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壹”期間，筆者與李新樂先生前往模式口田義墓看到了該墓誌。墓誌的誌蓋和誌石均為上等的漢白玉石質，正方形，長寬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細。誌蓋陰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誥授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禦史杏浦李公合葬墓誌銘”，塗朱，書寫者叫董誥，書法上乘；誌文有近1000字，蠅頭小楷，塗朱，尾刻“桐城彭德風鐫”，敘述了墓主李綬的生平。
李綬是什麽人呢？據紀曉嵐所撰墓誌講：李綬，“生於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於1792年，享年79歲。他“字佩廷，號杏浦，又別號竹溪”，是受到當時學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從山東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區，後來因為他的名氣，祖先們“皆以公貴，覃恩贈壹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
李綬從小就很有才幹，仕途壹路順風。他22歲從科舉起步，從地方小官做到巡撫，兩次外任奉天府丞（相當於今沈陽市長），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禦史”從壹品的高官，在清代，漢人做到如此職位，已是罕見的奇跡。
李綬的業績主要體現在教育上。他學問好，喜讀書，“作詩不下數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過進士，做過翰林，編寫過史書，任過內閣學士。還做過主考官，提督過學政，制訂過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學者。所以，人們才尊稱他“杏浦先生”，紀曉嵐、劉墉才會給他撰寫和書寫墓誌！他為什麽葬在今石景山地區的黃莊呢？推測應有兩個原因。壹是那裏景色優美。黃莊在今魯谷小區的東面，那裏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現存的碑文說那壹帶“有田可耕，有園可種，果木繞於墻垣，流水周於舍下，西山壹片，居然在幾案間。”二是傳說五代時的大教育家竇禹鈞在那裏開辦過著名學校“五花院”，竇禹鈞就是《三字經》中“教五子，名俱揚”的“竇燕山”。從李綬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學者心目中的又壹個“竇燕山”！
李綬的人品也好。經過他的努力，哥哥、弟弟們有了功名。他幫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時不願意顯山露水，但關鍵時刻卻敢做敢為。如“官奉天府丞時奏毀前明違礙碑碣，官湖南巡撫時奏賑茶陵水災、奏增衙郴諸路驛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諭允。官禦史時奏吏部胥魁受賄、奏浙江巡撫匿災，並邀褒嘉”。那些事，沒有些膽量是做不來的。李綬有2子7女，他去世時已有7個孫子和2個重孫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
李綬墓誌的撰寫者紀昀，字曉嵐，比墓主李綬小11歲，就是演員張國立在電視劇裏扮演的與奸臣和珅唱對臺戲的歷史人物。《清史稿》上說他：“學問淵通，撰《四庫全書提要》進退百家，鉤沈摘隱，各得其要指，始終條理，蔚為巨觀”。有趣的是，他也當過與李綬壹樣的“左都禦史”。他給李綬寫墓誌，可能是職責所在，也可能就是出於對李綬的敬重。
李綬墓誌的書寫者劉墉，字崇如，號石庵，比李綬小7歲，就是民間傳說中的那個“劉羅鍋子”。他的書法受到清代學者的特別喜愛，他為李綬書寫墓誌，無疑給墓主擡高了身價。
李綬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鴻章編《畿輔通誌》卷165載：“國朝李綬墓在黃莊。”並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其墓誌，與出土的誌文比，僅少3行字，估計是采用了紀曉嵐文集的內容。但新出土的墓誌比《畿輔通誌》提供的信息量大，為考證清代歷史顯現了更直觀的資料，十分珍貴。
李綬墓何時被毀還不清楚，但其墓誌集名家撰文、名家書寫、名家鐫刻於壹身，說它是清代的“三絕碑”不算過譽，文物品位極高，也是北京市考古發現的壹大驚喜！
近日，林埭鎮發現5塊明代墓誌銘，據有關人士反映，盡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陸續發現壹些墓誌銘，但在同壹個地方發現5塊墓誌銘還是比較少見。
這5塊墓誌銘是林埭鎮***和村壹農民從土地整理過程中發現的，石塊呈正方形，由於受風化，刻在墓上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但刻在誌上的小字仍然字體清楚。據市博物館有關負責人分析，這5塊墓誌銘大致是明朝中期的。
從依稀可辨的字體中可以看來，中間大的壹塊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誌銘。據史料記載，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兩個兒子分別於1443年前後考中進士，是平湖建縣以來考取的首批進士。大兒子官至廣州知府，二兒子官至山東道監察禦使。市博物館有關負責人表示，5塊墓誌銘的發現對研究當地的壹些歷史，有壹定的參考價值。
墓誌銘
墓誌銘是中國古代壹種悼念性的文體。
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於墳前。壹般由誌和銘兩部分組成。誌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誌或只有銘的。
墓誌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墓誌銘壹般是銘主死後由別人撰寫，偶有銘主本人生前撰寫的。
墓誌銘為在墳墓中或墳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跡所寫的壹份簡介，尤其對於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常有墓誌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誌銘。
壹般而言，墓誌銘使用韻文寫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即為無韻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