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很多地方，在燈光昏暗的走廊裏，在陳列礦物和鴕鳥蛋以及壹個多世紀的其他生產性雜物的玻璃櫃之間，幽深之處建有秘密的門——說秘密，至少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那裏沒有什麽值得引起參觀者註意的地方。偶爾妳會看到壹個人從壹扇門裏走出來，壹副想著什麽事的樣子，亂蓬蓬的頭發，看上去像個學者。他腳步匆匆地順著走廊走去，很可能消失在前面另壹扇門裏。但是，這種事情是很少發生的。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門壹直關著，看不出裏面還有壹個——壹個相似的——同樣龐大的，在許多方面比之公眾知道和熱衷的那個博物館還要精彩的自然史博物館。
自然史博物館裏存放著大約7000萬件物品，涵蓋生命的每個範疇，這顆行星的每個角落，每年還向這些收藏品裏增添10萬件左右。但是，實際上妳只有看壹眼不對外展出的東西，妳才會知道這確實是個寶庫。在大櫃小櫥裏，在設有壹排排架子的長長的房間裏，瓶子裏浸泡著成千上萬件動物標本，方方的卡紙本裏別著幾百萬只昆蟲，抽屜裏塞滿了亮閃閃的軟體動物、恐龍骨頭、早期人類的顱骨，以及無數被夾子壓得很平整的植物。妳簡直有點兒像在漫遊達爾文的大腦。光貯藏室裏就有20多公裏長的架子，上面放著壹罐接壹罐的動物，保存在甲基化酒精裏。
這裏放著約瑟夫·班克斯在澳大利亞采集的標本，亞歷山大·馮·洪堡在亞馬孫河流域采集的標本，以及達爾文在乘“貝格爾”號船遠航中采集的標本——還有其他大量標本，不是非常稀有的，就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或者二者兼之。許多人會喜歡伸出手去摸壹摸，有的還真的這麽做了。1954年，博物館從壹位名叫理查德·邁納茨哈根的熱心的收藏家那裏獲得了壹批出色的鳥類標本。邁納茨哈根是《阿拉伯半島的鳥類》的作者，還寫過許多別的學術著作。在許多年裏，他壹直是博物館的壹名忠實的參觀者，為了寫自己的書和專著差不多每天都來做筆記。箱子到達以後，管理人員連忙撬開來看看裏面是什麽東西，說得婉轉點兒也是吃驚地發現，大批標本上貼著博物館自己的標簽。原來，邁納茨哈根多年來壹直在為他們“收藏”標本。這就解釋了為什麽他有穿大衣的習慣，即使在暖和的夏天。
幾年以後，軟體動物部門的壹位可愛的老常客——人家告訴我，他“還是壹位挺傑出的紳士”——正當他把價值連城的海貝殼塞進他的齊默助行架的空心腿裏時，他被當場發現。
“我認為，總是有人對這裏的東西垂涎三尺。”理查德·福泰壹面領著我參觀博物館的不對外開放部分，壹面若有所思地說。我們漫步穿過壹個又壹個部門，只見人們坐在大桌子跟前，仔細研究著節肢動物、棕櫚葉子和成箱的發了黃的骨頭。到處可見人們在不慌不忙地從事壹個宏大的事業，這個事業是永遠也完不成的，因此沒有必要匆匆忙忙。1967年，博物館發表了壹份關於約翰·默裏探險的報告，那是壹次對印度洋的考察，這時候距離探險結束已經44年。在那個天地裏，人們是以自己的速度來辦事的，包括福泰和我乘坐的那部小小的電梯。電梯裏有個學者模樣的老頭兒。電梯以大約沈積物下落的速度慢騰騰地往上移動，福泰和老頭兒親切地聊開了天。
那個人走了以後，福泰對我說：“他是個很可愛的家夥，名叫諾曼，42年來壹直在研究壹種名叫金絲桃的植物。他於1989年退休，但仍然每個星期都過來。”
“怎麽研究壹種植物要花42年？”我問。
