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說法，紅木家具與紅木文化從明代至今，已經有600年余年的傳承歷史。然而，在600年後的今天，紅木變成了壹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為了廓清紅木概念，相關部門采用了出臺權威標準的方法試圖將問題解決掉，然而，實際局面卻被演繹得越來越復雜。
紅木標準是怎麽來的
紅木概念的登場，是在紫檀與黃花梨這樣珍貴木材稀缺的情況下出現的。在古代，紅木是特指，即現在我們已經做出分類的酸枝木。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了中國民間口碑力量的強大。隨著明清硬木家具的盛名流傳，紅木逐漸變成了壹種泛稱。
民間壹提紅木家具，那就是指我國明清至今的高檔硬木家具，無論妳是紫檀，還是黃花梨，妳都是紅木家具。這壹點為民間語言交流提供了簡單的解決方案——“妳看，誰家有錢，用的是紅木家具”，但卻為今天的市場埋下了隱患。
在改革開放後，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經濟發展，新興富裕階級出現，購買或收藏紅木家具成為壹種需求，國內紅木家具市場就此啟動。
由於歷史斷層的原因，對於再次與紅木家具相遇的初級消費與收藏者而言，紅木的概念也是模糊的。最基礎的認識僅僅是紅木值錢，紅木可以保值升值，可以作為收藏品，僅此而已。這樣的認識對於黃金消費足夠了，因為黃金就是黃金，別無他指，只要知道鍍金、足金等含量問題，在正規商場購買，妳幾乎很難買錯。
可是，到了紅木領域，初級買家頓時壹頭霧水，壹個個材料特征並不相同的家具怎麽都叫紅木啊？壹打聽，紅木居然是壹種泛稱。說別人家買了紅木可以用用泛稱，自己買紅木，買“泛稱”是無論如何難以接受的。為什麽，因為不同紅木種類之間價值差距太大了。
應該說，紅木家具值錢只是民間並不準確的描述，而在市場經濟當中，壹旦有不準確以及認識模糊的情況存在，那隨之而來的就是混水摸魚——打著紅木的旗號賣吧，反正妳的認識就是紅木值錢，反正紅木只是壹個泛稱，我反正說紅木又不能算騙人……
在我們的市場經濟建設之路上，這樣的局面並不會維持多久。規範市場，不能讓混水摸魚的行為坑人——正是在這樣壹種認識之下，1998年，中國林業研究院接受國家委托開始起草《紅木國家標準》。這壹項目的主要負責人，就是今天被稱為“中國紅木標準第壹人”的中國林業研究院專家楊家駒。
“想拿出壹個被廣泛認同的標準很難，從那時起，我就承受著很大的壓力。”楊家駒在接受本刊采訪時這樣說。
紅木標準制定的難度到底在哪裏呢？
應該說，這是壹個巨大的工程，難度大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既然要確立壹個標準，那就必然要解決紅木定義的問題——紅木到底是什麽，究竟哪些木材才叫紅木，這就不能是泛稱了，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可是，我國制作紅木家具歷史悠久，所采用的木材種類眾多，無論是“廣做”、“蘇做”、還是“京做”，各地所用材質和工藝都各有不同。妳翻開今天的標準就可以看到，僅僅壹個紅木之壹的紫檀屬下面掛有紫檀名號的就有8個門類，也就是說，在紅木泛稱下面的紫檀也壹樣被泛稱了。在古代，材質名稱是工匠們用的，彼此差不多明白也就夠了——能使用這樣材質的能有幾人呢？可是到了今天，壹個空前開放的世界，商品概念所要面對的是不可限量的巨大人群，這樣壹群人要用可以訴諸法律的標準來對待這些概念。將心領神會的泛稱回歸到物理與科學的屬性上，變成壹種標準，這是怎樣艱巨的壹種工作啊！
更要命的是，在楊家駒看來，紅木標準還不完全是壹個用物理屬性解決明確分類的問題，它還是壹個文化傳承的問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紅木標準要尊重並延續中國紅木傳統，要能準確反映傳統，因此，我們古代認可的紅木範疇有多大，這個標準的範疇就應該有多大。我們古代不認可的木材，就不能夠隨意添加擴大到這壹範疇當中。
2000年，《紅木國家標準》正式出臺，第壹次明文規定了中國紅木種類為5屬8類33個樹種。而在這個標準出臺之前，壹些地方已經對這個標準表現出了迫不及待。規範的商業運作當然需要規範的東西來支撐，而這壹國標直到今天仍在執行，5屬8類33個樹種的分類也為行業所熟知。
