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從歷史角度、文化角度、寫寫國內的和國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間書籍裝幀的發展過程。
壹、對古典文學書籍裝幀的理解和設計思想
古典文學書籍裝幀的設計,需要對被裝幀書籍內容的理解和提煉。我國的古典書籍中的線裝書雖然看起來比較簡單隨意,但從總體上考察,並非隨意為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設計的,從色彩調賦、材料應用,都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底韻。而現代裝幀設計,因為新技術、新材料的運用,未免能夠達到這種效果。那麽,我們現在對古典書籍進行裝幀設計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味道呢? 壹味地追求古典, 將使整個設計缺乏現代的審美情趣; 壹味地追求現代, 又將使古典文學書籍的裝幀缺少古典文學的“氣韻”, 也會偏離現代人對古典文學作品裝幀美的需要。當今對古典文學書籍進行裝幀設計,應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對書籍裝幀設計的精華,使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的氣韻, 與現代的美學要求有機地融合。在整個總體設計上, 既不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含蘊和意境,又能融合現代人對書籍裝幀的審美要求。古今裝幀審美學方式的統壹,是當代對中國古典文學書籍進行裝幀設計的需要。
書籍從人類文明產生至今,作為壹種大眾媒介的傳播工具,越來越發揮著它自身的作用。人類從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記事,到現代印刷技術、書籍的裝幀,在長期的實踐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智慧,並形成了專門的學科。壹個國家對書籍裝幀水平的高低,書籍品種的多少,出版發行量的大小,已成為衡量社會進步和發達的壹個標誌。書籍裝幀走過了壹個漫長而曲折的道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它由簡單到復雜,從單純的書籍加工到當今藝術創作。現在,書籍裝幀已不再只是簡單地壹頁頁紙的裝訂,而是裝幀設計者對書籍的二度藝術創作,是裝幀藝術家思想和智慧的結晶。書籍裝幀設計發展至今,已成為壹門綜合的藝術門類,它是繪畫、攝影、書法、金石等藝術形式的綜合應用, 需要設計者具備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識, 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良好的審美情趣。對書籍的裝幀設計, 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 還應賦予裝幀設計的商業性。書籍是放在書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時,還應有吸引讀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賞價值的同時,要能刺激讀者閱讀書。
二、中國古代書籍裝幀的幾種形式和演變過程
1、繩串聯
中國的書籍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書籍的裝幀形制，也是隨著書籍的生產工藝和所用材料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地演變著。
壹般認為，中國最早的書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或獸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當時，為了便於保存，將內容相關的幾片甲骨用繩串聯起來，這就是早期書籍的裝幀形式。
從商代後期開始，出現了青銅器銘文，統治者將重要文書鑄於青銅器上。特別是到了西周，銘文可以容載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銘文達500字，因人們多把古代這種鑄之銅器上的銘文看作古代“原始書籍”形式之壹，故多數書史家認為，它也是古代書籍裝幀的壹種形制。
2、竹簡
竹簡是紙發明前最具代表性的書籍形制。它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任意確定簡數，壹簡書字壹行，最後用上下兩道繩編串起來，卷捆後保存，還有葦編和絲編兩種，考究者用織物縫袋裝入。竹簡約起源於西周後期，壹直延用到公元4世紀。竹簡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稱木簡。與竹簡
並行的還有木牘，制成長方形木片，用於書寫短文。
3、帛書
帛書是略晚於竹簡的壹種書籍形式，它是將文字書寫於絲織品上，其裝幀形制是縫邊後成卷存放，由於材料昂貴，多為統治者書寫公文或作繪畫用，壹般書籍使用較少。
4、石經（石碑）
石經也是古代書籍的壹種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經》，它開刻於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將儒家七經刻於46塊石碑上，總字數20多萬字。它立於洛陽太學門前，供人們閱讀、傳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過了壹般書籍。其形制是雙面刻字，文字豎向閱讀行列整齊，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開刻的房山雲居寺佛教石經，雖年代晚於《熹平石經》，但其影響更大，價值亦高。
5、拓印（卷軸）
紙張發明後，出現了壹種拓印形式。它可以將各種石刻文字復制在紙上，經裱裝成卷後便於保存和閱讀。後來這種方法又用於青銅銘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從南北朝到隋代的宮廷藏書中，各種拓印件是壹個重要的類別。
紙發明於公元前二世紀；從公元二世紀起，紙才較多地用於書寫；公元二世紀，紙的使用才更為普遍，成為書籍載體的主要材料，紙質寫本書籍的裝幀形制有多種變化，最早的寫本書延用了簡策和帛書的形式，即卷軸裝。唐代初期，在卷軸裝的基礎上，又出現壹種旋風裝，過去，由於只見記載，未見實物，因而對旋風裝的形制眾說不壹。宋代張邦基稱這種裝幀為“逐頁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壹卷”；清代葉德輝稱其為“鱗次相積”；也有人認為是將經折裝首尾相連即為旋風裝。後來發現了唐代《唐韻》寫本，是將所寫書頁逐張依次錯開貼於卷軸底紙上，閱讀時打開逐頁翻閱，讀畢仍卷為壹軸，其外觀與卷軸相同，從而證明前兩種說法是正確的。
6、經折裝、旋風裝和蝴蝶裝（印刷術發明初期、遼金時代的書籍裝幀）
經折裝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將所寫書頁按順序裱貼在壹起，再壹正壹反連續折疊，再裱以前後護封。
印刷術發明前，書籍的裝幀形制，壹般只有上述幾種。印刷術發明後，卷軸裝、經折裝仍在繼續使用，但在使用材料，開本的大小，裝潢工藝等 方面，仍不斷有新的發展。並且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新的書籍裝幀形式也不斷出現，先後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
印刷術的發明，標誌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由於生產手段的改變，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書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的繁榮和發展。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從開本的選用、版芯的大小、字體和行格、裝幀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體現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
印刷術發明於隋未唐初，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704年前後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刻印於公元868年，都為卷軸裝。由此可知，卷軸裝為印刷術發明初期最常用的壹種裝幀形式。最早印刷的壹般書籍是《唐韻》，其裝幀形式可能是旋風裝，約印於唐晚期。
從唐到五代，印刷還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吳越等地有印刷記載。到宋代，出版印刷業才逐漸普及，政府印書、民間印書、學校印書、寺院印書都發展起來，印書的地域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出版印刷業。過去對遼代北京印刷的書籍，多數只見於記載，實物留傳的很少。例如：遼統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編的《龍龕手鏡》，乾統年
間（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醫書《時後方》、《百壹方》，以及遼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經總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四層佛像胸中，發現了壹批遼代印刷品，大部分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土生經疏科文》壹卷，最晚的為天慶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薩戒壇所牘》壹書。其他書籍有《契丹藏》及遼代刻印經卷47件，遼刻書籍8件，雕印著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為公元990～1121年之間。從這些印刷品的題記中，我們還知道了壹批遼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單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吳天寺福慧樓下成家”、 “燕京憫忠寺”、“燕京聖壽寺”等。由此可以看出，遼代北京的印刷業已十分興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書為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尚書》和《經典釋文》，《開寶藏》則刻印於開寶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書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見北京出版印刷的歷史，也是十分悠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