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錢荒頻頻的原因
宋王朝和過去歷代王朝相同，對金屬和非金屬礦的開采冶煉均實行禁榷，所有權由國家壟斷，在銅礦產地設監，礦務、場務有專任官吏管理；但實際采煉由該地方坑冶戶承包，按政府規定的數量繳納歲課，實行國有民營。這與當時各種手工業直接由政府招募或雇工經營有所不同。
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960～997)的37年中，曾允許百姓私采銅、金、銀等礦。《宋史·食貨誌》載，開寶三年(970)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雕疲，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能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今湖南桂陽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壹。”(脫脫等《宋史》卷壹八五《食貨誌下七·坑冶》，中華書局1964年版)表明朝廷不與礦冶業主爭利，使他們在壹定的減稅、免稅政策下，從事采礦和冶煉。其後曾壹度將采冶收歸官營，凡出銅地區，壹律禁止民采。但壹段時間之後又部分地放開開礦權，主要控制冶煉和鑄造權。
宋代金屬礦場的分布及歲課量。據《宋史·食貨誌下七·坑冶》載：“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壹……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劭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壹務。”銅、鐵、銀等金屬礦場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境內，極壹時之盛，遠遠超過唐代；其次是安徽、浙江、四川。錫礦、鉛礦主要見於江西、福建、湖南、兩廣。到治平年間(1064～1067)，銅礦分布***11州1軍46冶，以江西、福建為主，廣東、四川為次。元豐年間銅礦分布計22州(軍)，與治平年間基本相似，又增開浙江、河南、陜西***5場。金屬礦的產量也呈上升之勢，仁宗皇韋占時(1049～1053)，歲課銅510萬斤，鉛約10萬斤，錫33萬斤；英宗治平時，銅為697萬斤，鉛增至200萬斤，錫增至百余萬斤；神宗元豐元年(1078)，歲課銅1460余萬斤，鉛919萬斤，錫232萬斤。鑄幣數也由太宗至道年間的80萬貫，至真宗景德年問增至183萬貫，到神宗元豐年間，僅所鑄銅錢達到500萬貫，銅監增至17所，所鑄鐵錢也達至500萬貫，有鐵監7所。
兩宋的錢幣是中國錢幣史上最復雜、鑄造數量特別多、錢名種類最為豐富的時期。唐天寶年問，每年鑄錢數只有32萬貫，以全國人口計，每人只攤到六七文。北宋初年的鑄錢量就達100萬貫以上，最多的元豐年間達500萬貫以上，鐵錢和紙幣還不在內就數十倍於唐。根據各年鑄造銅錢數來計算，從北宋立國到元豐末年截止，總鑄造銅錢當在壹億四五千萬緡，若加上私鑄的錢，合計當接近二億貫。官府的銅錢，在銅監監督下鑄造，銅料壹般來源於周邊的礦山，也有從較遠產區調配來的。
宋代銅冶增長的情況已如前述，但值得註意的是，在鑄錢最盛的神宗熙寧、元豐時期，積聚已久的錢荒問題卻突顯出來。正如當時人張方平所指出的，“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宋史》卷壹八○《食貨誌下二·錢幣》)。
宋代錢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是民間銷熔銅錢，制造器皿以獲利。銅是國家的禁榷物，由國家嚴加控制，民間缺銅，壹般民用銅器在市場上價格上揚，在利益的驅使下，有人銷熔銅錢以鑄造器皿，據記載因此可以獲利5～10倍；其次，北宋雖嚴格禁止“銅錢闌出塞外及南蕃諸國”(《宋史》卷壹八○《食貨誌下二·錢幣》)，但銅錢私下外流愈演愈烈，大量銅錢不僅通過各種途徑流落到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而且流到海外，難於阻扼；再次，鐵錢大量鑄造，而其實際價值越來越輕，與銅錢的比值不斷變動。因此民間多儲藏銅錢，不願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貴族、地主，大量窖藏銅錢，使本來就不充裕的銅錢更加匱乏，這種狀況在宋代商品經濟有所發展、商業和手工業都有較大進步的背景下顯得更加突出；最後，宋代貨幣流通的地方性十分突出，其錢幣是中國貨幣史上最復雜、幣材種類最多的王朝，加上壹直沒有統壹，銅、鐵錢兼用，錢幣分大小以及銅、鐵錢交換比率的不確定等也是錢幣正常流通受阻的原因。
二 緩解對策
錢荒說到底就是銅荒，盡管宋代大量開采銅礦、錫礦，到處設銅監鑄幣，但錢幣仍然不足，宋王朝采取以下多項措施增加錢幣的鑄造和投入，以期緩解或解決錢荒問題。
方法之壹，大鑄鐵錢，以鐵錢補銅錢之不足。
早在宋初，鐵錢就與銅錢並行，且形成銅錢與鐵錢的流通區域，成為宋代金屬鑄幣流通中始終存在的壹個重要現象。鐵錢流通的區域，由初期的四川地區，擴大到陜西、河東等地。南渡以後，為防止銅錢流入北方，兩淮、京西及湖北荊門等地也使用鐵錢，朝廷在重要產鐵區設置鐵監。
