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大地紛爭四起，為了在群雄爭霸中國脫穎而出，各諸侯國紛紛變法求強，於此求賢若渴。在這種求賢若渴的大環境下，中國存在近乎上千年的“奴隸制”便漸漸土崩瓦解，而下層階級的有才之士，在“禮賢下士”已經成為壹股潮流的時代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以期改變自己、國家，甚至壹個時代的命運，繼而促成“百家爭鳴”的盛況。
那麽，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有哪些學派對後人影響較大呢？
以顏小二對先秦哲學的了解，個人認為，儒家、道家和法家，屬諸子百家中對後人影響最大的三家學派。如果非要說壹個對後人影響最大的學派，顏小二認為是“法家”。
為什麽這麽說？
簡單來說，法家思想家如韓非子和法治為例，韓非子以更接地氣的“方式”，讓世人明明白白看到“天”是“自然之天”而非“意誌之天”，於此，“法治”被提上日程。“法治”的出現，無疑對後世封建王朝的穩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時也幾近阻斷了夏商周時期遺留下來之“奴隸制”的回光返照。
為什麽這麽說？請繼續往下看。
1、對後世影響巨大的三大學派：儒道法前面提到，起源於我們中國本土的學派、對後世影響巨大的，在顏小二看來，大抵是法家、道家和儒家思想。而道家和儒家思想在先秦之後還有所發展，純粹的法家則幾乎沒有“生存空間”。
值得壹提的是，法家思想“沒有生存空間”並非偶然，因為法家思想太過嚴苛。
以秦為例，李斯作為秦的千古壹相，幫助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在李斯法家思想中衍生出來的嚴刑峻法下，秦始皇的鐵騎成為天下最強的士兵，秦始皇成了亂世的霸主，並結束了亂世。
但從戰爭中走出的人需要“喘息”，而法家思想下的重刑罰的特點，以及利用“人皆自為”心理來管理世人的特色，讓法家思想下衍生出的治國法令，就顯得太過“冰冷”與“苛刻”。
於此，法家可以讓壹個弱國迅速強大，而法家本身，則會在安定時局中“迅速”衰敗。畢竟法家思想中衍生出的法令，侵犯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外，還無視和平時期老百姓期待“喘息”的訴求。於此，在以和平以及大壹統為主旋律的後世王朝中，法家幾乎沒有“生存空間”。
但是沒有“生存空間”，不意味著消失，法家融入到了儒家的“骨血”裏。
先秦以後歷代王朝的儒家思想，有許多“法家”思想的影子，“人治”和“法治”，往往在我國封建王朝中屬於“混用”的狀態，缺壹不可。
於此，雖說法家思想在後世沒有明顯的發展，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法家改變了封建王朝中治國主流學說---儒家。
所以，雖然道家、儒家、法家，這三家學派對後世影響巨大，但是其中以早早沒了發展的“法家”在對後世的影響方面卻屬程度最大的存在。
2、“法家”讓人對“天”的看法更“客觀”從人對“天”的認識來說，雖然道家早已提出天乃“自然之天”的說法，但由於道家先賢老子留下的文字太過晦澀玄妙，而莊子留下的故事又時常提到“神人”之類的概念，導致對道家思想研究不透徹的，或者是有意借用道家先賢之名、歪曲道家思想內涵達到某種目的人，“曲解”道家思想內涵，甚至望文生義。
值得壹提的是，因為主張“韜光養晦”的道家削減了社會需在競爭中發展的“尖銳氛圍”，於此，當漢高祖用“無為之治，韜光養晦”的黃老思想治國後得到壹定成效後，漢武帝面對地方豪強在松散管理下日益巨大的勢力和對中央集權的威逼，開始大刀闊斧搞改革。董仲舒奉漢武帝之命，讓儒家壹躍成為主流思想，而道家思想在此時則受到重創，更多以“道教”為載體，隱入民間。
於此，本反對“意誌之天”的道家思想，反而因道教，多了壹些“神話色彩”，也是讓人啼笑皆非。
而法家思想由於秦始皇的失敗經驗，漢高祖為了不重蹈覆轍，沒有采用法家中相對尖銳的治國理論。
同時，因為後世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比如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君權神授”以鞏固中央集權時，於此，便註定提出“無神論”的法家，在後世王朝明顯發展。
法家思想，以韓非子為例，他師承荀子，荀子的思想裏面有儒家相關理論和道家相關理論的影子，而韓非作為荀子的弟子，思想受其影響，繼承了荀子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思想，並且將這種思想更接地氣地表達出來，甚至將其融入君主治國理政之中。
韓非子可以說是讓更多世人對“意誌之天”的看法發生較大的轉變，繼而將“法治”提到世人面前。
因為“法治”的前提，壹定是不存在“君權神授”的，否則“法治”就不成立。而韓非則用他的壹套理論，指出、論證了這壹點，顛覆了夏商周以來奴隸制下“意誌之天”的絕對權威，這壹點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法家對“意誌之天”的否定，在《楊權》中，韓非子說：
“若天若地，熟疏熟親？”
在《楊權》中，韓非子亦提出：
“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壹穗。”
很顯然，韓非的這些觀點是繼承了他的師傅荀子“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思想。
韓非子是在告訴我們：天對誰更“親昵”呢？天沒有特意去照顧誰（弦外之音就是天無意誌），如果不是自然的天時條件，即便是十個堯，也不會讓寒冷的冬天長出壹株稻穗。
很顯然，在韓非子眼裏，不存在無所不能的“神”，有的只是不以人意誌為轉移且存在壹定規律的自然。
而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則擅長洞察“規律”，並加以“利用”。
他們洞察壹個國家興衰的“規律”，發現，國家興亡不是對“天或神”有多虔誠，而是對治國治人的規律，用得有“多到位”。於是，在那個戰亂年代，他們從時代“戰爭”的主旋律中，讀出了人性的“自為（利己）”，繼而加以“利用”，他們甚至讀出了君臣相處時的規律，教君主如何利用“法術勢”牢牢把握臣下。
於此，所謂“意誌之天”便不攻自破。
所以，某種程度上說，法家思想讓人們對“天”的認知，更加“客觀”。
3、法家的先進性：讓人們更加直觀地直面“天無意誌”的事實也就是說，是法家思想在治國治人上立竿見影的效果，讓人們更加直接且直觀地直面“天無意誌”這個事實，並加快了人們從奴隸制時對“意誌之天”盲目崇拜的蒙昧中走出的步伐。
於此，我們可以認為正是因為法家思想對道家“天無意誌”這壹觀點的拓展，以及接地氣的“寫實”，讓世人對世界的理解更深刻，對自然的輪廓有更“客觀”的體會。
誠然，在封建王朝中，因鞏固中央集權“需要”，“意誌之天”壹度死灰復燃，但是有才之士對“自然之天”的客觀理解，從來沒有斷過，而歷朝歷代稍微有些成就的君主，在他們的賢明時期，展現了更多“人定勝天”的性格特質。從凡事都要占蔔算卦，到對“人定勝天”的踐行，毫無疑問，法家思想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顏小二認為，對當代影響最大的諸子百家當屬法家。各位覺得呢？歡迎說出您的看法。
參考：《中國哲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漢書》、《韓非子》、《道家哲學導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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