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在經歷了大約200余年的天災、戰亂之後的虛弱社會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政權。政治上是壹個新興的政權，經濟上尚需百廢待興，文化上也有待恢復和重建。在有宋壹代，盡管國力遠不及唐代，但就社會經濟發展而言還是有了顯著的進步。在農業方面，主要表現在生產技術的提高、耕地面積擴大和農業人口的增加上。在手工業方面，也較隋唐發達，主要表現在礦冶、陶器、造船、兵器、紡織、造紙、制鹽、制糖等手工業門類的不斷擴大，以及分工更加細密。正是由於宋朝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社會經濟的繁榮昌盛，宋朝時期的城市才在前代城市的基礎上得到了進壹步發展，並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致使宋朝時期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又壹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時期。本文擬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對宋朝時期城市發展的基本特點作壹探討，不當之處，請專家學者指正。
壹、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經濟職能出現了多樣化
在宋代，由於社會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城市的經濟職能有了進壹步加強。在城市建設上，那種傳統的坊裏制度逐漸被打破，出現了臨街設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產生並逐漸推廣了“交子”（紙幣），“交子”的出現與應用進壹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賦稅制度上，也開始征收商稅，據《宋史》卷85～90《地理誌》記載，宋朝時期全國著名的經濟都會總數不下四、五十處，僅征收商稅在10萬貫以上的就有42個城市。由此可見，這壹時期許多以政治職能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變為政治、經濟職能並重的城市，城市類型開始多樣化。從經濟角度看，宋朝時期的經濟性城市類型大體上可以分為工商型城市、商業型城市和手工業型城市等三種類型。
1、工商型城市
這種類型的城市通常出現在農業生產和商品生產都比較發達的地區，它們既可以利用周圍農村提供的原料發展手工業生產，又可以吸收周圍鄉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產和商品來發展商業貿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時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歷代全國的紡織生產基地，是西南地區重要的工商業都會。當時，蜀錦乃為全國著名的絲織品，有“羅、紈、錦、綺等物甲天下”之稱。[1] 蜀錦的產量也相當可觀，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從四川地區采購“上供綾錦鹿胎萬二千匹”。[2]在南宋時，國都臨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華市）、平州（今蘇州市）、鎮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為當時全國最主要的絲織業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國紡織生產基地和商品交換中心，成為江南地區工商業都十分繁榮的都會。[3]
2、商業型城市
這種類型的城市通常出現在水陸交通都比較發達的地區，即交通樞紐地區，主要是由於貨物中轉和商業貿易比較發達而形成。隨著大運河的疏浚，在大運河沿岸，壹些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臨安、汴京（今開封）等壹躍成為全國的重要商業城市，其規模之大，人口之眾，商業之繁華，在當時是其它城市望其項背的。據《汴都賦》記載：當時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鑲富，備九州之貨賄”。據周寶珠研究，在北宋元豐年間，東京（即汴京，今開封）的工商業者及其他服務行業***約有15000多戶。[4] 唐朝時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業者臨街開店，大小商號鱗次櫛比。主要商業區，終日車馬雜沓，交易繁忙。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開封城中汴河沿岸商業繁榮的真實寫照。這些商業區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曉市。另外，開封城中還有相國寺、鼓扇百索市、巷陌雜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場，其交易規模也很大。[5]長江沿岸交通發達地區也出現了許多商業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蕪州、江州蘄口、鄂州、荊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業影響範圍東及於海，西至於川，南抵珠江，北達淮水，“蓋川、廣、襄、淮、浙貿遷之會”[6]，“市邑雄富，列市繁錯”。[7] 真州（今江蘇儀征市），在北宋時也已替代了隋唐時期的揚州的地位，成為兩淮、江浙諸路貨物的集散地。[8]
3、手工業型城市