“有點兒不可思議，對嗎？”福泰表示贊同，他想了片刻，“他顯然研究得很透徹。”電梯門開了，只見面前是壹個用磚頭砌成的出口，福泰顯得有點不知所措，“這就怪了，”他說，“過去這兒是植物部。”他按了按電鈕再上壹層樓。我們爬上後樓梯，小心翼翼地穿過幾個別的部，只見研究人員在不辭辛勞地研究曾經有過生命的物品，終於找到了通往植物部的路。於是，我被介紹給萊恩·埃利斯，以及那個靜悄悄的苔蘚世界。
當埃默森富有詩意地談到苔蘚喜歡生長在樹木的北側的時候（“在漆黑的夜晚，樹幹上的苔蘚就是北鬥星”），他指的其實是地衣，因為苔蘚和地衣在19世紀是不分的。真正的苔蘚實際上對生長的地方並不挑剔，因此它們不能充當天然的指北針。實際上，苔蘚什麽也充當不了。“也許哪壹大群植物也不像苔蘚那樣幾乎毫無用處，無論在商業上還是在經濟上。”亨利.S.科納德寫道。這話是在《怎麽識別苔蘚和葉苔》壹書中說的，裏面不無心酸的味道。該書於1956年出版，現在許多圖書館的書架上仍找得到，幾乎是試圖普及這個課題的惟壹作品。
然而，苔蘚是壹種繁殖力很強的植物。即使不算地衣，苔蘚仍是個興旺的王國，大約有700個屬，1萬多個種。A.J.E.史密斯寫的那本厚厚的《英國和愛爾蘭的苔蘚群》長達700頁，但英國和愛爾蘭絕不是突出的苔蘚之鄉。“到了熱帶妳才會知道苔蘚之繁多。”萊恩·埃利斯對我說。他是個文靜而話語不多的人，在自然史博物館已經幹了27年，從1990年以來壹直擔任這個部門的主任。“要是妳去比如馬來西亞的雨林，妳很容易發現新的物種。不久以前我自己也去過。我往下壹看，就看到壹個從來沒有記錄的物種。”
“因此，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個物種沒有被發現？”
“哦，沒錯兒。大家都心裏沒有數。”
妳或許會認為，世界上不會有多少人願意花畢生的心血來研究那個不起眼兒的東西，但實際上研究苔蘚的有好幾百人，他們對自己的課題懷有強烈的感情。“哦，是的，”埃利斯對我說，“會議往往開得還很活躍。”
我請他舉個有爭議的例子。
“哎呀，這兒就有壹個，是妳的壹位同胞挑起來的。”他微微壹笑，翻開壹本厚重的參考書，裏面包含幾幅苔蘚的插圖。在外行人看來，這些苔蘚最醒目的特點是彼此看上去都差不多。“那個，”他指了指壹種苔蘚說，“它們原本是壹個屬，鐮刀蘚屬。現在重新分成了三個屬：鐮刀蘚屬、Warnstorfia和Hamatacoulis。”
“大家有沒有因此動手打起來？”我問，也許還真的懷著壹絲希望。
“哎呀，這是很有道理的。完全有道理的。但是，這意味著要花很多時間來重新整理收藏品，那些書也壹度過了時，因此大家有壹點牢騷，妳是知道的。”
他對我說，苔蘚也有好多謎。有個著名的例子——反正對於研究苔蘚的人來說是很著名的——有壹種離群索居的苔蘚，名叫斯坦福濕地蘚，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大學校園裏發現的，後來又發現它生長在英國康沃爾半島的壹條小路邊，但在中間的哪兒也沒有遇到過。它怎麽會存在於兩個天各壹方的地方，這是個謎。“現在，它被稱為斯坦福棕色蘚。”埃利斯說，“又是壹次修正。”
我們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要是發現了壹種新的苔蘚，就要把它和所有別的苔蘚進行比較，看看是不是已經有過記錄。接著，妳就要寫出正確的描述，準備好插圖，把結果刊登在體面的雜誌上。對於苔蘚分類學來說，20世紀算不上是個豐收時代。該世紀的許多工夫都花在清理19世紀留下的混亂和重復的攤子上。