“壹個廟裏的三個和尚”
看起來，紅木國標這壹艱巨的工作功德無量，對於規範紅木市場所發揮的作用更是令人稱道。然而，從標準誕生的那壹天起，關於這壹標準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
首先是傳統的收藏界，很多藏家對這壹標準並不感興趣，不少藏家認為多此壹舉——妳不說我還明白，妳越說我越糊塗。
著名藏家馬未都就公開表示，收藏家本來對於傳統的紅木材質是清楚的，也有傳統的叫法。如國標裏的香枝木傳統叫黃花梨，壹說黃花梨，大家都知道，現在壹說紅木，香枝木大家都糊塗了，標準制造了麻煩。
廣東省收藏家協會家具委員會主任、紅木收藏家黃大釗也認為，紅木標準的變動其實與紅木收藏的關系不大，它影響到的不是真正的收藏家的利益。對真正的紅木收藏家來講，值得收藏的紅木種類其實並不多，至少不像紅木國標裏規定的那麽多。
傳統家具的壹些行家裏手，也對於分類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應該說，在傳統家具行家眼中實際上早已經形成了壹個標準，這壹標準彼此認同，大家心領神會，只不過沒有形成標準化的文字。由於國標的針對對象與所要達到的目的，與收藏家的視野是有區別的，因此，雖然這些藏家對於國家標準並不怎麽感興趣，但也是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接下來出現的另壹個標準，就讓各方想相安無事也不可能了。這壹標準的出現引爆了今天高檔家具領域更深層次的問題。
2008年9月1日，由中國輕工行業制定的《深色名貴硬木家具標準》正式實施，規定包括紅木國標中33個樹種在內的101個樹種為“深色名貴硬木”。
從33到101，這壹樹種範圍的擴張是超過3倍的概念。
從關系上看，2008年《深色名貴硬木家具標準》屬於行業標準，2000年《紅木國家標準》屬於國家標準。按理說，行業標準要服從於國家標準，這壹點《深色名貴硬木家具標準》行文中也是這麽體現的。但是，輕工行業制定標準的初衷顯然與國標存在嚴重分歧，“深色名貴硬木”是壹個另立門戶的概念。
實際上，“深色名貴硬木”就是壹個“新紅木”概念，因此它不是簡單的“深色名貴硬木”擴展到了101種，而是未來的“新紅木”概念可能至少是目前公布的101個樹種。很多人因此直接就把這個標準稱為“新紅木標準”，以至於中國林業研究院不得不在網站上聲明指出，2000年《紅木國家標準》制訂至今從未改變，也仍在執行。
而參加了《深色名貴硬木家具標準》制定的中國家具協會副理事長、中國家具技術標準委員會主任朱長嶺對於國標之外還要另立標準的解釋是：“隨著對外經濟合作的深入和中國家具行業的發展，可利用和已利用的材料越來越多，其中相當壹部分來自進口。這些木材質量良莠不齊，有的好木材沒有得到更好的認同，不好的木材卻在以次充好，行業標準是為了規範生產。這是《深色名貴硬木標準》出臺的背景。”
在朱長嶺看來，《深色名貴硬木標準》用來指導家具生產和銷售的，它與重點闡釋紅木概念的紅木國標截然不同。雖然壹直以來紅木國標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行業標準的指導意義，但是由林業部門制定標準，來指導家具行業生產，而今甚至限制了家具行業的發展，這是不合適的。
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家具協會正在醞釀壹個新的國家標準，這壹“新國標”的底色正是《深色名貴硬木標準》。耐人尋味的是，家具協會本來考慮是在申請新國標當中使用“深色名貴硬木”概念，這樣就從紅木概念當中解脫出來。然而，從目前來看，家具協會也清楚“深色名貴硬木”概念與紅木概念的不同分量，因此在申請當中，仍然采用了紅木，而沒有采用“深色名貴硬木”。
朱長嶺並沒有詳細透露“新國標”中對紅木的界定到底如何，但是“樹種有所增加”是肯定的。
北京元亨利古典硬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波是輕工協會標準的支持者，他說：“我們公司成立時，名字就起用了硬木，而非紅木，這就是因為預想到紅木這個範疇比較小，幾種傳統材質沒有可持續性。”
