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451—？），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縣）人。漢武帝元封三年，繼父職任太史令，幾年以後便開始了《史記》的寫作。後因李陵事件而受了宮刑，出獄以後繼續寫作《史記》。在這部著作基本完成的時候就逝世了。《史記》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個組成部分，***52萬多字，記述了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之間大約3000年的歷史，是我國最早的壹部紀傳體的通史。它是我國史傳文學的典範，魯迅曾稱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酌之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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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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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前135 ~ 前87）
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蔔。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後隨父去長安，同當時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跡；到過姑蘇，眺望範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遊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後，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著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壹帶大西南地區。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後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後，妳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今大漢興盛，海內壹統，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妳壹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歷法。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復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歷，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歷》。《太初歷》改以正月為壹歲之首（秦歷以十月為壹歲之始），壹月的日數為二十九點五三天，壹歲壹年壹的日數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也是甲國歷法史上進行的第壹次大改革。此後，他秉父遺誌看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麽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說：「李陵轉戰千裏，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壹等。但家境並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壹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壹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憤有為鼓勵自己，終於以驚人的意誌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壹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終於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壹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壹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本紀」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實際當權者為主。「本紀」實質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並非牽涉全國，然於某壹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壹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占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壹類是人物傳記，有壹人壹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所記人物範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策士、隱士、說客、刺客、遊俠、醫士、占蔔者、俳優等社會各個階層。另壹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系史和國內民族關系史。前壹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後壹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於觀覽，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於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歷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歷書」、「河渠書」、「平準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開後代正史「食貨誌」之先河。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強調本紀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格地說，它應是紀傳誌書體，是壹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他要從錯綜復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壹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壹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壹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系、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幹的。在《伯夷列傳》裏，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進行批評，說「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憤的人，常「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由此，他深沈地寫道：「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壹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壹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持嚴肅批判的態度，說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裏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第壹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系起來，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征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後論壹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後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豐富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
其次，在敘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總在變化：要麽由盛變衰，要麽由衰轉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夫，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他的《報任安（少卿）書》，是壹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已發憤著書、創作《史記》的決心。
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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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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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壹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5年)司馬遷生於龍門。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建元元年)六歲，在故鄉讀書。
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十歲，在故鄉。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陽，年十歲，則誦古文。”按：司馬遷十歲左右，即在故鄉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十壹歲。
竇太後死，漢武帝罷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發動尊儒。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元光元年）十二歲。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時在夏陽耕讀，時在長安求學。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十九歲，從夏陽遷居長安。
