生動”的這壹優良傳統。不過,在北宋,傳統的發揚和風格的創造比較多,在南宋,傳統的繼承比較多,傳統的發揚、風格的創造比較少。由於北宋時期的畫家,僅壹部分入了畫院,南宋雖是偏安的局面,但大部分畫家都在畫院,這也許是在繪畫上繼承和因襲成分加多的原因之壹吧。在院外的文人畫,在南宋末期逐漸發展成為主流,直到元代,這並不是偶然。

元朝的花鳥畫,在花鳥畫家來說,已感到寥寥無幾。趙孟頫的《枯木竹石圖》、《幽篁戴勝圖》是他充分發揮了筆墨作用的。像陳琳的《溪鳧圖》、王淵的《幽篁鵓鴿圖》、張守中的《桃花山鳥圖》等,他們都是水墨和白描向結合,兼工帶寫的組品。在這時期應特別提出的是畫竹和畫梅,李衎、柯九思和王冕的作品,如故宮繪畫館所陳列的《四清圖》、《雙勾竹石圖》、《墨竹圖》、《墨梅圖》、《三君子圖》等,在繪影、繪聲和繪芳香方面,假如肯平心靜氣地領略壹下的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對它的看法是:由用絹到用紙,由用色到用水墨,在寫生的基礎上進步到兼工帶寫,半工半寫,做到“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須八法通”的高度技巧,專就花鳥畫來說,是有它輝煌成就的。

明朝的花鳥畫,它的發展,基本上是沿著兼工帶寫這方面發展的。明初雖又設立了翰林圖畫院,在武英殿置待詔,在任智殿置畫工,並且把工筆花鳥畫家邊文進召至北京,給他武英殿待詔的官職。邊文進和明中葉的花鳥畫家呂紀都是繼承南宋花鳥畫而發展下來的。邊學李迪、李安忠的成分比較多,呂學馬遠父子和魯宗貴的成分比較多,呂學馬遠父子和魯宗貴的成分比較多,我們壹見到他們的作品,即可看出他們繼承傳統的成分。但是他們都還保持著自己的風格。到明末的陳洪綬,他的花竹翎毛,是創造性地繼承著宋人的勾勒,他比邊、呂二家更有新的成就。

這壹代的花鳥畫已發展成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寫意畫裏形成了小寫意和大寫意。並且那時的士大夫階級竟主張對花木不必管花、葉和花蕊的真實,說什麽“若夫翠辨紅尋,葩分蕊析,此俗工之技,非可語高流之逸足也”(見《丹青誌》陳淳條)。這就是說,“庸俗”的“畫工”,才對花木去辨別葉子,追尋顏色,識別花朵,分析花蕊,“高流”的畫家們可以不管這壹套而信筆壹揮。這就造成脫離實際、脫離寫生的花鳥畫。但是,大筆的寫意花鳥畫家有林良和他的兒子林郊以及王乾、徐渭、八大、石濤(編者按:現在畫史壹般將八大、石濤歸入清代畫家)。這是痛快淋漓的水墨花鳥畫,對於花鳥畫傳統來說,它是從寫生向前發展的,首先是做到了生動活潑。小筆的寫意花鳥畫家有沈周、陳淳、陸治、周之冕、孫克弘這些人。他們是以清倩柔婉見長的,為了與“俗工”有別,他們有的“不求形似”,只是片面地強調筆墨的高韻,對於花鳥畫寫生傳統所要求的“形神兼到”,似乎拋棄形而只在求神。明初畫院裏,發明了畫翎毛的“點厾法”,用破筆枯墨,連點帶刷,非常生動活潑,這是進步的方法,這方法至今普遍地流傳著。另外,還發明了勾花點葉的畫法,至今仍被畫家使用著。明末,有胡曰從的《十竹齋畫譜》行世,這對初學繪畫是有幫助的。

清代的花鳥畫,在這壹時期裏,我們首先看人物畫、山水畫的發展,然後再看花鳥畫。這樣比較壹下,花鳥畫比其他的人物山水畫還是有它向前發展的壹個方面,盡管相對地脫離了花鳥畫寫生的傳統。例如,明末清初的惲南田、王忘庵,他們批判了明代畫用筆的粗狂,發揮了“沒骨”寫生的功能。用“沒骨法”或是“勾花點葉法”來進行寫生,他們是比明代的畫家又向前發展的。特別是惲南田的作品,更可以說明這壹點。清代初期,由明代士大夫所倡導的梅、蘭、竹、菊四君子畫,到這時也印行了畫譜——《芥子園畫傳》二集,第三集是花鳥草蟲畫傳。到了中期,工筆花鳥畫沈南蘋往日本教授花鳥畫。士大夫階級的花卉畫家蔣廷錫、鄒壹桂等也畫出壹些頗為鮮艷的“奉旨恭畫”的作品。這時畫花鳥的還有華喦,他千錘百煉出來的形象,使用清新明快的手法,以少勝多地塑造出壹花壹鳥、幾片葉、壹枝藤的形象,使人見了,直覺得他是“惜墨如金”。繼承者或者說模仿他的只有壹個李育,他不但是畫,連題字也學得神似,因此,傳到目前的華喦畫中,使人懷疑很有可能有壹些是李育搞出來的。再後就是趙之謙,他的花卉首先值得珍視的是他把遊歷所看見南海兩廣的花果,用他圓潤靈活的筆調,鮮明的色彩,把這些花果如生地給反映出來。同時,對於新鮮事物——中原不常見的花果,也表達出作者對它們的思想情感。

末期還有“三任壹吳”,“三任”是任渭長、阜長和伯年,“壹吳”是吳昌碩。“三任”的花鳥畫,是從陳老蓮的花鳥畫發展下來的。渭長的筆調比較穩當,阜長、伯年他們的筆調更加潑辣,但是行筆如風、壹揮而就的氣勢,是他們獨特的風格,盡管他們有些過分地誇張了筆墨。吳昌碩是從蒼老拙厚的筆調上求得畫面上的協調,對於形象,卻是大膽地加以誇張和剪裁。所謂大筆破墨花卉,成為壹時最傑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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