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藏書文化分為四大系統：壹是官府藏書，二是寺觀藏書，三是書院藏書，四是私家藏書。前三種藏書系統都可歸屬於公家藏書體系，藏書作為集體的***有財產而存在，收藏管理的主體只有保管的責任而不真正擁有，因此他們往往不能貫穿典籍的訪求、收藏、校勘、保管、流通等環節，大多數公家藏書不能像私家藏書那樣用情於書並積澱起豐厚的文化內涵。這是我們要集中探討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的原因。
古代私家藏書的發展
古代私家藏書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孔子，此後私家藏書在兩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成長期：春秋末期——東漢 孔子是我國第壹代私人藏書家
我國古代的商周時期，因為學術初萌，典籍較少，出現壹個“學術官守”的特殊階段，因此官府藏書的歷史要比私家藏書早近千年。
東周以後，周王室逐漸衰微。“學在官府”由壹個中心，分散為若幹個中心。到了春秋中後期，周王室和諸侯的藏書對學者和他國貴族有所開放，孔子和他同時期的壹些學者有了私人教學、研究和藏書的條件。他在整理六經和編訂教材時，積累了壹批藏書。《漢書·藝文誌》說，孔子的藏書歷經十數代，到西漢武帝末才被人發現。這些材料證明，孔子是我國歷史上第壹代私人藏書家。
春秋末到戰國時期，諸子峰起、百家爭鳴，諸子各家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教育弟子、著書立說，不能沒有自己的典籍文獻，所以他們大都有私人藏書。戰國中後期，諸子的私人藏書有所增加。《莊子·天下》篇說名家惠施博學多才，“其書五車”，後來的成語“學富五車”就出自這個典故。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化運動，產生了六藝、諸子、史學、兵學、醫學、天文、地理等大批典籍，形成後世各個學科的雛形。雖經秦始皇焚書之劫，但私家藏書仍留下壹批圖書種子。漢興，改秦舊弊，搜集整理圖籍，公私藏書不斷增加。
西漢時，圖書交易場所“書肆”也已出現。西漢末年有長安槐市，“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相與買賣。”到了東漢，京師洛陽出現了專門的書肆，方便了私人藏書，也為壹些好學之士所利用。東漢學者王充、荀悅年輕時因家貧無書，都是利用書肆而“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
東漢私人藏書比西漢進步，《後漢書》記載經學家杜林、史學家班固、文學家蔡邕、醫學家華佗等人皆富藏書。蔡邕有書萬卷，他的藏書後來大部分贈給學生王粲，壹部分留給女兒蔡文姬。
第壹階段的私人藏書，仍局限在少數學者、士大夫中間，未能形成壹種廣泛的社會現象。
發展期：魏晉南北朝——隋唐 文獻記載隋唐藏書過萬卷者達20余人
此壹時期我國的學術文化迅速發展，經史子集四部典籍以及佛道經典，比漢代大大增加。造紙技術和材料進壹步改進，紙得到了普遍運用，從而促進了私人藏書的快速發展，也湧現出許多藏書家勤奮抄書、聚書的動人事跡。如南朝的沈麟士年過八十，每天抄書不輟，兩三年後“卷滿數十篋”。北朝的穆子容“錄天下書，逢即手錄，所得萬余卷”。
隨著公私藏書的發展，也刺激了當時傭書業和販書業的興盛。壹些傭書人和書賈以抄書、販書為生，促進了書籍的流通。這壹時期的藏書家數量增多，私家藏書在士大夫中間成為壹種普遍的文化現象，藏書家個人藏書的數量大為增加。南朝著名的陸澄、崔慰祖、王僧儒、沈約、任昉、張緬，北朝的辛術、司馬子瑞，藏書都過萬卷，有的達到二三萬卷。隋唐藏書家藏書超過萬卷的更多，有明確文獻記載者達20余人。唐後期著名藏書家李泌為宰相，封鄴侯，藏書達3萬卷，世稱“鄴架”。
有不少藏書家還將藏書供人借閱，如三國蜀國的向朗“開門接賓，誘納後進”；西晉的範蔚有藏書7000余卷，“遠近來讀者，恒百余人，蔚為辦衣食”；當然，也有人為了保護圖書，反對將藏書外借，如唐代藏書家杜暹聚書萬卷，他在每部書題上“家訓”：“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
興盛期：宋代——清末 清代四大藏書家象征古代私家藏書極致
