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原》說：“禹作屏。”此說雖早，但無據可證。《三禮圖》說，“屏風之名出於漢世，故班固之書多言其物。”此說雖有根據，但還有比其更早的記載。《史記;孟嘗君列傳》中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的記載，可知屏風之名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之。而屏風的使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開始。不過當時沒有屏風這個名稱，而稱其為“邸”或“ ”。《周禮;冢宰;掌次》：“設皇邸。”邸，即是指屏風。皇邸，就是以彩繪鳳凰花紋為裝飾的屏風。屏風也可稱為“ ”或“ 座”，是專指禦座後所設的屏風。《尚書;顧命》：“狄設黼 綴衣。”《禮記》：“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玄註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紋所示威也。”《漢書;嚴助傳》：“負黼依。”《師古註》：“白與黑畫為斧紋謂之黼也，依讀曰 ， 之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紋，張於戶牖之間。”《三禮圖》卷八，司幾筵曰：“幾大朝觀、大鄉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黼依與斧 同）。”其制，以木為框，糊以絳帛，上畫斧紋，近刃處為白色，近鞏處為黑色。名為金斧，取金斧斷割之義。舊圖雲，縱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實際上，它不僅有屏蔽擋風的作用，也是壹種很講究的陳設品。到戰國時期，屏風的制作已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河南信陽戰國楚墓出土的漆坐屏，雖屬陪葬明器，然而制作技藝和工藝水平之高，令人驚嘆。屏座由數條蟠螭屈曲盤繞，做工圓滑自然，加上彩漆的裝點，蟠螭栩栩如生。
二、漢代的屏風
漢代，屏風的使用更為普遍，有錢有地位的人家都設有屏風。據《西京雜記》載：“漢文帝為太子時，立思賢院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帷帳甚麗。”
漢代屏風在種類和形式上較前代有所增改，除獨扇屏外，還有多扇拼合的曲屏，也稱連屏，或疊扇屏。此時，屏風常與床榻結合使用。如山東諸城漢畫像石的屏風，中間放置與之配套的床榻和茵褥。有兩面用和三面用的，也有多扇而兩面用的。兩面用是在床榻後面立壹扇，再把壹扇折成直角，擋住床榻的壹頭。三面用是在床榻的後面立壹扇，左右各有壹扇圍住兩頭，也有多扇兩面，即後面由兩扇或三扇圍護，壹扇折成直角，另壹扇立在床榻壹側。還有在屏風上安兵器架的。如山東安邱畫像石上的屏風，後面右側安兵器架，用以放置刀劍等兵器。還有壹扇的，放在身後，長短與床榻相等。如甘肅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屏風，屏身不高，屬小型屏風。
近年出土的實物中，以長沙馬王堆墓出土的漆屏風最為典型，屏身黑面朱背，正面用油漆彩繪雲龍紋圖案，綠身朱鱗，體態生動自然。背面朱色地上，滿繪淺綠色棱形幾何紋，中心系壹谷紋玉璧，圍板四周，圍以較寬的棱形彩邊。在下面的邊框下安著兩個帶槽口的木托，起保證屏身直立的作用。洛陽澗西漢墓出土的陶屏風，也屬於這壹類。
屏風，壹般多用於室內，偶爾也在室外使用，但不多見。有壹種較大的屏風，專為擋門起遮蔽作用，位置相對固定，名曰“樹”。也有把屏風稱為“塞門”或“蕭墻”的。《爾雅;釋宮》：“屏，謂之樹。”《禮記;雜記》下：“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鄭玄註：“屏謂之樹，今罘 也。”可知當時的屏風還有罘之名。
罘之名，由來已久，到王莽時才漸漸不聞。當時人們多把罘 解釋為“復思”。王莽篡政後，改國號“新”，下令拆去漢陵罘，其意在於使人們不復思漢也。
室內所用屏風，大多用木制成，而室外的屏風，用木制的就不多了。為了經得住風雨侵蝕，常用土石砌成。作用與我們今天所見的影壁和照墻相同。晉崔豹《古今註》載：“罘 ，屏之遺像也，熟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意思是讓人們行至屏外時，稍事停留，復有所思。這裏有屏風遮蔽，壹旦繞過屏風，便須見禮應對，無暇思索。因此，當門設屏，第壹可以擋風避光，第二增加了室內的陳設，第三為來客劃出壹個特殊地段，給人們壹個思考準備的場所。
漢代時，屏風多以木板上漆，加以彩繪。紙張發明之後，則多用紙糊，上面畫各種仙人異獸等圖像。《後漢書;宋弘傳》曰；“弘當燕見，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這種屏壹般多扇組成，每扇之間用鈕連接，可以折疊，比較輕便，用則設，不用則收起來。人稱曲屏。四扇稱四曲，六扇稱六曲。還有多扇拼合的通景屏風。
屏風還有鏤雕透孔的，河南信陽楚墓出土過壹件木制鏤雕彩漆座屏。這類屏風多用木制，中間鏤雕出立體感很強的圖案，是壹種純裝飾性的屏風。漢代，這種屏風還很盛行。《三輔決錄》載：“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
還有壹種較小的屏風，名曰“隔坐”，多為獨扇素面。《後漢書》就有對這種屏風的描述：“鄭弘為太尉時，舉弟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三國誌;吳書》載：“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騭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這兩段記載，可以幫助我們進壹步了解當時屏風的使用情況。
三、魏晉至隋唐五代時期的屏風