史載，真宗景德年間，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眾。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12斤10兩，以準銅錢。嘉、邛二州所鑄錢，貫25斤8兩，銅錢1個當小鐵錢10個兼用。仁宗慶歷五年(1045)，泉州青陽鐵冶大發，置鐵務於泉。神宗熙寧年間，以興國軍(今湖北陽新)、睦(治今浙江建德梅城鎮)、衡(治今湖南衡陽)、舒(治今安徽安慶市)、鄂(治今湖北武昌市)、惠州(治今廣東惠州市)置6監。(《宋史》卷壹八○《食貨誌下二·錢幣》)
南宋紹興九年(1139)，詔陜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五年，置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二錢。孝宗乾道六年(1170)，增置舒州同安監、蘄州蘄春監、黃州齊安監，皆鑄造折二錢，歲各30萬貫，所鑄之錢在兩淮通行。淳熙五年(1178)，詔令舒州歲增鑄10萬貫，蘄州增5萬貫。七年，舒、蘄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遷官，然淮民為之大擾。十年又將舒州之宿城監並入同安監。後復以發運司通領四監——江州之廣寧監、興國之大冶監、臨江(軍名，治今江西清江臨江鎮)之豐余監、撫(治今江西撫州)之裕國監。司農許子中所領三監，歲各認30萬貫，所鑄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嘉定元年(1208)，即利州鑄當五大錢。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30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同上)
兩宋所置銅監和鐵監數量之多、規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興廢之間主要由資源的多寡決定，有的監興亦突然，廢亦匆匆。但有些監如饒州、池州等得以延續較長時間，主要得益於資源的豐富。
方法之二，以次充好，在銅錢中攙雜其他金屬。
為減少銅的使用量，在銅錢鑄造中適當增加鐵、鉛、錫的含量，以犧牲銅錢質量的方法增鑄銅錢。據《宋史·食貨誌下二·錢幣》載，許申為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費省而利厚。試用此法鑄於京師，鑄錢時攙雜鉛、錫，結果液流速而易成，攙雜以鐵，流澀而多不就，工人苦不堪言，逾月才得萬錢。雖最終沒有成功，可以看成是壹次失敗的嘗試。
崇寧元年(1102)，前陜西轉運判官都貺復請權罷陜西鑄鐵錢。戶部尚書吳居厚認為江、池、饒、建等監所鑄錢不夠用，建議減銅增鉛、錫，歲可省銅30余萬斤，計增鑄錢15萬9千余緡。所鑄之錢光明堅韌，與現行流通的錢相同。
起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陜西，命轉運副使許天啟推行。其法以夾錫錢壹折銅錢二，每緡用銅8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質量較差。隨後江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鐵錢。兩年後蔡京被罷免，詔以兩浙鑄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次年，並河北、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惟河東三路聽存舊監，以鑄銅、鐵錢；產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這種方法在此之後也曾多次運用，對銅料短缺可起緩解作用，但效果不佳。
方法之三，減鑄小錢，改鑄相對省料的大錢。
《宋史·食貨誌下二·錢幣》載，淳化二年(991)，宗正少卿趙安易建言，因所見蜀地鐵錢至輕，二萬錢才可購買羅壹匹，請求改鑄壹當十大錢，禦書錢式，鑄地改稱禦書錢監；所有舊貯小鐵錢以小換大。但是，大鐵錢信用度極差，後遂罷鑄。實際上趙安易所請之法應該有效，只是措施不得力，收效不顯著。不久，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陜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虢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壹，以故民間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小銅錢3個可鑄當十大銅錢1個，可省料三分之二，應是很誘人的。此後，各地改鑄相對省料的大錢的做法便層出不窮。
熙寧後，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呆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江、池、饒、建、韶州錢監，歲課以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十錢。又詔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荊湖、淮南用折二錢改鑄折十錢皆罷。這壹措施帶來的問題也很多，史載：“自當十錢流行，抵冒者多。……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亡慮十余萬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謂烈矣。時禦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贛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乏。