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時代有各自的仿古作偽特征，這是判斷年代，辨別真偽的關鍵。而近代各地區仿古作偽也各具特色。古董商人曾將各地偽器按制作地稱為“蘇州造”、“濰縣造”、“西安造”、“北京造”等。下面將近代各地區作偽的基本情況簡述如下。
(壹)近代蘇州民間仿古作偽。
蘇州是近代仿古作偽的重要基地之壹，偽造銀器的歷史要早於北京。晚清至民國期間，蘇州仿古銅名匠有周梅谷、劉俊卿、蔣聖寶、駱奇月、金潤生。整器皆偽者，以周梅谷作得最精，他常語仿作熟坑的器物。劉俊卿則常仿作生坑器物，同時還加入鐵銹。周、劉作的偽器流入國外者不計其數。
蘇州仿古作偽的基本情況是：
1，多仿河南安陽殷墟的商代器物，仿得精致、避真。
2．胎質的合金成分與北京不同，冶銅時壹般都加入銀元或銀元寶，所以生成的地子亮，閃白。皮色是用大漆加顏色作出來的。
3．分鑄組裝時鑄痕不打磨掉，無墊片，器身常出現—砂眼。
4．偽器與真器大小不壹致。
5．由於銅質好，花紋也流暢、利落。
6.銘文鏨刻得較深，而且規整。
7.器物的口沿、扉棱的邊緣及棱角發硬，缺少圓潤柔和之感。
總之，蘇州的偽器在銅料、皮色、銹斑、銘文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鑄造技巧較之濰縣造精細得多；仿熟
坑器物比北京的好；但偽造生坑器有的不如北京。
(二)近代濰縣民間仿古作偽。
山東濰縣仿古銅器約始於400年前。清代老藝匠相當多，如有以鏨刻花、銘見長的範壽軒；有擅刻細筆道銘文、又能翻砂制鏡範的王藎臣和他的兒子王海等，***十幾位。
濰縣仿古作偽的基本情況是：
1.多按《西清古鑒》圖錄仿造，造型、花紋多不符合商周銅器的特征。
2.采用組裝法，耳、足、身等分鑄，再用焊錫將其組裝成器。焊接處不是範痕，即使作上假銹，將銹去掉便露出錫來。
3.有的用蠟模翻鑄，鑄出的器物壁厚體重，有砂眼。
4.作銹方法系先用鹽酸浸泡，埋人黃土中，再蓋上濕麻袋，讓器表生出地子和銹。如前述故宮藏民國仿周代方盉就是用這種方法造成的銹，銹層浮薄、松軟，沒有地子。此外，方盉腹上的方格獸紋是周代沒有的。
5.濰縣老藝人王氏父子偽刻銅器銘文名噪壹時，若不是眼力好的古銅專家，很難看出破綻。故宮藏有半片西周初期殘鼎，殘高21．2厘米。解放前夕，商承柞先生在琉璃廠“尊古齋”看見了這塊方鼎殘片，上有5l字銘，銘文內容文理駁雜，布局結構松散，字體呆板，筆畫粗，顯得臃腫。遂問老板黃睿從何處買到這真片假字的殘器
。黃說王海欠他二百多塊錢，無錢償還，就用刻好字的方鼎殘片頂債。並說字在器上看還可以，拓出來就不太好了，刀痕和字口崩茬非常顯露。粗筆道是王海想仿刻鑄字，但效果不佳。殘方鼎的銘文仿西周後期克鼎，但鼎的造型、花紋又是周初的特征，二者不能統壹。清代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先生曾經說過：古器文字，壹行有壹行之氣，壹字有壹字之氣。偽刻只能得其形，但神氣和韻味是刻不出來的。
（三）近代西安民間仿古作偽。
西安也是仿古作偽較早的地區，在真器上鏨刻偽銘便始於西安。清鹹豐二年（1852）刊刻的《長安獲古編》卷2有這樣壹段記載：西安知縣劉喜海甚好古銅，對有銘文的古銅加價收買，而無銘文之器卻壹件不收。因此，西安壹帶的古董商設法在我銘文的真器上鏨刻偽字，以投劉氏所好。從此，在真器上刻偽銘之風便在西安興盛起來。
近代西安仿古作偽的基本情況是：
1.仿造度量衡器居多。
2.作銹方法系將偽器埋入地下若幹年。這樣生成的銹與真器的銹近似，與酸咬、堆積成的銹不同。
3.突出特點是在鏨刻偽銘方面。當時，有張姓藝匠人稱“鳳眼張”的，還有蘇億年、蘇兆年兄弟，是西安鏨字作偽的巧匠，多在詔版、量器上刻偽字。《金文著錄簡目》中著錄的番仲吳生鼎是西安所出的幹坑器物。西安所出於坑器皆無地子，僅壹層薄綠銹，粗糙。此鼎原無銘，現有18字銘，容庚先生認為是“鳳眼張”偽刻的。故宮藏有—件西周初期的獸面紋盂，高26、寬39.8厘米，重6．78公斤。此孟現有銘53字，是仿春秋曾伯霓簠銘移刻的，字刻後進行過腐蝕，破壞了原來的氧化層，同時銘文第二行正數第二字和第三行正數第二字之間有鏨破補痕，字旁有銹斑。此器是西周的，而銘文卻是春秋時期的特征。此器也是西安作偽銘者所為。
(四)近代北京民間仿古作偽。
北京是近代民間仿古作偽的重要基地。所謂“北京造”，為迎合外國古玩商的需求，盡量作的華麗、精巧、形制奇異，地字、銹斑也很逼真，能與“蘇州造”、“濰縣造”媲美。北京偽作的商周重器和鎏金器最多。
北京最早的古銅局“萬龍合”的匠師“歪嘴於”，曾與清宮太監們壹起修理過銅器。辛亥革命前後，“歪嘴於”故世。他的技術、字號都由得意門生張泰恩繼承。後來，張泰恩將字號改為“萬隆合”，人稱“古銅張”。他既能刻偽字，又能作偽銹和翻砂，技藝頗精，生意興隆，為北京的古董商人作了不少偽器。他門下有十多位徒弟，功成業就者有7位：張文普、貢茂林、張字英、張書林、王德山、趙同仁、劉俊卿。他們和張泰恩壹樣，都是河北衡水縣人。近代北京民間銅器作偽的特點主要反映在他們的制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