魏晉至隋唐五代時期，屏風的使用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陳設屏風，就連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邊側都附設小型屏風。這類屏風通常為三扇，屏框間用鈕連接，人坐席上，將屏風打開，左、右和後面各立壹扇。在東晉顧愷之《列女傳圖》中還可以看到當時使用屏風的情景。圖中屏為三扇，描繪通景山水。這種三扇屏風，無須另安底座，只須打開壹扇，便可直立。這時的屏風，除起陳設作用外，更主要的還是起遮蔽擋風作用。南北朝時，這類屏風開始向高大方面發展，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南史;王遠如傳》：“屏風屈曲從俗，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折疊屏風的特點主要在於輕巧靈便，獨扇屏風卻不然，它形體寬大且重，還必須有較重的豎向木座支撐，否則不能直立。由於穩重，它在室內陳設中的位置相對比較固定。
隋唐五代時期盛行書畫屏風，史書及當時的給畫中屢有記載。《新唐書;魏征傳》中有：“帝以旗上疏列為屏障。”《新唐書;李絳傳》記：“李絳元和二年為學士，憲宗命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舊紀元和四年，禦制君臣事紀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還有的屏風雙面有圖，可以隨意陳設。單面就不然，只能靠墻陳設。這種連屏還不受數量限制，可以根據需要隨意增加。寧陶轂在《清異錄》中說，五代十國時期，後蜀孟知祥做畫屏七十畫，用活動鈕連接起來，隨意施展，晚年常用為寢所，喻為屏宮。
四、宋、遼、金、元時期的屏風
宋代屏風的方案資料甚少，然而形象資料卻很多。如宋代繪畫《梧蔭清暇圖》中的屏風，四邊較寬，邊框內鑲裏框，以矮佬和橫棖隔成數格，格內鑲板，浮雕絳線，屏心描繪山水風景。屏下鑲裙板，鏤雕曲邊豎欞，下有墩子木。李公麟《高會學琴圖》中的屏風和範仲淹像中的屏風屬同壹類型。寬邊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裝飾，裙板鏤出壺門洞，兩側有站牙抵夾，底座與屏框壹木連做。從畫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場面。推測這類屏風為紙絹裱糊，重量不會太大。
屏風的使用情況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現。河南禹縣宋墓壁畫《對坐圖》描繪墓主人夫婦倆生前對坐飲茶的情景。兩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後有屏風遮蔽，這樣的陳設形式，主要是為顯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風形體不大，獨扇，從畫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與站立的人大體相同。估計也是隨用隨設的輕便之物。
較大的屏風形象應以宋人《白描大士圖》為代表，屏心為獨扇，從畫面人物比例看，形體龐大。木框之內給菱形寬邊，屏心滿飾六方龜背錦，比屏前所設的炕榻還長出許多。宋劉松年《羅漢圖》中的屏風，為三扇，中扇稍大，邊扇稍窄，並向前折成壹定角度，呈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這類實物資料，有山西大同晉祠彩塑中的聖母像。聖母端坐鳳紋寶座上，身後立海水紋三屏風。屏風正扇寬大，兩邊扇稍窄並微向前收，呈“八”字形，這種陳設形式，源於商周時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時期，皇宮中還保留著這種形式。
考古發掘中也不乏其例，河南方城縣出土的宋代石屏風就很典型。屏框四周起細線，下部有橫檔，起額外加固作用。素面，下有插榫。從形制看，與河南禹縣宋墓壁畫墓主人身後的屏風當屬於壹類。橫檔之下，兩面刻花，壹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紋，另壹面刻纏枝芙蓉花。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屏風二件，楊木質，通高116厘米，底座高38.7厘米，屏寬38.3厘米。由雲紋底座和長方形屏框組成。框內裝方格架，兩面裱糊綾絹，然後書寫作畫，現僅存殘片。屏框下裝屏座兩個，座中開口，屏風插入口內，即可直立。河南方城鹽店莊村宋墓出土石座四件，兩側花紋上卷，中間有長方形缺口。高9.5厘米，發掘報告未說明用途，金代木影屏和山西大同白馬河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影屏底座相比較，可以斷定是專為架設屏見的底座。山東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畫所繪的屏風，還裝飾著精美的牡丹紋。
元代屏風除王青墓出土之外，還有大同市馮道真墓出土的木影屏，底座已朽，從殘存的痕跡看，為雲頭座，屏身上部刻小方格窗，四周鑲四塊條板，屏身下部用兩根棖檔間為三格，塗深棕色顏料，外罩桐油。
宋代屏風在造型、裝飾上，尤其是屏框內分割小格的作法，到明代還在普遍使用。
五、明清兩代屏風
屏風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實用為主，裝飾次之。到了明代，屏風不僅為實用家具，更是室內不可缺少的裝飾品。明代屏風可分為座屏風和曲屏風兩種。座屏風又分多扇組合和獨扇插屏。多扇座屏風由多扇組合而成，或三扇，或五扇，最多九扇，都用單數。每扇用活榫連接，可以隨時拆卸。屏風下有長榫銷，插在座面的孔中。底座多為“八”字形，正中壹扇較高，並且稍寬壹些，兩邊扇稍向裏收，這樣屏風就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