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抉擇》我看過的最好的架空小說，以下是起點上最貼切的評論：《命運的抉擇》屬於目前最流行最俗套因而也最魚龍混雜的“穿越”類網絡小說。所謂“穿越”，其實早已有之，那就是科幻題材中十分常見的“時光穿梭”。但硬科幻裏的的“時光穿梭”絕對不能改變既成歷史事件，而網絡小說裏流行的“穿越”卻恰恰是以改變歷史為主要目標，於是這就出現了被稱為“架空歷史”類型的寫法。中華民族漫長輝煌歷史與百年屈辱歷史相交織的特殊性，使得改變中國屈辱史塑造強國史這壹題材又成為“架空歷史”中最常見的壹種類型。這種以改寫歷史為己任的小說意淫成分過重，通常容易流於膚淺，但從另壹個角度看，此類小說又往往能夠比較鮮明地體現作者對某段歷史的看法和態度，穿越到什麽時代，穿越而去意圖改變什麽，就是作者對歷史和政治的壹種表態。有壹定深度的穿越小說第壹要素即是作者必須具備自己的歷史觀念，所謂“穿越人的自覺”。
主角或是不自覺地“穿越”，作者卻是自覺地看待歷史。《命運的抉擇》在第壹章裏即開宗明義進行了第壹次闡述：“照歷史看來，明年，李自成將攻占洛陽，張獻忠則率軍出川入楚，攻占襄陽……之後，滿清的睿親王多爾袞會領兵攻錦州。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占領北京，朱由儉在煤山自縊。明朝滅亡。然後是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自成敗走。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權，非但沒有抗擊侵略者反而積極爭權奪利。接著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滿清頒布剃發令，中國頭上拖起那條醜陋的豬尾巴。之後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與世界隔絕錯失了工業革命的機會，漸漸走向衰落。直到1844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的大門被列強用槍炮打開，割地賠款。從此中國進入了那屈辱的壹百年……日本侵略，南京大屠殺。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那時是在學習此時滿清的做法。現在的情況與三百年後是如此的相似。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災難和屈辱是從現在開始的。”這壹段很直白的闡述至少表明了小說作者的兩個歷史觀點：對閉關鎖國政策的猛烈抨擊、對滿清異族統治的強烈厭惡（甚至將滿清與日本相提並論）。而在第壹章結尾處，作者寫到“李海或許不知道這即將過去的1640年是多麽的重要，就在這壹年英國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1640年是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分水嶺，過了今天世界將跨入近代史。也就是從這時起歐洲各國開始將中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更直言不諱道出了小說的主旨追求。
由於是很少見的女性作者、女性主角，而非言情類的穿越，《命運的抉擇》是我很關註也很喜歡的壹部小說。雖然我自認不是壹個民族主義者，更不是壹個大漢民族主義者，但此文所具有的壹般女性作者很少具備的宏大視角和寬廣敘事風格，卻是我所格外喜好的。此外從小說的可讀性、生動性來說，我認為此文在同類題材中也屬出色。
當然，無論多麽宏大的目標，當下的資本原始積累都是穿越人無法回避的第壹個挑戰，通常也是最難寫好的部分，畢竟萬事開頭難，以錢生錢不難，如何挖到自己的第壹桶金才是真正的考驗。《命運的抉擇》也不例外，總的來說此文屬於越往後寫得越成熟，而第壹章確實稍嫌草率，開頭部分主角的原始積累——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倒有點象RPG遊戲，成功來得太過容易必然流於生硬和淺表。不過鑒於時不我待，主角必須盡快完成“練級”以取得進入“歷史舞臺”的入場券，如此倉促的寫法也算情非得已。其實第壹桶金的挖掘方式非常重要，因為從這壹關鍵抉擇中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窺探到主角（實際是作者）幾乎全部的政治理念。與《新宋》的主角走文化揚名的路子大相徑庭，《命運的抉擇》主角孫露走的是典型的硬實力派路線，而這也奠定了全書的整體理念：重商主義、軍事力量、海外殖民掠奪、議會民主構成了作者心目中壹個初級資本主義國家的四大支柱。
——重商主義的抉擇。
