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統勛（1698年—1773年），字延清，號爾鈍，山東諸城（今山東高密）人。雍正二年（1724年）中進士，歷任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及軍機大臣等要職。劉統勛官至宰相，為政四十余載清廉正直，敢於直諫，在吏治、軍事、治河等方面均有顯著政績。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猝逝於上朝途中，乾隆皇帝聞訊慨嘆失去股肱之臣，追授太傅，謚號文正。
劉統勛，曾任三部（工部、刑部、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翰林院掌院學士、上書房總師傅，紀曉嵐的授業恩師。山東諸城（今屬於山東高密）人。祖父劉必顯(1600 1692)為清初官員，官至戶部廣西司員外郎，階奉直大夫。父親劉棨（qǐ）曾擔任過四川布政使，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其子是劉墉。1724年(清雍正二年)中進士，入仕途。1729年任湖北鄉試正考官。1736年升內閣學士，署刑部右侍郎。次年，任刑部左侍郎。1741年9月，被提拔為右都禦史。1746年3月署漕運總督，9月還京。1747年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1748年3月，受命同大學士高斌查辦山東賑務。5月，先後至濟南府德州哨馬營、東昌府及聊城縣運河東岸、泰安府東平縣戴村壩以及沂河西岸江楓口，改壩浚河，成績卓著。1749年12月，遷工部尚書，繼而兼翰林院學士，又遷刑部尚書。1752年以查驗通倉短少米石不實被免職留用。
劉統勛去世當天，乾隆皇帝曾特派禦前大臣、尚書公福隆安攜藥前往看視。他死後乾隆帝特下諭說：“大學士劉統勛老成練達，品行端方，服官五十余年，實為國家得力大臣，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內庫銀二千兩治喪。”乾隆親臨其喪，賜謚“文正”，因而劉統勛成為清朝大臣中初歿即得謚“文正”的第壹人。而這須出自皇帝特旨的賜謚，“非品學德業無愧完人者未足當此”。喪歸，乾隆命沿途文武官員在20裏內者親往靈柩前吊祭，遣官護送。6年後，乾隆在所作《懷舊》詩中仍念念不忘這位寵信大臣：“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統勛清廉正直，不結朋黨。清代禮親王昭梿稱贊他說：“公（劉統勛）性簡傲，不蹈科名積習，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風。”道光《諸城縣令》也稱贊劉統勛說：他“剛毅篤棐，允直機密，襄贊綸扉，隨事獻納，推賢黜佞，為百余年名臣第壹。數讞大獄，無縱無枉。家故有田數十畝，敝廬壹區，服官五十余年，不增尺寸……”
劉統勛死後，與其子大學士劉墉、孫吏部尚書劉镮之葬故鄉諸城白家莊祖墳，無著述傳世。
既為漢官，又沒有像張廷玉那樣有家世背景，在最為崇滿抑漢的乾隆朝能當上宰相真是不容易的。因為傅恒病逝，壹時沒有合適的滿臣接替，這就使劉統勛得以填補這壹空缺。乾隆帝比較偏愛年輕人，此時劉統勛已不年輕，這說明乾隆帝只是要他暫時彌補首席宰相壹時之空缺而已，等到有了合適的滿人宰相，還是要恢復滿正漢副的局面的。
乾隆帝畢竟是英主，善於權衡利弊，為了保證國家政權機構的高效率地運轉，乾隆帝循例把漢臣劉統勛擢為內閣首輔，把滿臣尹繼善擢為軍機處首席大臣。此時劉統勛只是副宰相，首席軍機大臣尹繼善是正宰相。他們都已年逾古稀，尹繼善就任首席軍機處大臣還不到壹年，即卒於任，終年76歲。乾隆帝又把劉統勛擢為首席軍機大臣。此時，劉統勛就成為正宰相了。然而劉統勛擔任正宰相也只有兩年，便去世了。劉統勛成為軍機處建立以來第壹位漢人宰相。
劉統勛也算是少年得誌，中進士時只有25歲。他在雍正朝先後供職翰林院與詹事府，並在南書房充當皇帝的文學侍從，主要是做文書工作。乾隆帝即位後，認為劉統勛頗有辦事能力，予以擢升。乾隆元年（1736年）為內閣學士，派他去浙江協助嵇曾筠海塘治水工程。乾隆二年為刑部侍郎。後來，劉統勛因母親去世歸籍守制三年。
乾隆六年（1741年），劉統勛被任命為都察院左都禦史，為監察體系的最高官員，俗稱“總憲”。他任“總憲”壹年後，上了壹份疏奏，他請求皇帝遏制兩位宰相張廷玉與訥親的權力。此疏聳動朝野。劉統勛大膽指出了朝廷在用人行政方面存在的弊端，首先是朋黨問題，這是針對張廷玉的。張廷玉是康雍乾三朝老臣，雍正帝遺詔身後配享太廟的顧命大臣，“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當時，安徽桐城張氏家族通過科考、薦舉、襲蔭、議敘等形式，入朝為官者有19人之多，就連張氏的姻親桐城姚氏也有子弟10人在朝為官。他建議在三年之內除皇帝特旨擢用外，張氏親屬子弟“概停升轉”，以“保全”三朝老臣的清譽。劉統勛認為，張氏家族有“滿招損”的可能，應該自我抑制。劉統勛又認為，作為宰輔培養的訥親在個性上是有弱點的，請求皇帝加以訓示，使之能夠省改。而訥親兼職過多，“統理部務，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趨承近衛”，權力太重，“任事過銳”，也非“謙受益”之道。
