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嗎？”這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困擾著許多自恃聰明的人，讓人倍感世界的無常。正是由於人的有限與渺小，比之於宇宙與世界的深不可測，差距太大，才使人對許多無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懼。比如，直到今天，在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認為“四”、“十三”這些數字會給他們帶來不祥，可見，面對世界的無常，人是多麽脆弱而無助。
還有許多具體的事物，也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懼。比如，苦難，或者說精神創傷，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不說人類歷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現在，思想貧困，情感頹廢，愛情正走向欲望，高貴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無處不在的核威脅，等等，都已經把人類推向了危險的邊緣。這個問題重重的世界，不是人類所能輕易承擔的了。尼采所預言的“超人”並沒有誕生，而現代人卻承受著“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重負，這就是他們為何恐懼和絕望的原因。讓我們回想壹下古典神話中那個亞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頭在北非海岸邊的亞特拉斯山上散步，他這樣做並不費力，因為他是亞特拉斯！但是，如果他將這個世界放在肩我們的肩上，我們就會立刻被壓垮，因為我們只是壹個普通的人，無法承受這個重擔。精神問題也是如此。人從文藝復興之後被確立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終極，人便開始要為自己的生存負責，這就好比把亞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壹樣，最終會被壓垮。人要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價，如同猶太人殺害了撒勒人耶穌要付出集中營的代價壹樣，每個人可以說都在付出代價。壹次又壹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嚴峻性擺到了每個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時代，人類遭遇的還只是性受挫，到現在，成了生存的受挫，顯得更加嚴重了。悲劇也許正是這樣開始的：人作為有限的存在，根本無力為自己承擔壹切。我現在回憶古代聖徒跪在神面前禱告的情形，他們可以將心中壹切的煩惱、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傾訴，傷心的眼淚可以向他而流，難以負荷的生存重擔可以交托給他，是多麽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紀的人類選擇了自我承擔的道路，這樣，離棄了神聖的信仰，除了人的顧影自憐之外，在有誰來安慰我們呢？當我讀著梵高寫給他的戀人的書信時，我感到這個孤獨的畫家是那樣地需要愛與慰藉；立體主義繪畫大師畢加索，壹生都用立體法繪畫，將人抽象成壹些線條和方塊，可是，他將他的妻子與情人卻畫得充滿人性，這說明畢加索希望在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寫給戀人的信中說：“小公主，當妳來到我身邊時，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說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愛中得到安慰，只是，他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太可怕了。弗洛伊德認為性是壹切事情的最終目的，他在理論上並不相信有愛的存在。因著他作為壹個人，裏面就有壹個原初的渴望真愛的本質，這個本質將咒詛弗洛伊德那種以性為中心的思想。當他說出“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句話時，他裏面所受到的沖擊大概可以用恐懼顫栗來形容了。
梵高、畢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壹個***同的事實：人與自我分離了，即存在與本質的分離。就如卡夫卡所說的那樣，我說的與我想的不壹樣，我想的又與我願意想的不壹樣。這些分離的事實使梵高、畢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於恐懼和絕望之中。他們無法使自己成為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更嚴重的是，每個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壹個巨大的繭，把自我囚禁在裏面。這個繭導致人不單不能順暢地與他人交流，甚至與自我的交流都疏離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壹般意義上的交流，而是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所帶來的壹個結果是：每個人的我都成了孤獨的我。孤獨，真正的孤獨。我想起安東尼奧尼的電影
《放大》，整部影片充滿的是按照像機快門的聲音，幾乎沒有什麽對白，即便那幾個模特非理性的表演場面，也沒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後，在網球場上，壹個戴著面具的人孤獨地打著網球，沒有對手，這時，鏡頭不斷地拉遠，畫面中的人不斷縮小，直到剩下壹個空曠的球場。這部電影與安東尼奧尼的另壹部影片《紅色沙漠》壹樣，充分表達出了現代人的孤獨、冷漠、毫無交流與慰藉的空洞的景象。同壹時期的電影大師費裏尼、英格瑪·伯格曼，幾乎都在表達這壹主題，以揭示人類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這樣的面目出現在藝術家的視野中，裏面壹定包含著藝術家對世界、對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懼。鮑斯威爾說：“沒有比恐懼更讓人苦惱的情緒了；恐懼使我們痛苦不堪，並使我們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極點。”蒙田則說：“恐懼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難以忍受。”在這裏，恐懼意味著尊嚴的喪失。當卡夫卡在《地洞》這部小說中寫到那只小動物豎起耳朵緊張地諦聽著地洞外的動靜時，他已走到了孤獨與恐懼的深淵。英格瑪·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沈默》，並說他發現了壹個重要事實：神已經不在，現在這個世界只有沈默。在這個事實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懼。事後他對記者說，他是壹邊聽著巴赫的音樂，壹邊寫完《沈默》這個劇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樂來抵擋他內心的恐懼。讓我們再回想壹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現代啟示錄》吧，“我”行走在仿佛永遠走不完的河流上，越來越對將要面臨的事實感到恐懼，當“我”見到那個隱藏在森林中拒絕作戰的軍官（馬龍·白蘭度飾）時，恐懼驅使“我”舉刀向那個軍官砍去，想以此來解除內心壓力，這時，畫面上只有軍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滾，以及他低沈的、絕望的叫聲：“恐懼！恐懼！”這裏面，科波拉讓我們看到戰爭把人性傷害到了什麽程度。