由於《命運的抉擇》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而重商主義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商業和資本隨著小說的逐漸展開而愈顯現其重要性：開始是主角發家的手段，使其能夠在亂世謀生、發財，並吸引了壹批流離失所的下層難民和壹些兼具遠見卓識與冒險精神的廣東商人成為最初的追隨者；既而是利用充足的儲備資金建立自己的民團軍隊，助其在亂世立足，並以金錢為後盾在財政極度匱乏的南明政府中謀得發言權；然後是資本力量的壯大終於走向政治層面，利用財政為“庶政之母”的原理，蠶食王權控制王權，以達到主角改造王權的理想，用馬克思的原理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最後則是資本本身成為政治的終極目標，戰爭只是手段貿易才是目的，小說中寫到明帝國與日本的戰爭令人印象深刻，這場孫露想象中的中日之戰並沒有她預期的熱血沸騰的理由與情景，沒有仇恨，也沒有復仇的快意，只是為了滿足財閥們用大炮轟開“那個愚昧國家”大門、掠奪壹個廣闊市場的心願，財富才是最終的目標，重商主義的精髓就是賺錢。“以商養軍、以軍奪權、以權助商”，就是小說最主要的壹條線索。
在選擇了重商主義快速發展道路的同時，小說也著力刻畫了其弊端和陰暗面，重商主義在給國家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伴隨著道德的淪喪，資本主義是壹頭怪獸，壹旦解開其脖子上的枷鎖就很難再駕馭它了。因此小說的下卷中，已經走上政治頂峰的孫露與她壹手締造的香江商會這個巨無霸之間的控制與反控制又成為了濃墨重彩描繪的篇章。
小說將主角商業起家之地設計在廣東，想必也是受到現實中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影響，此外，與南洋相毗鄰的地理因素、與中原戰亂之地的相對疏遠、與江南儒林相比較為開放的民風，也使廣東成為重商主義路線的首選之地。——“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抉擇。
與《新宋》中主角靠文名得到皇帝賞識從而取得權力後盾的類王安石的現實主義道路不同，《命運的抉擇》顯然要更加雷厲風行兼天馬行空，明王朝覆滅在際、軍閥“聽封不聽調”的戰亂背景決定了主角可以以軍事實力登上“歷史舞臺”，而嶺南地區廣興民團的習俗又為主角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提供了現實操作性。
戰爭在這部小說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壹方面是因為作者鮮明的民族主義心態，作者自言，研究過清軍入關的戰爭史後她詫異於這樣少的人馬這樣粗疏的戰略戰術竟然可以輕易奪取漢民族的**，並因此深深感嘆“吳門煙雨、飛檄可奪”的柔弱民風，為此小說設置了與南宋時期相類似的劃江而治的局面，以圖鍛造壹個“民族國家”應有的血性、危機意識和對本民族的認同感，這部分的戰爭（包括收復臺灣和澳門的海戰）均帶有鮮明的反侵略性質，因而更多是“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浪漫主義色彩。
而另壹方面，小說還描寫了大量主動性質的對外戰爭，如對日戰爭、對朝戰爭、與俄羅斯和蒙古諸部在西伯利亞的資源爭奪戰、與西歐諸國在印度洋的海洋霸權爭奪戰以及對奧斯曼帝國的戰爭，小說卷首語即仿造英女王的名言點明：“中國的商業需要中國戰船的保護”，這裏的戰爭特別是大海戰和西伯利亞遠征軍在英雄氣概的背後是對資源、市場、財富的爭奪，甚至還有為了籌集資金而進行的有利可圖的對外戰爭，如前所述，戰爭只是貿易的手段，戰爭褪去浪漫的外衣而完全體現了赤裸裸的實利主義。
不過不論是哪類戰爭在作者筆下都寫得頗有蕩氣回腸之感，甚至可以說是小說中最好看的部分，具有不同於壹般女性作者的大戰略視野和縱橫開闔的氣度，不同的戰爭類型也絕不雷同，並且借鑒了古今中外不少經典戰例和戰法，例如與滿清的戰爭總體仿效了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而魯冀防線采用了大炮加要塞的荷蘭式戰術，山西烽火實際就是遊擊戰，攻占望京借鑒了歐洲登陸戰模式，收復臺灣的廈門海戰則借用了“納爾遜海戰法”，這些戰爭故事讀來言之成理，很有看頭，是我看過的網絡小說中寫戰爭最顯真實和成熟的壹篇。
——海外殖民與霸權主義的抉擇。
出於“穿越人”對治海權和大航海時代的深刻認識，藍海戰略在小說構建的強國路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主角甚至在逃難的過程中就通過與海盜的聯合建立了自己的第壹支微型艦隊。十七世紀中葉的海上霸主是荷蘭，而當時荷蘭本土剛剛在荷西（西班牙）戰爭中落敗，小說也借鑒了這個史實，使得自身國土淪陷的明帝國同時又在印度洋上取得海上優勢這個詭異的局面顯得不那麽突兀。