那是個采集苔蘚的黃金時代。（妳也許還記得，查爾斯·萊爾的父親就是個研究苔蘚的大人物。）有個名叫喬治·亨特的英國人孜孜不倦地尋找英國的苔蘚，他很可能為幾種苔蘚的滅絕起了作用。但是，多虧了這樣的努力，萊恩·埃利斯的收藏品才成為世界上最全的收藏品之壹。他總***有78萬件標本，壓在又大又厚的紙本裏。有的非常古老，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在上面蛛絲般地寫滿了說明，就我們所知，有些可能是羅伯特·布朗的手跡。布朗是維多利亞時代偉大的植物學家，曾揭示布朗運動和細胞核。他創建了該博物館的植物部，並在最初的31年裏主持這個部門，直到他1858年去世。所有的標本都保存在油光光的舊紅木櫃子裏。這些櫃子非常精美，我談了幾句看法。
“哦，那是約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東西，是從他在索荷廣場的家裏搬來的。”埃利斯漫不經心地說，仿佛是在鑒定剛從宜家家居買來的家具，“他做這些櫃子是為了存放從‘奮進’號航行中搜集來的標本。”他若有所思地打量著那些櫃子，好像是很長時間以來第壹次看到，“我不知道我們最後怎麽在苔蘚學領域跟它們打上了交道。”他接著說。
這句話裏包含著豐富的歷史內容。約瑟夫·班克斯是英國最偉大的植物學家，“奮進”號航行——即庫克船長繪制1769年金星淩日圖、宣布澳大利亞為皇家殖民地的那次航行——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植物探險。班克斯支付了1萬英鎊，相當於今天的60萬英鎊，讓自己和另外9個人——1名博物學家、1名秘書、3名美術家和4名仆人——加入了這次為期3年的環球探險活動。天知道性格粗率的庫克船長是怎麽和這幫子文縐縐的、嬌生慣養的人相處的，但他似乎很喜歡班克斯，禁不住欽佩他在植物學方面的才能——後輩們也懷有同樣的感情。
沒有哪個植物考察小組取得過那麽大的成就，過去沒有，此後也沒有。這在壹定程度上是因為這次航行將許多不大知名的新地方——火地島、塔希提島、新西蘭、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占為殖民地，但主要是因為班克斯是個敏銳和天才的采集家。即使由於檢疫規定而未能在裏約熱內盧上岸，他還是為船上的牲口偷偷弄來壹包飼料，做出了新的發現。似乎什麽也逃不過他的目光。他總***帶回來3萬件植物標本，包括1400件以前沒有見過的——能為世界上已知的植物總數增加大約四分之壹。
但是，在壹個渴求知識幾乎到了荒唐程度的時代，班克斯的巨大收獲只是總收獲的組成部分。采集植物在18世紀成了壹種國際性的狂熱。榮譽和財富都在等著能發現新物種的人。植物學家和冒險家們竭盡全力來滿足世人對新奇植物的渴求，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托馬斯·納托爾，即那個以卡斯珀·威斯塔的名字來命名紫藤的人，來到美國的時候還是未受過教育的印刷工，但他發現自己對植物很感興趣，徒步來回穿越半個美國，采集到了幾百種以前沒有見過的植物。約翰·弗雷澤——福萊氏冷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花了幾年時間在荒野裏為葉卡捷琳娜大帝采集標本，最後發現俄羅斯已經換了個新沙皇。新沙皇認為弗雷澤是在發瘋，拒絕兌現他的合同。弗雷澤把全部東西帶回切爾西，在那裏辦了個苗圃，向英國鄉紳們出售杜鵑花、木蘭、弗吉尼亞匍匐植物、紫菀，以及其他來自殖民地的奇花異草，令他們欣喜萬分，他自己也掙了不少錢。
