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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是怎樣的人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謚號靖節先生,入劉宋後改名潛。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過幾年小官,後辭官回家,從此隱居,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詩》等。

陶淵明大約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壹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誌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誌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誌,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裏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遊,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壹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壹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誌:“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壹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壹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誌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裏(今星子溫泉栗裏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壹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壹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汙)。”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的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壹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誌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誌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擬挽歌辭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有關陶淵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證,因此此處的六十三年之說也有待考證),與世長辭。他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如今陶淵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壹大二小***三塊碑石組成,正中楷書“晉征土陶公靖節先生之墓”,左刻墓誌,右刻《歸去來兮辭》,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孫所立。

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傑出的詩人,也是傑出的辭賦家與散文家。陶詩今存125首,計四言詩9首,五言詩116首。陶文今存12篇,計有辭賦3篇、韻文5篇、散文4篇。

陶淵明辭賦中的《閑情賦》是仿張衡《定情賦》和蔡邕《靜情賦》而作。內容是鋪寫對愛情的夢幻,沒有什麽意義。《感士不遇賦》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賦》和司馬遷《悲士不遇賦》而作,內容是抒發門閥制度下有誌難騁的滿腔憤懣;《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辭官歸隱之際與上流社會公開決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絕大篇幅寫了他脫離官場的無限喜悅,想象歸隱田園後的無限樂趣,表現了作者對大自然和隱居生活的向往和熱愛。文章將敘事、議論、抒情巧妙地融為壹體,創造出生動自然、引人入勝的藝術境界;語言自然樸實,洗盡鉛華,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韻文有《扇上畫贊》《讀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散文有《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又稱《孟嘉別傳》,是為外祖孟嘉寫的傳記;此外還有《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與子儼等疏》等。總的說來,陶文數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詩。

陶淵明的詩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時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因此,陶淵明有“田園詩人”之稱,也是田園詩派的鼻祖。他的詩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

飲酒詩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飲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語態或指責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的上流社會;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險惡;或表現詩人退出官場後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現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從詩的情趣和筆調看,可能不是同壹時期的作品。東晉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恭帝為零陵王,次年殺之自立,建劉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隱晦曲折地記錄了這壹篡權易代的過程,對晉恭帝以及晉王朝的覆滅流露了無限的哀惋之情。此時陶淵明已躬耕隱居多年,亂世也看慣了,篡權也看慣了,但這首詩仍透露出他對世事不能忘懷的精神。

詠懷詩

陶淵明的詠懷詩以《雜詩》十二首,《讀山海經》十三首為代表。《雜詩》十二首多表現了自己歸隱後有誌難騁的政治苦悶,抒發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高潔人格。可見詩人內心無限深廣的憂憤情緒。《讀山海經》十三首借吟詠《山海經》中的奇異事物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如第十首借歌頌精衛、刑天的“猛誌固常在”來抒發和表明自己濟世誌向永不熄滅。

田園詩

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鄙夷功名利祿的高遠誌趣和守誌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黑暗官場的極端憎惡和徹底決裂;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為壹個文人士大夫,這樣的思想感情,這樣的內容,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門閥制度和觀念森嚴的社會裏顯得特別可貴。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也有壹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頓狀況的,可使讀者間接地了解到當時農民階級的悲慘生活。陶淵明的《桃花源詩並記》大約作於南朝宋初年。它描繪了壹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表現了詩人對現存社會制度徹底否定與對理想世界的無限追慕之情。它標誌著陶淵明的思想達到了壹個嶄新的高度。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創者。他的田園詩以純樸自然的語言、高遠拔俗的意境,為中國詩壇開辟了新天地,並直接影響到唐代田園詩派。在他的田園詩中,隨處可見的是他對汙濁現實的厭煩和對恬靜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在《歸園田居》中,他將官場寫成“塵網”,將身處其中比喻為“羈鳥”和“池魚”,將退隱田園更是比喻為沖出“樊籠”,返回“自然”。因為有實際勞動經驗,所以他的詩中洋溢著勞動者的喜悅,表現出只有勞動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歸園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證明,這也正是他的田園詩的進步之處。

陶淵明的詩在南北朝時影響不大。劉勰著《文心雕龍》,對陶淵明只字未提。鐘嶸《詩品》列陶詩為中品,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認為其詩“其源出於應璩”。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推崇備至:“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文選》收錄陶淵明的詩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錄較多的作者。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對唐宋詩人有很大的影響。杜甫詩雲:“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宋代詩人蘇東坡對陶潛有很高的評價:“淵明詩初看似散緩,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蘇東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和陶勸農五首》、《和陶九日閑居》、《和陶擬古九首》、《和陶雜詩十壹首》、《和陶贈羊長吏》、《和陶停雲四首》、《和陶形贈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劉柴桑》、《和陶酬劉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詩,可見陶淵明對蘇東坡影響之深。

陶淵明長於詩文辭賦,詩多描繪自然景色及其在農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優秀作品寄寓著對官場與世俗社會的厭倦,表露出其潔身自好,不願屈身逢迎的誌趣,但也有宣揚“人生無常”,“樂安天命”等消極思想。其藝術特色,兼有平淡於爽朗之勝,語言質樸自然,而又極為精煉,具有獨特風格。是我國第壹位田園詩人。並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為主題。《桃花源記》周新國先生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之壹,約作於永初二年(421),描繪了壹個世外桃源。以武陵漁人進出桃花源的行蹤為線索,描繪了壹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自食其力,自給自足,和平恬靜,人人自得其樂的社會。

[4]據常德歷史學者、收藏家周新國先生的《武陵藏珍》考證:“武陵是常德歷史上的第二個行政區劃。魏晉以後,武陵郡轄沅水流域諸縣。”“武陵郡”自漢高祖二年(前205)設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歷時963年,以後不再使用。其所轄地區,先後改稱(隋唐)朗州、(北宋)鼎州、(南宋)常德府、(元朝)常德路、(明清)常德府。“武陵縣”自隋開皇九年(589)設置開始,沿用至中華民國二年(1913),歷時1324年。“武陵”壹詞,在唐以前壹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此武陵人當是“武陵郡人”。晉孝武帝《征武陵襲元之》、晉湖濟(尚書郎)《薦武陵伍朝疏》、六朝劉潛《為武陵王謝賜弟啟》中的“武陵”,也應是指“武陵郡”,因“武陵縣”之名,此時還不存在。唐以後至清末,壹般才是指“武陵縣”。不過,無論唐以前或唐以後,在文人筆下,仍時有把原屬於“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區,習慣地泛稱“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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