他認為，就目前原料資源的稀缺狀況而言，紅木國標已經不適合市場，紅木標準有增加樹種的必要。
壹方是收藏家，壹方是中國林業研究院，另壹方是輕工協會和家具協會，有人說，這就仿佛是同壹座廟裏的三個和尚，都做著同壹件事情，卻又自行其是，各說各話。
家具業管理營銷專家張屹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很多時候所謂標準，其實就是某個利益集團的聲音，他們自然以集團利益為優先考慮。”
在他看來，家具行業要求增加紅木樹種是必然，而逐利也無可厚非，利益驅動也是社會發展的壹大動力。只是，關乎多方權益的標準如何制定，由誰來制定，則是壹個需要探討和深思的問題。
“盧氏黑黃檀事件”
紅木國標是從木材解剖學的角度出發來界定紅木，即從含水率、心材等各方面提出具體標準。科學的界定是其成為標準的基礎。除此之外，紅木國標又被賦予了歷史、文化的含義。這就給新木材的納入設置了巨大障礙。
新發現的樹種到底應不應該納入紅木範疇呢？楊家駒的回答是“不”，而家具行業卻做著“是”的努力，至於收藏家，則只是在冷眼旁觀。
那麽，紅木國標當真是鐵板壹塊，沒有考慮到時代的發展變化嗎？答案是，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卻開過唯壹的口子。
楊家駒對於開的這個口子可謂印象深刻，這就是當年唯壹例外進入紅木國標的“盧氏黑黃檀事件”。
就在紅木國標制定的當口兒，盧氏黑黃檀在當時已被國有企業開發經營，被宣傳為紫檀。企業為宣傳這種木材，在故宮、上海博物館都進行了大規模展覽，而且簽訂了十幾個產品訂單合同。
然而，根據楊家駒等標準制定者的研究，盧氏黑黃檀並非紫檀，而且在歷史上也沒有被廣泛應用。為此，楊家駒找到馬達加斯加林業部門，對方出示了證明，稱馬國境內不產紫檀，盧氏黑黃檀也不是紫檀。
這壹結果對於企業來講不啻為晴天霹靂。是時，盧氏黑黃檀的宣傳推廣範圍已經很大，產生了相當的社會聯動。如果此時宣布它不是紫檀，其帶來的影響將極其復雜。迫於形勢，且在檢測它材質屬性確實不錯的基礎上，國標最終將其歸為了黑酸枝，加入了紅木行列。但即便如此，也給該國企造成了上百萬元的損失。
“這是第壹個也是唯壹的壹個例外。”楊家駒說，“現在仍然面對著要求擴充國標的聲音和壓力，但是增加了壹個就會有第二個，所以我制定的國標不會再增加。紅木國標是對歷史上貴重木材的總結，是歷史的選擇、要對歷史負責。”
“盧氏黑黃檀事件”並不是壹個中國人慣常理解的“前有車，後有轍”的問題。恰恰相反，他是楊家駒堅持標準應嚴格封口的自白。那麽，紅木國標應如何承載歷史責任，標準終究應該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呢？
至少朱長嶺的答案是：與時俱進，開放標準。他認為，任何標準的制定要具備兩點：首先要有科學性，第二就要有先進性，標準不能是後退的，應該是可持續性的。
至於藏家，黃大釗的看法也許更具有代表意義。
他指出，實際上，標準所針對的問題主要出在專業人士和收藏家以外。由於更多消費者和初級藏家過於迷信“紅木”兩個字，就容易被這兩個字所利用，因此，上當受騙在所難免。紅木標準的變化，其實很少能影響到真正的收藏家判斷，它影響的是對紅木了解不多的人。因此，要提醒初級收藏者，選擇當代紅木進行收藏，壹定首先要了解紅木的品類。
對於新增樹種，它們與傳統紅木600余年的歷程不同，進入國內只有20年左右的時間，由於沒有經過歷史的驗證，這些樹種的品性還並沒有被完全認識。新樹種是否能夠保值、能否成為收藏品還需要進壹步驗證。 壹般認為，值得收藏的紅木主要是從明清時代開始運用、經過歷史驗證、具有保值升值空間，又能傳世的幾種，如黃花梨、紫檀等。古紅木家具因其材質、工藝和附著的歷史意義、文化意義而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當代紅木家具中，那些大量半機械化生產的，在工藝上和文化上較弱的東西，往往缺少收藏基礎。
黃大釗說：“紅木家具的工藝、稀缺和保值，是它最主要的標識，也是使它成為收藏品的特質。壹旦這些特質喪失，就不得不被剔除在收藏品序列之外。紅木標準也許可能作為紅木收藏和購買提供壹個參考，但是絕對不是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