只要有合適的發現，就能掙到大錢。業余植物學家約翰·萊昂花了艱苦而又危險的兩年時間采集標本，收到了相當於今天125000英鎊的回報。然而，許多幹這種事的人完全出於對植物學的熱愛。納托爾把自己找到的大部分標本贈給了利物浦植物園。最後，他成為哈佛植物園的主任，百科全書般的《北美植物誌》的作者（這本書不僅是他寫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排字的）。
那只是植物部分。還有新世界的全部動物群——袋鼠呀，鷸鴕呀，浣熊呀，紅貓呀，蚊子呀，還有別的難以想像的奇特東西。地球上的生命量似乎是永無盡頭的，正如喬納森·斯威夫特在壹首著名的詩裏指出的：
所以，博物學家註意到，壹個跳蚤，
捕食較小的跳蚤；
較小的跳蚤還有更小的跳蚤可以咬。
哪是盡頭誰知曉。
所有這些新的信息都需要歸檔、整理並與已知的信息進行比較。世界迫切需要壹個可行的分類體系。幸虧瑞典有個人已經準備停當。
他的名字叫卡爾·林奈（後來經過允許又改名為更有貴族味的馮·林奈），但現在人們只記得他已經拉丁化的名字Carolus Linnaeus。他生於瑞典南部的拉舒爾特村，父親是個貧窮而又雄心勃勃的路德教助理牧師。他在學業上很懶惰，因此他的父親又氣又惱，把他送到（據有的說法，是差壹點把他送到）補鞋匠那裏去當學徒。想到自己壹輩子要往皮子裏敲釘子，小林奈不寒而栗，懇求再給他壹次機會。他的要求得到滿足。此後，他始終堅持要在學術上作出成績。他在瑞典和荷蘭攻讀醫學，雖然他漸漸對大自然產生了興趣。18世紀30年代，他使用自己制定的體系，開始為世界上植物和動物的物種編制目錄。他的名氣漸漸響起來。
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心安理得地對待自己的名氣。他花了很多業余時間來繪制和美化自己的肖像，宣稱從來沒有出過“壹個更偉大的植物學家或動物學家”，他的分類體系是“科學領域最偉大的成就”。他還謙虛地提出，他的墓碑上應當寫上“植物王子”的墓誌銘。對他的贊揚備至的自我評估提出質疑絕對不是壹件明智的事。這麽做的人往往發現自己的名字被用來命名野草。
林奈的另壹個鮮明特點是他持久不變地——有時候可以說是狂熱地——對性感興趣。某些雙殼類動物和女性外陰的相似性給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有壹種蛤蜊的壹些部位他給起名為“外陰”、“陰唇”、“陰毛”、“肛門”，以及“處女膜”。他按照生殖器官來對植物進行分類，把它們描述得會像人那樣談情說愛。他在描述花朵及其行為時，經常提到“亂交”、“不能生育的情婦”和“新婚之床”。到了春天，他在壹段經常被引用的話裏寫道：
愛情甚至來到植物中間。男男女女……舉行婚禮……以性器官來顯示誰是男的，誰是女的。花兒的葉子當做新婚之床，這壹切造物主已經作好了極好的安排，掛起了如此高雅的床幔，灑上各種各樣淡雅的香水，新郎和他的新娘可以在那裏更莊嚴地慶祝婚禮。壹旦床鋪這樣準備停當，接著就到了新郎擁抱新娘，把自己交托給她的時候。
他把壹種植物命名為“陰蒂”（即蝶豆屬）。許多人認為他很古怪，這是不足為怪的。然而，他的分類體系是極富魅力的。在林奈之前，植物的名字過分重於描述，長得不可開交。由於名稱不壹，植物界簡直壹片混亂。壹位植物學家不知道Rosasylvestrisalbatunrubore，folioglabro是不是就是指別的植物學家稱之為Rosasylvestrisinodoraseucanina的同壹種植物。林奈幹脆把它叫做Rosacanina（多刺月季），從而解決了這個難題。這樣大刀闊斧地縮短植物名稱，使這些名稱對大家有用並為大家接受。這需要的不僅是果斷，還需要壹種本能——實際上是壹種天才，能夠發現壹個物種的顯著特點。