此壹時期我國古代的學術文化發展至高峰並進入總結階段，為典籍的撰作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認識源泉。
宋以後雕版印刷的普及帶來了圖書生產上的革命，印刷術使圖書的復本量大大增加，圖書的流通範圍也相應擴大。宋元明清幾代，私家藏書這種文化現象沖出士大夫階層，波及鄉紳、豪門、商賈乃至壹般的讀書人家，藏書家人數劇增。到鼎盛的清代，有明確史實記載的、藏書達5000卷以上的藏書家已超過3000人。
這裏可以用清代四大藏書家的情況來看私家藏書發展到清代時的鼎盛。四大藏書家首推“南瞿北楊”，南瞿指常熟瞿鏞，生活於清嘉慶、鹹豐年間。瞿鏞的“鐵琴銅劍樓”廣收常熟前輩藏書家錢謙益、毛晉的故物，以及清代張金吾愛日精廬、汪士鐘藝蕓書舍的善本，藏書達十余萬卷，而且精品很多，有宋本173種，金本4種，元本184種。瞿家藏書自其父瞿紹基始，歷4代，經受過太平軍戰火、北洋軍閥混戰和日本侵略的襲擾，後人捆載書籍四處躲避，精心保護，使藏書不致散失，解放後獻於國家，大部分存入上海圖書館。
四大家中的陸心源，浙江歸安人，生活於清道光至光緒年間，歷任道員、鹽運使。陸心源年輕時就喜好藏書，他收藏的宋元珍本，來自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此外，他還搜羅許多江浙故家的藏書，使藏書總數達15萬卷以上。他的藏書樓“皕宋樓”，號稱收藏宋版200部。陸心源身後，其子陸樹藩不能守業，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將陸家藏書以10萬兩銀子售予日本巖崎氏靜嘉堂文庫。
還有丁丙，浙江杭州人，生活於清道光至光緒年間。他和兄長丁申壹起藏書，時稱“二丁”。丁家藏書有家傳淵源，自其祖父時就構建“八千卷樓”藏書。丁氏兄弟不僅繼承先輩事業，而且對公家藏書也非常關心。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因太平軍作戰而流散，丁氏兄弟發現後便四處尋檢收集，後又雇人抄補殘缺，歷經十幾年，基本上恢復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舊貌。“八千卷樓”藏書達20萬卷，有宋元本200余種。丁氏後人將藏書以7.5萬兩銀子售予官府，清廷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南京圖書館的前身江南圖書館。
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措理之術
古代私家藏書積累了豐富的藏書經驗，宋代鄭樵的《通誌·校讎略》、明代祁承火業的《庚申整書小記》和《淡生堂藏書約》等總結藏書方法的專著比較著名。
收聚方法：古代人藏書尤重鑒別真偽和版本
鄭樵的“求書八法”講的是收集古書的便利之法。除了要善於收集典籍，鑒別書籍的真偽優劣也是收書的關鍵，歷代藏書家無不慎之又慎。明代祁承火業在《淡生堂藏書約》中列有“鑒書之訓”，清代孫從添的《藏書紀要》則專有“鑒別”壹項，對如何鑒別宋刻、元刻、明刻、清刻、抄本的技術有詳細說明。清代私家藏書積累了大量鑒別版本的經驗，在許多書目和藏書題跋中都有反映。以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為例，談宋刻本鑒別，就有利用避諱、版式、書口、紙質、字體、木記諸法；談元刻、銅活字本、手抄本的鑒別，也都有其獨到之處。
保存儲藏：高樓藏書定時曬書防水火蟲害
古來藏書，既有政治禁毀、兵火焚毀等人為因素的破壞，又有因水、火、蟲等自然因素的損害，歷來藏書家十分註意對水禍、火災和蟲害的預防。
關於如何防水防潮，葉德輝的經驗是：藏書宜在高樓，築高墻、遠宅居，要有排水措施，“引濕就下”，並經常開窗通風。至於防火，史載漢代曹曾就有“石倉藏書”的故事；明代金華藏書家虞守愚在湖中小島築樓藏書，寧波天壹閣則以“約不攜煙火”的禁令來杜絕火源。
至於防蟲，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記載了藏書防蟲防黴的辦法，即把有驅蟲效力的植物汁液或礦物質染在紙上，以防止蟲害蛀蝕，稱之為“染潢”。也可以直接將能驅逐蟲鼠的藥物放於藏書之處，孫從添說可用石灰、炭屑鋪地防白蟻，葉德輝則提出在書櫥內放肉桂、麝香或西洋藥粉驅蟲。