如果說國土內的鬥爭充盈著“救亡圖存”與“中華復興”的情感氛圍，那麽在外海氣勢磅礴的大海戰中，除了收復臺灣和澳門的戰爭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之外，其他主要還是遵循了冰冷的重商主義原則、弱肉強食的海上準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起初是防禦性質的海上力量，主要表現為在新加坡設立的海關和在印度洋上的海軍私掠行為，通過海關關稅和私掠金為南明的重建籌集大量資金，通過掠奪海外財富為國內農民的休養生息提供財政後盾；而當明海軍在海上站穩腳跟之後，攻擊性質的海上力量參與歐洲列強瓜分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小說中南明與英國簽定的《香港協議》就充滿了殖民色彩，雙方在***同維持海上安全與自由的名義下，瓜分和犧牲的是被殖民小國的利益，此外中國在經營自己的殖民地時亦帶上了本民族的特色，那就是殖民農場，其中巨大的勞動力缺口甚至使得東南亞成為了壹個新興的奴隸需求地，“壹群卑劣的地主，壹個懦弱的理由，壹支善戰的艦隊，卻開啟了明帝國的殖民之路”，而這條路其實就是兩百多年後西方列強在東方強盜作為的翻版。
這壹切使得作者和主角不可避免地陷入壹種利益與道義的矛盾之中，壹方面孫露出於利益的考慮公開號召“諸位大人拋開妳們那不必要的矜持吧”，另壹方面又借陳子壯和楊紹清之口勸諫主角正視武力征服的重大弊端和對弱小文明的輕視可能帶來的傲慢心態。而在小說結尾處，中華朝果然成為壹個強大卻極端傲慢狂妄的帝國，主角也不得不對這樣壹個巨無霸的未來充滿了憂心和迷茫。
——議會民主與開明專制主義的選擇。
幾乎所有的穿越人回到過去都會或多或少帶著民主思想的烙印，在《命運的抉擇》中，削弱皇權實現民主，是作者給主角設定的信念，至於最後會發展成怎樣，就要看是主角改變這個世界還是這個世界改變主角。
孫露的民主試驗分為三個階段：第壹階段在廣東和嶺南地區，這個地區壹來遠離江南儒林和南京的權力中心，二來地理近海得西洋風氣之先，經商風氣旺盛，建立在商會規則和民商法理基礎上的市民議會綜合了西方“灰腳法庭”和中式“申明亭”模式，得以比較順利地實施；而此時的復興黨則帶有壹定幫會色彩，還不能將之看作真正的政黨。
第二階段是孫露成為首相的南明隆武朝時期，實驗地擴展為整個長江以南地區。可以說小說設置了滿漢劃江而治這個布局，既是出於戰爭實際的考慮，也是出於政治改革的需要，因為按照作者的設想，以南明的人口規模、土地資源、經濟基礎最適合完成資本主義體制變革。而外敵虎視眈眈的戰亂局面反而有利於主角的政治改革，壹方面她以軍功獲取民意支持，另壹方面以儒家三世理論中的“據亂世”來為變法做辯護，最終得到了江南士林的默認。最重要的是，戰亂使得明王朝本身實力衰弱，無力與正在壯大中的新興資產階級相抗衡，同時大批淪陷後被收復的土地上，議會先於官府而設立，又使議會具有了名正言順監督官府的先天優勢。這壹時期的政治變革是以孫露為首的財閥勢力自下而上推導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表現。但戰亂也使隆武內閣具有壹定的軍政府色彩。
第三階段是整個下卷，中華朝的建立最終選擇了君主立憲模式下的開明專制主義，而且小說還假借後世學者之口將這種統治模式評價為“偽立憲絕對主義”，因為文中無論議會還是《憲誥》都充斥了大量的封建殘余。看起來孫露的理想被舊世界所改變了，但這種改變如同小說中後裝式燧發火槍倒退回前裝式壹樣，具有某種現實依據，火槍的倒退是因為工藝水平的局限，而政治體制的妥協則是因為文化思想的局限。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適合現實情況的制度，軍管模式、蘇聯式的集體農莊模式都曾經在小說的特定時期特定地區占據過壹席之地。此外小說通過顧炎武赴歐考察的方式描繪了西歐諸國當時的議會模式，也點明了世界範圍內民主進程所停留的初級水平，中華憲誥的藍本英國《大憲章》亦遠非後世想象中的完美，而同樣是時代認識和妥協下的產物。這壹階段，議會民主下的兩黨制逐漸走向成熟，開始主導政局，而作為女皇的主角刻意被塑造為完美的政治偶像，壹方面不排除作者對自己主角的聖人化傾向，但從另壹個角度看，又體現了作者自己對君主立憲制度的理解，完美的君王充當偶像符號，給民眾以思想慰藉，而手握實權的內閣承擔責任和義務，給民眾以實際的利益。但在小說的“現實”中，立憲仍然是孫露自上而下的主導，而非議會自下而上主動爭取的結果，作為君主的主角仍然大權在握，所以這裏的君主立憲遠非現代意義的民主制度，而仍然屬於專制主義下的壹點進步。此處君王的虛化是作為穿越人的主角自覺的行為，在主角個人這裏，權力對人的誘惑敗給了心懷遠大目標的自我滿足感，這種設置無疑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也不無現實可能性綜觀以上四大支柱，重商主義、軍事實力、海外殖民、議會民主，作者締造的南明和中華朝擁有新教傾向這是不爭的事實，當然這種傾向來源於主角的自覺意識，而主角的這種傾向顯然來自於“後世那個脫胎於新教幾乎只手遮天的國家”。南橘北枳的故事直到今天都是爭論的話題，《命運的抉擇》也不能例外，因此關於西方文明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沖突與鬥爭、妥協與調和，也是貫穿小說始終的重要內容。