這種類型的城市，與隋唐時期的手工業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樞紐，它主要是依賴於手工業或礦業而形成發展起來的。這主要是宋朝時期在紡織、陶瓷、造紙、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鹽等的生產規模、品種、數量和技術等方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使手工業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獨立發展起來。這壹時期造紙技術已進入了相當成熟的時期，因而都城開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陽、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發展成為印刷業的中心，而吳江府的粉箋、溫州的蠲紙、臺州黃巖玉版紙、杭州的藤紙、紹興府的竹紙、宣州的宣紙等，在當時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紙制品。從紡織業來看，有蜀錦、定州的刻絲、婺州的花羅、東陽的花羅、潤州的花羅、青州與邵州的隔織、撫州連花紗、越州的壽陵和綿州的巴西紗子、亳州的輕紗、明州象山女兒布、平江府昆山藥班布等。從制瓷業來看，窯址遍及全國，非常發達。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鎮的影青瓷等都相當著名。[9] 由此可見，手工業型城市在宋代是相當發達的。
二、農村商品經濟發達，“草市”逐步演化為商業性集鎮
商業性集鎮繁榮，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另壹大特色。這種特色的標誌就是“草市”的大量湧現，並逐漸演化成商業性集鎮。“草市”是由農村交換剩余產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變而來。正如《中國古代史》所評價的那樣：“在城市的周圍及廣大鄉村中形成了許多定期的貿易集市，北方稱集，南方稱墟，江淮地區稱草市，統稱之為坊場。這些坊場是連接城市和鄉村，鄉村和鄉村之間經濟聯系的紐帶，得以使農民自用自食之外的農副產品轉化為商品，與市場發生日益密切的關系。”[10]縱觀枕宋朝“草市”向集鎮的發展過程，大體上可以把其分為草市大量湧現、草市向商業集鎮演變和商業集鎮向手工業專業鎮轉化三個階段。
1、草市的大量湧現
草市始見於南北朝，隋唐時期已有了初步發展。[11]至唐末，在某些商業繁榮的城市開始出現夜市及附城草市，農村中定期的小市也越來越多。此類草市，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狀況，各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壹集、三日壹集、五日壹集、六日壹集、乃至十日壹集等。[12] 到了北宋，由於城市建設徹底沖破了坊、市之間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從而導致了城市內部集市的產生。與此同時，許多城市由於規模的擴大，限於城垣以內的範圍已不夠使用，商業區域不斷向外擴展，與農村中的草市相呼應，從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興起。[13]
2、草市向商業集鎮演變
隨著草市的進壹步發展和大量興起，使壹些大的農村集市成為附近地區的集散中心和城鄉交流的聯結點，從而演變為市鎮。在早期，我國的市和鎮之間是有著比較嚴格的界線的。據《吳江縣誌》卷4《鎮市村》記載：“有商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防者謂之鎮”。可見，“市”僅具有經濟職能，“鎮”則是鎮守地方，具有軍事、行政的職能。但是，到了北宋時期，這些市鎮的性質開始發生了變化，純粹以貿易為特征的鎮市大量湧現，“諸鎮監官，掌警邏盜竊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榷酤”。[14]於是，在縣和草市之間也就有了鎮的建置。鎮的出現又加快了商業性集鎮的發展。這樣，市和鎮之間的區分標準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以商況較盛者為鎮，次者為市”[15] 。據樊樹誌研究，北宋時代，黃河流域的市鎮發展占有明顯的優勢，四京尤為突出，東京開封府有31鎮，西京河南府有22鎮，北京大名府有20鎮，南京應天府有13鎮。而同時代的江南地區相對較少，蘇州有4鎮，秀州有4鎮，杭州有12鎮，湖州有6鎮。南宋時代，隨著江南經濟的飛速發展，江南地區的市鎮異軍突起。臨安府增至28市鎮，嘉興府達15市鎮，蘇州達19市鎮。可見，經有宋壹代，草市不僅發展成集鎮，而且數量增加也相當迅速。
3、商業集鎮向手工業專業城鎮轉化
在宋代，各地市鎮盡管商業貿易職能較強，但各行各業的生產活動，即手工業生產活動也非常活躍，也是市鎮經濟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據《宋會要?6?1食貨》記載：“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如江西景德鎮，當時陶瓷生產就相當興盛，有瓷窯達“三百余座”，而且分工也相當精細，已有陶工、匣工、土工、利坯、車坯、釉坯、印花、畫花、雕花等工種及工藝程序類別。可見，有宋壹代，隨著市鎮商品經濟的發展，手工業分工與生產進壹步擴大，在原有商業性集鎮的基礎上，又湧現了壹批具有手工業專業傾向色彩的市鎮。除了上述的陶瓷專業鎮外，還有筠州清溪市礦冶專業鎮、陵州賴钁鹽業鎮、彭州蒲村茶業鎮、遂州鳳臺糖業鎮、興化軍龍華糖業鎮、泉州安海航運業鎮、秀州青龍航運業鎮等。這批市鎮的出現，不但顯示了宋代經濟作物、手工業與商業的高度發達，同時還標誌著草市、鎮的經濟自身進入了壹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海外貿易空前發達，港口城市大量出現
宋朝時期，宋海外貿易十分興盛，比之盛唐時期還要繁榮壹些。海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印度、中南半島、東南亞各島嶼，以及阿拉伯半島等地區的壹些國家。宋朝向各國輸出絲織品、瓷器、茶葉、工藝品、金、銀、銅、鐵、錫等，輸入的物品主要有香料、珠玉、犀角、象牙、珊瑚、蘇木等。由於海外貿易的發展，在東南沿海地區海港城市獲得了很大的發展。[16] 廣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市）、泉州、秀州（今浙江嘉興市）、密州（今山東膠縣）等，在當時都是重要的外貿港口城市。為了加強管理，宋朝還在廣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溫州等地設置了市舶司。除了東南沿海港口城市外，長江以北的通（江蘇南通市）、楚（江蘇淮安市）、海（江蘇連雲港市海州鎮）諸州，長江以南的越（今浙江紹興市）、臺（今浙江臨海縣）、福（今福建福州市）、漳（今福建漳州市）、潮（福建潮州市）、雷（今廣東海康縣）、瓊（今海南省）等州，以及鎮江、平江（今江蘇蘇州市）兩府也都是通航的海港。但是，應當指出的是，由於宋朝的政治、經濟形勢動蕩不安，海港城市興廢繁衰也較多。如北宋時，山東半島以北屬於遼政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