林奈分類系統的地位已經牢固確立，我們很難想像還能有別的體系來取而代之。而在林奈之前，分類體系是極其隨意的。動物的分類標準可以是：野的還是家的，陸生的或水生的，大的還是小的，甚至它們被認為是漂亮和高貴的還是無足輕重的。布豐根據動物對人的用途大小來進行分類，幾乎不考慮解剖學上的特點。林奈按照生理特征來進行分類，把糾正上述不足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分類學——即分類的科學——再也沒有走回頭路。
這壹切當然都要花時間。他的大作《自然體系》在1735年的第壹版只有14頁。但是，它越來越長，越來越長，到了第12版——林奈活著見到的最後壹版——已經擴展到3卷，長達2300頁。最後，他命名或記錄了大約13000種植物和動物。別的著作覆蓋面還要廣泛——約翰·雷在壹代人以前完成的3卷本英格蘭的《植物通史》僅植物就包括了不少於18625種——但是，林奈有著沒有人可以相比的地方：連貫、有序、簡潔、及時。雖然他的作品早在18世紀30年代已經問世，但到18世紀60年代才在英格蘭聞名遐邇，使林奈在英國博物學家的眼裏成了個元老式的人物。別處都沒有那樣熱情高漲地采用他的體系（這就是為什麽林奈協會設在倫敦而不是設在斯德哥爾摩的原因之壹）。
林奈不是完美無瑕的。他的作品裏收集了怪獸和“怪人”，輕信水手和其他想像力豐富的旅行家的描述。其中有壹種野人以四肢走路，還沒有掌握語言藝術，是“壹種長著尾巴的人類”。但是，我們不該忘記，當時是個很容易受騙上當的時代。18世紀末，接連傳說有人在蘇格蘭沿海看到了美人魚，連大人物約瑟夫·班克斯也對此很感興趣，十分相信。不過，總的來說，林奈的差錯被他那健全而往往又英明的分類方法抵消了。他取得了許多別的成就。其中，他認為鯨與牛、鼠和其他普通的陸生動物同屬四足哺乳動物這個目（後來又改名為哺乳動物）。這是以前沒有人做過的。
開頭的時候，林奈打算以壹個屬名和壹個數字來記錄每壹種植物——如旋花1號、旋花2號等等，但很快發現這種辦法不大令人滿意，接著又想出了以雙名來分類的辦法。直到今天，雙名分類法仍是該體系的核心。他本打算把雙名體系用於自然界中的壹切，如巖石、礦物質、疾病、風等等。然而，不是人人都熱情地贊成那種體系。許多人為這個體系往往比較粗俗而感到不安。這有點兒諷刺意味，因為在林奈之前，許多植物和動物的俗名也是很低級的。蒲公英被認為具有利尿作用，因此在很長時間裏被人們稱做“尿壺”。別的常用的名稱包括母馬之屁、裸體小姐、抽動的睪丸、獵狗之尿、光屁股和大便巾。壹兩個這類粗俗的名稱也許在無意中還保留在英語裏。比如，少女之發苔蘚（即鐵線苔蘚）中的“少女之發”並不是指少女頭上的頭發。總之，長期以來人們覺得，自然科學裏有的名稱應當以傳統的方式來重新命名，使之更加嚴肅。因此，當他們發現那位自封的植物王子竟然在他的作品裏不時插入陰蒂屬、性交屬和外陰屬這類名稱，大家不免覺得有點兒不快。
在隨後的年月裏，許多這類名稱漸漸地被棄之不用（雖然不是全部：普通的笠貝在正式場合仍被稱做性交履螺屬），為了滿足自然科學越來越專門化的需要，又引入了許多別的高雅名稱。尤其是，那個體系又漸漸采納了壹批等級名稱作為基本架構。“屬”和“種”，博物學家們在林奈之前已經使用了100多年；在18世紀50~60年代，生物學意義上的“目”、“綱”和“科”開始使用；而“門”是1876年才（由德國人海克爾）創造出來的；直到20世紀初，“科”和“目”壹直被認為可以替換使用。植物學家使用“目”的地方，動物學家壹度使用“科”，有時候幾乎把大家搞得很糊塗。