恐懼，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對壹個具體對象的，恐懼與焦慮壹樣，可能是沒有具體對象，無邊無際的。肉體遭到攻擊（如壹只老虎朝妳撲來）會害怕，精神的傷害卻產生恐懼，最終帶進絕望。害怕是現在的，恐懼則可以針對未來和不可知的事而發生。那麽，恐懼是如何發生的呢？或者說，人為什麽會恐懼？壹只豬晚上要被殺了，中午它照樣可以很快樂地進食，人卻做不到這壹點，原因在於人會為未來的事而憂慮。未來如果沒有安全，沒有因慰藉帶來的幸福，沒有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人就無法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適的位置。他壹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給他帶來威脅。沒有了更大有保護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從何而來呢？人把自己擡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卻又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這種嚴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懼是在所難免的了。
在探查恐懼發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說到恐懼的基本形式是什麽。恐懼有許多種面貌，但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形式：壹、對不具人格的東西有所恐懼；二、對“不存在”這件事感到恐懼；三、對死亡的恐懼。也許我們還可以想出壹些恐懼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種實際上涵括了絕大多數的恐懼類型。恐懼的強度也有不壹樣，有的較弱，有的強烈到足以導致絕望的地步，有的則在這二者之間。許多現代人經歷了這種可怕的黑暗，並由此發出絕望的哲學，而恐懼又說以顫栗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過於他們所能承受的東西，以致心理行動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脅面前，人是需要壹個更大的保護者的。
人為什麽會對“不具人格的東西”感到恐懼呢？原因在於，自從每個人的自我成了壹個繭，把自己與他人之間封閉起來之後，人就無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視神聖的存在，了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實上，人自身的存在是開放性的，他渴望與更高的存在聯合在壹起，以彌補自身的不足，所以，東方有“天人合壹”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調”的啟示。古代中國人強調“人”必須與“天”相統壹、協調、壹致、和睦，所謂“參天地，贊育化”，但中國思想中並沒有哪壹個神聖實在與“天”相對應，“天”顯得非常空洞，最終就把“天人合壹”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結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就是神，基督，賜生命的聖靈，“神人相調”是指三壹神的神性與它所救贖的人性在時間裏相遇，但不產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為代表，其最終的合壹是合壹於“天”（神）——“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這個瀆神的物質主義時代，東西方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熱烈地去追求屬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徹底地向神聖存在關閉。這種存在的閉抑性使得人像戴上了眼罩壹樣，開始用人的立場來認識人自己。結果，現代人越認識自身的人性，就越發現它難以辯認，毫無內涵，於是開始對人的“不具人格的”事物產生恐懼，他們的恐懼是有道理的。這就是現代的藝術家們越想認識人，人在他們的作品中就越沒有地位的原因。其實，古希臘的名言“認識妳自己”的本來意思是“記住：妳將死去！”可是，現代人理解錯了這句話。
有壹個例子或許可以說明問題。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單獨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間裏，人怎樣安慰他都無濟於事，但在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國家，父母會對孩子說說：“不必怕，因為神也在這裏。”這是個簡單而奇妙的真理，因著有位格的、無限大的、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神是真實存在的，同樣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懼怕“不具人格”的東西了。許多的心理學家，都用這個辦法，實用主義式地表現出相伴信“神存在”的模樣，卻能對患病者有某種程度的幫助。卡爾·榮格就經常告訴他的病患者，在壹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壹樣，就可以對付心理上的恐懼。在榮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記者對他的最後壹次訪問中談到他
所認為的神是；“凡是從我外面切入我意誌的東西，或是由我的集體潛意識中湧現的東西。”他的建議是，姑且把它稱作“神”，並且向“他”投降，為什麽榮格用這種方式能夠治愈許多人呢？因為神的存在消彌了人心裏那種對“不具人格的東西”恐懼，它太真實了。