靖康元年，罷政和敕陜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裏法。”(《宋史》卷壹八○《食貨誌下二·錢幣》)既減銅增鐵，又以當二代替小平錢，同時嚴厲打擊私鑄，可謂數法並用，但效果並不盡如人意。徽宗時，再次擡出皇帝禦書，大鑄當十大錢，立錢綱驗樣法，設鑄錢院。崇寧監以所鑄禦書當十錢，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壹。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烏背，書畫分明。當十大錢從此流布甚廣。這壹措施的推行，使錢的質量下降。大錢雖通行，但錢荒仍無法緩解，北宋已亡。
方法之四，發行交子，以彌補金屬貨幣的不足。
這是交子發行的重要原因之壹。交子起初是川、陜壹帶商人因鐵錢重且價值賤而發明的。小錢每10貫，重65斤，折大錢壹貫，重12斤，街市買賣，難以攜帶，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極感不便，客觀上需要壹種便於攜帶且又很輕便的貨幣。宋真宗時(998～1022)，成都16家富商私造錢券，稱為“交子”。後來主持交子鋪的豪商挪用、吞沒現金，造成交子不能兌現，引起爭訟，官府遂令禁止。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正式設“交子務”於益州，由官府發行交子，這是中國發行紙幣的開始。
起初官交子是分界發行的，每期發行額為1256340緡，以三年為界，界滿時制造新交子以調換舊交子。交子最初只在川、陜流通，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1)推行到秦州。交子的推行極大地方便了商賈，也彌補了銅料的緊缺和金屬貨幣的不足，並從此開創了中國紙幣的發行歷史，成為世界貨幣發行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崇寧、大觀年間實行改革，把交子改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交子流通的範圍與鐵錢流通的區域相同，錢引擴大到京東、京西、淮南、京師等地。
南宋的紙幣流通範圍廣、種類多，初稱關子，後稱會子。市場上，既有朝廷發行的會子，也有地方性的川引、湖會、淮交等。兩宋各種紙幣的兌現以銅、鐵錢為主。由此可見，交子最初在鐵錢流通地出現，是適應了經濟發展後方便行商的需要，其後則是為了彌補金屬貨幣尤其是銅幣的短缺。紙幣的發行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了銅錢嚴重不足的矛盾。
方法之五，申嚴下海之禁。
銅錢的輸出是兩宋的壹個嚴重問題。北宋熙寧、元豐年間，銅錢的外流已相當突出，南宋時期銅錢鑄造量減少，但輸出仍在繼續。輸出的途徑，似乎主要是通過對外貿易，其去向仍舊是那些使用中國錢的地區和國家，最大的去處是北方的金人，其次是高麗、日本、東南亞諸國。以日本為例，日本自唐宋以降，壹直到明朝中葉，不斷地輸入中國銅錢，其數量之大令人吃驚，其中宋錢的數量最大，北宋錢又占絕對多數。如日本正德二年(1712)在水戶正宗寺出土的壹批古錢中，宋錢***188116枚，占總數的83％，其中北宋錢占96．6％，南宋錢僅占3．4％。(轉引自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417頁註釋[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又如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岡部村全昌寺出土的壹批古錢中，宋錢***24818枚，占總數的89．6％，其中北宋錢占97．6％，南宋錢占2．4％。又常陸國井村等處出土的古錢293026枚，宋錢占84％，其中北宋錢占99．3％，南宋錢僅占0．7％。(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650頁註釋[1])
宋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銅錢輸出，如宋初就強調“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宋史》卷壹八五《食貨誌下七·坑冶》)，其後又多次重申。南宋也壹再重申這壹基本政策，其中僅南宋後期就有寶慶元年(1225)、端平元年(1234)、淳佑四年(1244)三次明令禁止銅鐵外流，尤其是申嚴下海之禁。
方法之六，搜刮民間銅器，禁止毀錢鑄造其他器皿。
早在開國之初的宋太祖開寶三年(970)，就下詔禁止民間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同上)此後，類似的詔書也很常見。宋仁宗天聖以後，毀錢鑄鐘及為銅器，皆有禁。慶歷初，闌出銅錢，視舊法加其罪，毀錢千，為首者抵死。但其收效有限。
宋代經濟的發展，從錢幣的大量鑄造、錢幣投入量大增可以窺見其壹斑。宋王朝采用多種辦法，擴大銅礦的開采和錢監的設置，上述六法雖在壹定程度上增加了銅錢的投放量，緩解了錢荒，但終宋之世，這壹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錢荒客觀上反映了貨幣經濟在封建社會之重要性的提高，也折射出宋代對外交往聯系的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