林奈曾把動物界分為六類：哺乳動物類、爬行動物類、鳥類、魚類、昆蟲類和蠕蟲類，凡是不能放在前五類的都放在第六類。從壹開始就很明顯，把龍蝦和小蝦都放在蠕蟲類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於是就創建了許多新的種類，如軟體動物類和甲殼動物類。不幸的是，這種新的分類在各國用得很不統壹。為了重新統壹步調，英國人於1842年宣布了壹套新的規則，叫做斯特裏克蘭法則，但法國人把這看成是專橫跋扈，動物學會馬上予以反擊，提出了自己的與之相矛盾的法則。與此同時，美國鳥類學會決定把1758年版的而不是別處使用的1766年版的“自然體系”作為所有命名的基礎，原因不明。這意味著，在19世紀，許多美國鳥兒被歸於與它們的歐洲兄弟鳥兒不同的屬。直到1902年，在國際動物學代表大會的壹次會議上，博物學家們才終於開始顯示出妥協精神，采用了統壹的法則。
分類學有時候被描述成壹門科學，有時候被描述成壹種藝術，但實際上那是壹個戰場。即使到了今天，那個體系比許多人認為的還要混亂。以描述生物基本橫剖面的門的劃分為例，有幾個門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如軟體動物（包括蛤蜊和蝸牛）、節肢動物（包括昆蟲和甲殼蟲）和脊索動物（包括我們以及所有有脊骨或原始脊骨的動物）；除此以外，情況很快變得越來越模糊。在模糊不清的門當中，我們可以列舉頜胃門（海洋蠕蟲）、刺胞亞門（水母、水螅水母和珊瑚）和鋸棘門（或稱小小的“陰莖蠕蟲”）。不管熟悉不熟悉，這些都是基本的門類。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在關於有多少門或該有多少門的問題上，人們的看法大相徑庭。許多生物學家堅持認為總數大約是30個門，但有的認為20來個門比較合適，而愛德華.O.威爾遜在《生命的多樣性》壹書裏提出的數字高達令人吃驚的89門。這取決於妳以什麽立場來進行分類——即生物學界人士所說的，取決於妳究竟是個“聚合分類學家”還是個“分離分類學家”。
在更平常的層面上，對物種叫法不壹的可能性更大。壹種山羊草究竟應該被叫做Aegilopsincurva，Aegilopsincurvata還是Aegilopsovata，也許不是個大問題，不會激起許多非植物學家的熱情，但在有關的人士當中可以引發非常激烈的爭辯。問題在於，世界上總***有5000種草，其中許多連懂草的人看起來也極其相像。結果，有幾種至少被發現和命名了20次，好像幾乎沒有哪種草不是被獨立發現至少兩次的。兩卷本的《美國草誌》用了密密麻麻的200頁來清理所有的同義詞，都是植物學界漫不經心地經常使用的重復名稱。那還僅僅牽涉到壹個國家的草類。
為了解決在全球範圍存在的差異，壹個名叫國際植物分類學協會的組織對次序和重復的問題作出裁決。它不時下達命令，宣布從今以後加州倒掛金鐘（壹種普通的假山庭園植物）要被稱做柳葉菜；叢毛草現在可以被視為織絲柳葉草的而不是偽織絲柳葉草的同壹種類。在通常情況下，這些都是歸攏歸攏的小問題，不會引起多少註意。但是，要是他們有時候觸犯了人們心愛的庭園植物，就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壹片憤怒的尖叫聲。20世紀80年代末，普通的菊花（根據表面看來是合理的原則）被逐出了同名的屬，歸到了不大有意思的山菊屬。