漢武帝從主父偃建議遷民於茂陵。司馬遷隨家遷於京城。從孔安國學《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孔安國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二十歲，遊歷各地。
司馬遷漫遊江淮，到會稽，渡沅江、湘江，向北過汶水、泗水，於魯地觀禮，向南過薛（今山東滕縣東南）、彭城，尋訪楚漢相爭遺跡傳聞，經過大梁，而歸長安，歷時數年，為協助父親著作史記做準備。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二十二歲。公孫弘為丞相，請為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司馬遷得補博士弟子員。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二十三歲，為郎中。以考試成績優異為郎中，即皇帝的侍衛官。
公元前122年（漢武帝元狩元年）二十四歲，為郎中。
司馬遷侍從武帝巡視至雍，祭祀五峙。獲白麒。司馬淡始修《太史公書》。
《史記》原計劃記事止於此年。《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來，至於麒止。”後來司馬遷修改下限述於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二十八歲，為郎 中。
漢武帝遊鼎湖，至甘泉（今陜西淳化縣境內），司馬遷以郎中身分侍從。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元鼎四年）三十三歲，為郎中。
司馬遷隨漢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陜西鳳翔縣），到河東（今山西夏縣東北）。
有司與太史公司馬談、祠官寬舒議祭祀後土祠。始立後土祠於汾陰（今山西萬榮縣）。冬十月，“武帝自夏陽東幸汾陰”，司馬遷隨武帝回夏陽故鄉。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三十四歲，為郎中
冬十月，司馬遷以侍中身分侍從漢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風、平涼、空峒。太史公談、祠官寬舒等向武帝建議立泰峙壇。太史公談泰峙典禮。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歲，為郎中將。
漢武帝與公卿、諸生議泰山封禪。司馬遷受命為郎中將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邛（今四川西昌壹帶）、笮（今四川漢源壹帶）、昆明（今雲南曲靖壹帶），安撫西南少數民族，設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元封元年）三十六歲，為郎中。
漢武帝前往泰山封禪，太史公司馬談隨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陽）而病危。司馬遷自西南歸，見父於周南。談臨終囑司馬遷繼孔子而續《春秋》。
司馬遷以郎中身分侍從漢武帝至泰山，又至海邊，自碣石至遼西。又經北邊、九原（今包頭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三十七歲，為郎中。
春，司馬遷隨漢武帝到緱氏（今河南偃師），又到東萊。四月，黃河決口，司馬遷從武帝至濮陽瓠子決口處，與群臣從官負薪塞黃河決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三十八歲，為太史令。
司馬遷繼父職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紳石室金匱之書。”與朋友摯峻書信往還，勉勵其拋棄隱居生活，立誌於事業，從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三十九歲，為太史令。
冬十月，司馬遷隨漢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經回中道，北出蕭關（今寧夏固原縣東南），經涿鹿，從代地（今河北蔚縣）而還，經河東回長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四十歲，為太史令。
冬，司馬遷隨武帝至南郡盛唐（在廬江），望祭虞舜於九嶷山，自尋陽（今湖北黃梅縣西南）過長江，登廬山，北至瑯琊（今山東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四十壹歲，為太史令。
冬，司馬遷隨漢武帝行至回中（今陜西隴縣西北）。三月，經夏陽至河東，祭於後土祠。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四十二歲，為太史令。
司馬遷倡議並與上大夫壺遂等制定《太初歷》，漢武帝宣布廢《顓頊歷》，改用此歷法。太初歷對後代有極大影響。冬十月司馬遷隨武帝祭泰山。司馬遷開始著述《史記》。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四十三歲，為太史令。
司馬遷專心著述。“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
公元前100年（漢武帝天漢元年）四十六歲，為太史令。
蘇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發兵討伐匈奴。李陵為將，請“自當壹隊”。
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四十七歲，為太史令。
三月，司馬遷隨漢武帝至河東，祭祀後土。十壹月，李陵戰敗被匈奴俘虜，司馬遷因替李陵講公道話，而被捕入獄，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漢三年）四十八歲。
李陵被滅族。司馬遷為著作史記而忍辱茍活，自請宮刑。《悲士不遇賦》約作於是年。
公元前97年（漢武帝天漢四年）四十九歲，為中書令。
司馬遷被赦出獄，任中書令。《漢書．司馬遷傳》：“遷既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發憤著史記。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五十三歲，為中書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間有信給司馬遷。
公元前91年（漢武帝征和二年）五十五歲，為中書令。
司馬遷《報任少卿少》作於是年。司馬遷完成《史記》。《報任少卿書》說：“仆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歲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武帝患病，奸臣江充謊稱宮中有人埋設木偶詛咒武帝，武帝使江充查抄。江充與太子有矛盾，勒逼皇後自殺，並要挾太子。太子殺死江充，武帝發兵討伐太子，太子起兵反抗，兵入逃亡自殺。此即為歷史上有名的巫蠱案。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五十六歲，司馬遷約死於本年。
司馬遷死年死因不明。《漢書舊議註》：“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郭沫若《關於司馬遷的死》：“下獄死事，必世有流傳，故衛寵、葛洪均筆之於書，諒不能無中生有，以歪曲史實”。
（前145或前135～？）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壹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壹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壹、繼父誌，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陜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誌，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壹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壹生的精力。
司馬談壹直準備寫壹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鉆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妳壹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壹生希望寫出壹部通史的願望。妳壹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壹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壹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麽才能，但我壹定完成您的誌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壹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壹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壹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壹直記得父親的遺誌，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壹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top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壹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壹方面安慰武帝，壹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壹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壹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壹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壹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麽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壹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壹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壹個信念，那就是壹定要活下去，壹定要把《史記》寫完，"是以腸壹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憤著 《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壹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壹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