沖突的第壹個層面屬技術性矛盾，如小說中的“桑稻之爭”壹段，孫露出於對英國“圈地運動”歷史進步意義的強烈印象，默許財閥集團大搞“桑爭稻田”、“棉爭糧田”，以圖促進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但卻忽視了中國與英國耕作方式和農業結構的不同，結果不但沒能使農村勞動力流入市場，反而半桑半稻的耕作方式吸引了大量勞動力回流農村，束縛勞動力的同時還使糧食大量減產。相似的歷史背景下出現性質相似的歷史事件，僅僅由於中西的農業結構不同，所產生的結果卻迥然有異，這的確是壹個很有趣的例子。
技術層面的問題易於解決，文化層面的沖突就難以調和。後者又表現為兩個層次，壹是變法者與士林的矛盾，作者顯然對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傳統文人在這壹歷史時期的表現不甚滿意，因此小說的解決之道首先就是將這種沖突置於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使得見效迅速的實利主義和尚武精神在這場沖突中處於先天的優勢地位，面對淪喪的國土和受難的百姓，三綱五常就顯得不合時宜，固守禮法也似乎有些荒謬可笑，而這也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歷史所證明了的。但是當“據亂世”進入“升平世”以後，繼續與儒林對抗就變得比較艱難也不明智了，這時的解決辦法是在士林中尋找自己的誌同道合者為代言人，小說主要利用了當時中國本土自發的民主思潮，即是以“明末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土生土長的初級民主思想，以爭取民主理念的本土化；其次是營造“百家爭鳴”的氛圍，具體說來就是廣東雲山學派以及陽明學的泰州學派的“契約說”與江南儒林東林黨的“巨靈說”之爭；然後則是利用“上位者”的權力進行引導，其理論依據是說儒家原本只講倫理道德，對於宇宙萬物的本原並沒有自己的解釋，歷代經學、理學、心學等都是利用別的學說對儒學進行的補充，所以儒家的“萬世法”本身是無形的，真正決定其形狀的是上位者的心思，上位者所好為何，儒學就可以隨勢而變。顯然這種對儒學的看法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對主義之爭的輕蔑和實用主義心態。
第二個層次的文化沖突是更深層的外來模式與本土文化積澱的不融合，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普世價值如何適應中國特色。民主意識如果不能真正紮根於民眾心中，那麽移植自西方的議會制度就只能是壹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而“天賦人權”這些本不屬於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思想要想在這片專制的土地上發芽是何其困難，西方幾百年才發展出的文明理念要想在小說幾十年的時間跨度中在中國文化中紮根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就算如此，小說依然要堅定不移的制造那個“軀殼”，或許現在這個“軀殼”並沒有“高貴的靈魂”，但只要有“原始的欲望”就行，因為這就像泡功夫茶，第壹杯雖然是不喝的，卻可以洗茶留香，而這也就足以完成穿越人的“歷史使命”了。另壹方面，小說在大量沿用西方民主模式的同時，還是花了很多心思結合中國自身的傳統思想文化，典型的如《憲誥》的思想基礎，盡管《弘武憲誥》是以英國《大憲章》為借鑒，但在立憲精神上卻沒有照搬英國自由主義思想中的“天賦人權”至上的立憲精神，而是選擇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即“社稷為重，民次之，君為輕”的國家主義立憲精神，這就使得中華朝的立國原則帶上了濃厚的儒家色彩，而這有可能更符合彼時中國的文化思潮。其實小說下卷中還隱含了第三個層次的沖突，那就是西方文明本身的弊病所產生的問題，對此主角因為失去了歷史的借鑒，所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西方文明的弊病是否可以由東方文明來“拯救”？小說提出了問題但並沒有給出答案。
《命運的抉擇》堪稱網絡小說中的鴻篇巨制，計有三百余萬字，其中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不下百人；本文六千余言，算是對自己喜愛的此文的壹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