種植菊花的可是壹批自尊心很強的人，而且人數很多。他們向種子植物委員會提出抗議。這個委員會聽上去很別扭，但實際上是存在的。（別的還包括蕨類植物委員會、苔蘚植物委員會和真菌委員會，都對所謂“總報告人”的執行官負責；這樣的機構真是值得愛惜的。）雖然關於命名的壹些規定應該嚴格遵守，但植物學家們對情緒不是無動於衷的，於1995年撤消了那個決定。由於類似的情況，碧冬茄屬、衛矛屬植物，以及壹種常見的朱頂蘭屬沒有遭受降格的命運。但是，許多種老鸛草屬植物不在其列，幾年以前，在壹片抗議聲中，那些植物被轉到了天竺葵屬。這些爭論在查爾斯·埃利奧特的《盆栽棚文獻》壹書中都得到了有趣的描述。
同樣的爭吵，同樣的重新分類，也發生在所有別的生物領域，因此要得出個總數完全不是妳想像的那麽容易。結果，究竟有多少東西生活在我們這顆行星上，我們心裏無數——用愛德華.O.威爾遜的話來說，“連個最接近的大概數”都不知道。這是個非常令人吃驚的事實。據估計，這個數字是從300萬—2億不等。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據《經濟學家》雜誌的壹篇報道說，世界上多達97%的植物和動物物種尚待發現。
在已知的生物中，100種當中有99種以上只有壹個簡單的描述——“壹個科學名稱，博物館裏的幾個樣品，科學雜誌上的零星說明。”威爾遜是這樣描述我們的知識狀態的。在《生命的多樣性》壹書中，他估計已知的各類物種——植物、昆蟲、微生物、藻類以及壹切——為140萬種，但接著說那只是壹個推測。別的權威認為已知的物種數量要稍稍多壹點兒，大約在150萬—180萬種不等，但這些東西沒有個集中記錄的地方，因此無法去哪裏核對數字。總之，我們實際上不知道我們實際上知道些什麽。這就是我們目前令人不可思議的狀態。
原則上，我們可以去找壹找每個專門領域的專家，問壹問他們的領域裏有多少個物種，然後加起來得出個總數。許多人實際上也是那麽做了。問題在於，任何兩者得出的總數很少吻合。有的得出的已知的真菌有7萬種，有的得出的是10萬種——相差了將近50%。妳可以找到很有把握的斷言稱已被描述過的蚯蚓是4000種，也可以找到同樣很有把握的斷言說是12000種。就昆蟲而言，數量在75萬—95萬種不等。妳知道，這壹些是根據推測而已知的物種數量。至於植物，公認的數量是在248000—265000種之間。這個誤差似乎不算很大，卻是整個北美的有花植物數量的20倍以上。
把東西整理得有條不紊不是壹件很容易的事。20世紀60年代初，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科林·格羅夫斯開始系統研究250多種已知的靈長目動物。結果發現，同壹種動物往往被描述了兩次以上——有時候是七次，而那位發現者還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的動物在科學界早已知道。格羅夫斯花了40年時間才把這壹切整理出來，那還是個比較小的群的動物，而且容易區分，總的來說也沒有爭議。要是有人試圖對這顆行星上的大約2萬種地衣、5萬多種軟體動物或40萬種以上甲蟲做類似的工作，天知道會有什麽結果。
有壹點是肯定的，世界上存在著大量生命，雖然實際數量只能根據推斷——有時候是漫無邊際的推斷——來進行估計。20世紀80年代，在壹次著名的實驗當中，史密森學會的特裏·歐文在巴拿馬雨林裏用殺蟲劑噴灑了19棵樹，然後撿起從樹上掉進他網裏的壹切東西。在他的捕獲品當中（實際上是幾次捕獲品，因為他按季節重復了這個實驗，以確保逮住遷移的物種），有1200種甲蟲。根據別處甲蟲的分布情況、森林裏別的樹生物種的數量、世界上森林的數量、別的昆蟲的種數等等變量，他估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