乾隆帝拒絕了劉統勛的批評，盡管乾隆帝要擺脫前朝顧命大臣的陰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並不想馬上動張廷玉。對於自己著意培養的宰輔訥親當然也不能否定。壹般來說，英明的皇帝都不會接受這類建議，那樣豈不是顯得臣工比自己更高明嗎？
訥親是康熙朝輔政大臣遏必隆之孫。乾隆帝起用他首先是因為他是皇親，可靠而且年輕，乾隆帝著意培養訥親，是為使之成為日後取代鄂爾泰的合適人選。乾隆帝認為訥親的最大特點是清廉。乾隆帝就此發布上諭說： “朕思張廷玉、訥親若果擅作威福，劉統勛必不敢為此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能箝制臣僚。”
以前，康熙帝整治明珠，雍正帝整治隆科多都是借禦史上疏彈劾以開啟事端，而此次劉統勛所上並非彈章，不是在彈劾二人。監察禦史的權力並不只是以彈劾為權限，監督權則更廣泛，凡是妨礙公益紊亂官紀的事情，都要糾正。在正常情況下，皇帝要貫徹自己的意誌，也是在制度框架內行使權力的。朝廷要依靠禦史制度監督考察吏治，這就是制度的作用。壹切制度不論好壞，都是人在起作用。因此，不可以簡單地把人治與法制對立。
乾隆二十壹年，劉統勛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測，並取代被革職的富勒赫，主持完成加高堤壩的工程。壹年後，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壩。此時劉統勛已年近花甲，他事必躬親，親臨治河工地、風餐露宿，保障了堤壩的質量與按時完工。有壹次劉統勛去楊橋工地視察，那裏加固堤壩的工程已經逾期壹個多月，他詢問誤期的原因，有關人員解釋說是由於柴火供應不上。劉統勛知道其中必有弊端，乃微服私訪，結果發現幾百輛裝滿柴火的車輛就停在路邊。劉統勛壹了解，原來是河員必須收取陋規才接受柴火，他們因無錢行賄，柴火即使運到此地也不能卸車。趕車人愁眉不展，唉聲嘆氣。劉統勛立即回到工地，對有關河員進行嚴懲，楊橋堤壩很快就完工了。
劉統勛多年察看黃河、運河的河工，對河工癥結當然有清楚的認識。與壹般官吏多註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認為河工中的財物管理是治河成敗的關鍵因素。對於河工侵吞工程帑銀的痼疾，劉統勛有相當深刻的認識，並提出了對治方法。劉統勛非常清楚朝廷用於河工的錢款大多落入各級河工的腰包，這必然使治河工程的質量大受影響。從 歷史 的經驗看，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朝廷也無可奈何。盡管經常有幾位河工因為貪汙河費而受到嚴懲，但是制度性的腐敗決定了官吏們總是可以逍遙法外。封建 社會 的法，對於異端，是法如深澗；對於貪官，往往是法如虛設。只要上下串通壹氣，風險也並不太大。河工用料制度形同虛設，河工們弄虛作假的本領大得很，“築堤則削洪增頂，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垛”，另壹種情況則是，河工常常以揮霍的方式把河費糟蹋了，實際效果也壹樣。從制度角度看，當時中國還沒有成熟的會計制度和有力的監督機制，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河工中貪汙和浪費現象，歷年的河費不斷加重著朝廷的財政負擔。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壹月的壹天早晨，劉統勛乘轎上朝來到紫禁城東華門外，轎夫忽然察覺轎子傾斜，掀開轎簾壹看，劉統勛已經死去。乾隆皇帝聞訊急派尚書福隆安送藥急救，但已不及。《嘯亭雜錄》記述，乾隆皇帝親臨驢市胡同劉宅祭奠時，因劉家門庭矮小，轎子擡不進去，只好將轎子頂蓋拆下才擡進劉家。《清史稿》記述，乾隆皇帝“臨其喪，見其儉素，為之慟。回蹕至乾清門，流涕謂諸臣曰，朕失壹股肱。既而曰，如統勛乃不愧真宰相”。
此後，劉統勛的兒子劉墉和孫子劉環之也住在驢市胡同。劉墉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歷任知府、巡撫、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大學士。劉墉85歲去世，《清史稿》說他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劉統勛次子劉堪的兒子劉環之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歷任戶部尚書、順天府府尹，後因政務不熟被嘉慶皇帝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