第二種基本的恐懼是針對“不存在”這件事而言的。為什麽今天會有許多人對“不存在”感到恐懼呢？既然它不存在，又用什麽來引發人的恐懼呢？因為現代人普遍不知道萬物的起源和終結，也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裏來的，變幻莫測的學說以及存在本身，使他們感到無所適從。並且，現代人大多相信萬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機緣中產生的，這樣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會帶進認識上的混亂。既然壹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無窮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壹個瞬間會變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壹個瞬間變為存在的，這哪裏還會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為缺乏壹個不動的根基，毫無意義可言，人自然就會對
“不存在”感到恐懼了。
第三種基本的恐懼是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是最明顯的，也是最具摧毀性的。“記住：妳將死去！”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壹個殘酷的事實。死是那樣的不容置疑。奧古斯丁說：“壹切都是不確定的，只有死是確定的。”死的權勢將註銷壹切生者的意義：每壹個活著的人，都是在死，準備死，最終無壹例外地進到死的懷抱中。既然我註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隨時都可能臨到我，那我活著的意義在哪裏呢？對死亡的恐懼實際上就是對生之意義的質疑，它幾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問題。那種像蘇格拉底那樣將死當作壹種福樂來期待的人必竟太少了，因這它需要的是為真理獻身的勇氣。柏拉圖的思想就是起源於蘇格
拉底的不妥協之死。對蘇格拉底來說，與真理的對話——言說“道”（邏各斯）——能使他無視死亡的某種可怕本質，甚至當掌管鴆毒的人告誡蘇格拉底盡量少說話，否則毒性會發作較慢，須服食二至三份時，蘇格拉底在回答說，且準備鴆酒，“不妨二至三份”。蘇格拉底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可是，今時代的人已經失去了對“道”的追尋，他還能夠用什麽來抵擋這壹恐懼呢？恐懼意味著壹種威脅，時間對我們的威脅，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帶來的自我威脅，這與罪有關，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創世紀》壹書中，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之後，他就承受了神的詛咒：“妳必定死！”這裏表明人的墮落是墮落到了時間的制約
裏面，死即意味著時間對人構成限制。時間的威脅還不僅在於它將終結我們的壹生，更可怕的是，它還可能提前用壹種強暴的方式來執行這種終結，如疾病、災禍等。因著每個人裏面都有壹個渴望無限、達到永遠的願望（生兒育女、著書立說就是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遲壹點到來，事實上人又無力做到這壹點，對死亡的恐懼就產生了，因為它是壹個隨時都可能來敲門的不速之客。恐懼死的另壹個原因是，人無力對自己壹生的所作所為負責。人的良知渴望公義、聖潔，而在人肉體裏又沒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壹種為義自責的痛苦。因著人無法帶著自己聖潔的壹知動面對死亡，恐懼死實際上就是恐懼死後有審判。
如何才能緩解恐懼並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呢？我想，首要的是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從而保持對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終極，以為自己能夠承擔壹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於壹個他自己無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從恐懼的繭中突破出來，他必須承認人不是自己生存，他必須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壹個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這位更大的生存者來守護人的生存，人活著的意義才能得到證實，我們也才能以此來克服對“不具人格的東西”，對“不存在”，對“死亡”的恐懼。這個事實將變得越來越尖銳，因為人類在世紀末已經來到了壹個極其脆弱的境地，他對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裏那種自信了，或者說，歷史上許多殘酷的事實業已證明，人類在失去了壹個更大的存在者的守護時，是有可能變得像動物壹樣野蠻和為所欲為的。在這種情形趟，人感到恐懼並不奇怪，而要徹底消除壹個人內心裏的恐懼與不安，除非使這個人成為另壹個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這個世界將給他新的更有價值的力量，給他信心，給他勇氣，使他成功地從恐懼的世界中解放出來。這的確是壹個秘密，我願意再次引用詹姆士·裏德的話：“正是在這個永恒的世界中，基督發現了無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災害，還是人類的殘酷，都不能觸及到他生活於其中的那個永恒世界裏面的事情。在這個永恒的世界裏面，沒有什麽東西會受到水與火的威脅，因為水與火的威力永遠也達不到這個領域。”而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似乎說得更為明白：“真正的恐懼來自信念；虛假的恐懼來自疑慮。真正的恐懼是伴隨著希望的，因為它來源於信念，而且因為人們對自己所信仰的神懷著恐懼。前者怕失去神，後者怕找到神。”確實，終極意義上的恐懼，不是簡單的害怕，也不是壹種情緒，它關涉著我們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願茍活的人，只要還沒有終止思索的人，遲早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因為它是那麽的真實而不容回避。哲學家馬克斯·舍勒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開端，就在於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與估計，而我開始正視和探查自己所面臨的恐懼及其基本形式，也許可以說明我正在擺脫恐懼折磨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