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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時的“交子”，只是壹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於交子鋪戶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後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壹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壹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壹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壹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制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壹般是壹貫至十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壹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壹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交子發行1 256 340貫，備本錢360 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陜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壹百文。
到了元代，進壹步完善了紙幣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後，發現了元代使用的紙幣，於1298年撰寫的《馬可波羅記》中，詳細介紹了我國紙幣印制工藝和發行流通的情況。從此，歐洲人了解了紙幣。美國學者羅波特·坦普爾說：“最早的歐洲紙幣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
據說，著名的傳世北宋“交子”鈔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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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壹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壹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於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飛錢”出現於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壹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壹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紙幣出現在北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壹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壹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壹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並不統壹，存在著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陜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生。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壹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誕生地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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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為《成都城坊古跡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壹說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嘗設交子務於此。”
但是當地的貨幣收藏家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根據《成都金融誌》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交子鋪’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準設立的紙幣發行機構。”顯然，說紙幣發行機構就是印制地，是沒有依據的。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誕生地。由於“交子”誕生已900多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
早在3年前，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誕生地。他從圖書館找來《全蜀藝文誌》，查到了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壹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壹員蒞之，移寓城西凈眾寺。”
這說明官方發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凈眾寺，不過經過了900余年，現在的成都早已沒有什麽凈眾寺了，怎麽找呢？後來，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壹步，原來，凈眾寺最早建於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為安浦寺，唐時名為凈眾寺，宋代換名凈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後毀於戰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為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
古錢幣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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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界壹直認為，產生於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南宋錢幣博物館館長屠燕治解釋，四川的地理閉塞，促使北宋時期出現“交子”，但“交子”不直接參與流通，商人從四川攜帶“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將“交子”再兌換成金銀銅錢等貨幣進行交易。“交子”是有價證券，相當於現在的支票。到了南宋時期，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銅幣的制造已經不能滿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經濟主要靠海外貿易，導致錢幣大量流失海外，民間由此出現可以用於交易的“會子”，公元1160年臨安府知府錢端禮率先統壹由政府出面發行“會子”，隨著他升任為戶部官員，“會子”也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直到元朝，馬可波羅才將紙幣傳播到伊朗，而後傳到日本、高麗。直到500年後，即1690年，歐洲瑞典才出現紙幣。
紙幣的產生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經濟發達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歷史中，使用紙幣的時間長達100多年，***發行“會子”近14億貫，如果按照南宋當時1兩黃金兌換35貫銅錢的換算方法，相當於發行了1600多噸黃金。紙幣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見。
在具體證據方面，宋代吳自牧的《夢梁錄》記載：“造會紙局，在赤山湖濱。”赤山，在蘇堤第壹橋西南，與玉岑山對峙，北連大麥嶺，東接太子灣。而且800多年前的另壹部古書《鹹淳臨安誌》有壹張現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圖》，圖中赤山教場與南山第壹橋之間，清楚地標有“會子紙局”四個字，從中可以看出會子紙局的大致位置。它應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壹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