書籍破損常常要用糨糊修補，但是糨糊容易招惹蟲蟻鼠害或黴變，古人便想到在治糊物料中加入驅蟲藥物的方法。另外，曝書也有去蟲防黴的效果。唐宋時期，公家每年在適當的節氣曝書，形成制度，有“曝書會”之稱。私人曝書也很講究，北宋司馬光的讀書堂藏書萬余卷，每年曝書，雖時長日久，“終不損動”。
管理流通：有人拒不外借 有人開放借閱
管理是收藏的延續，包括對書籍的護理、陳列編目和流通措施。從文獻記載上看，古代藏書家早在魏晉時就有意識地治護書籍，後來逐漸形成壹些具體措施和經驗。
北宋司馬光就告誡子輩要“寶惜”典籍，坐著看書要“幾案潔凈”；走路看書要“承以方板”，不能讓手汗浸書或觸動書腦；翻書要“輕撚翻頁，不能以指爪撮起”。元代書畫家趙孟頫多藏書，他講究藏書“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
到了明清，藏書家更多的考慮通過裝潢來保護書籍。至於具體的裝潢方法，則各有講究。如孫從添提出“糊裱宜夏，折訂宜春”，因夏天易幹，春天無汗。葉德輝則反對南方用書盒，主張用夾板，通風透氣，不生蟲，不走性。關於藏書的陳列，祁承火業主張陳列要如排兵布陣，井然有序，體現圖書的分類和條理。除了講究排列，藏書家還註意編制藏書目錄，編目不僅記載了藏書，還方便隨時檢索和整理。
至於藏書的流通，古代藏書家不外有這麽兩種傾向：壹種是封閉式的，壹種是流通式的，封閉式藏書家屬於多數。寧波天壹閣是封閉式管理的典型，自明代範欽時，天壹閣就定下“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族訓。還對違反族規，將藏書外借、出賣的人處以禁入祠堂祭祖或逐出族門的懲罰。在嚴厲的約束下，範氏子孫保存藏書400余年，相傳十余代而不流散。封閉式管理存在圖書與世隔絕、無法利用的弊病，因此也有壹些藏書家提倡藏書的開放式流通。比如清末浙江藏書家徐樹蘭在紹興建立開放借閱的“古越藏書樓”，制訂《古越藏書樓章程》，規定圖書的借閱和管理辦法，將私人藏書提供給公眾閱覽。
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 文化意蘊
明清藏書必稱樓號
藏書加印以表情懷
藏書樓的出現是私家藏書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自魏晉南北朝開始有私家藏書樓的專門記載，到了明清兩代，藏書必稱樓號的習俗蔚然成風，於是書樓林立，不勝計數。但如今明清藏書樓能完好保存下來的不多，僅有天壹閣、鐵琴銅劍樓、玉海樓、嘉業堂等近10座，其他大部分是翻建，或為遺址。
藏書章開始是書主表明圖書所有權的標記，後來藏書家借印章的方寸天地，在印文中表達個人的情緒和意願。因此各種名目的印章紛紛出現，壹般藏書家都有幾方藏書印，甚者多達幾十方。有的藏書家以在圖書中遍蓋圖章為癖好而獨享其樂，清代道同年間的楊繼振就常在他的藏書中“鈐朱累累”，他的壹顆大藏書章，印文多達190字。然而物極必反，葉德輝就把這種亂打印章的做法比作“美人黥面”、“佛頭著糞”。
古代私人藏書印文的文化意蘊非常豐富，其內容或以印主的名號入印，或以印主的裏爵入印，或以鑒賞標誌如“宋本”、“元本”等入印，或以箴言警句入印。箴言警句章常常抒發印主的處世、治學態度，或對書籍的眷戀，是藏書家心理深層的表達。比如，清代席鑒的“學然後知不足”，鮑廷博的“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等。黃宗羲的“難不忘攜，貧不忘買，老不忘讀，子子孫孫，鑒我心曲”讓人感受到這位學者對圖書的熱愛。箴言章中有不少是諄諄告誡後人珍惜書籍的印文，祁承火業就在藏書章中說：“淡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清代王昶的藏書印文則極其嚴厲，他訓誡說：“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棰。”
藏書被毀心疼而卒
各持珍本相約賽書
古代私家藏書除了書樓、藏書章等風尚，還有壹些習俗、嗜好。比如，許多藏書家喜歡在得奇書、善本之際，繪圖征詩，招朋吟詠，或定期相聚品茗賞書，互相交流。藏書家因收書而繪藏書圖，在清代為盛，有的藏書家多達幾十幅藏書圖。題詩吟詠，以記載藏書雅興，也是藏書家的愛好。這些詩或紀事，或紀人，或紀樓，內容很豐富。
除了繪畫征詩，許多藏書家還定期相聚，各攜珍本，品評鑒賞，或互相借抄。清代藏書家溫汝遂的《劍光樓筆記》就記載了廣東藏書家的“賽書會”，藏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