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遠生（1885－1915）原名黃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九江人。民國初年著名記者。 這個人的死是壹個謎。他的生，則是壹段被湮沒的傳奇。 他20歲進京趕考，在清王朝最後壹次會試中高中進士。他不按朝廷慣例接受官職，卻赴日留學，後來投身報界。他在美國舊金山被暗殺，槍手卻壹直不知是反動的袁世凱所派，還是革命的國民黨人。 歷史的記敘往往忽略他末代進士的身份，而凸顯出壹位開山記者———“中國第壹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壹個專職記者，因為此前的中國報人多為政論家，自他始方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於世，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初中國新聞界的壹大招牌。 他年少風光，時人贊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更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他宣稱，新聞“第壹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又強調，記者當具備“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的“四能”功夫。 後人總結新聞史，“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確定是他開創了通訊這種新聞文體。“通訊”壹詞，此前已見於報刊，但僅指由外埠郵寄傳來的新聞，稱為“某地通訊”，以區別於電訊。 黃遠生在自己開始新文體嘗試的開場白中敬告讀者：“吾此後所謂新聞者，不必盡為朝章國故也。市井瑣屑，街談巷議，皆壹壹作新聞觀，此在日報中實為創格。” 這樣壹種新聞觀的沖擊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國初年，承襲邸報傳統、慣登“宮門抄”壹類刻板文字的報紙和雜誌仍占據主流。偏偏是進士出身的黃遠生，第壹個站出來革新，把原先的官樣文章變成通俗易懂、為人所喜見的純粹的新聞文體。 壹時間，這種白描式刻畫、極具現場感的文字，廣受讀者追捧。在黃遠生三四年短暫的記者生涯中，他以通訊文體，對同期幾乎所有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報道，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喪權辱國的“二十壹條”、唐紹儀被迫下野等。
黃遠生有壹名文，題為《外交部的廚子》，從壹個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當時中國社會之生態。此廚子在前清“聲勢浩大，家產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後之意，與中外赫赫之李鴻章對抗”；民國成立，仍盤踞外交部，利用“官長之愛財物未必不同”的心理，優遊於官場；及至被開除，“猶可輦致巨金之外國銀行，遨遊青島天津上海之間也”。 黃遠生的研究者張光芒認為，新聞並非他全部的歷史貢獻之所在。“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壹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張光芒在周恩來1918年的日記中曾見到這樣的記載：“……晚間觀黃遠生遺稿”，“我昨天從任白濤那裏取來黃遠生從前的通信看了壹遍，覺得他所說的元、二年的光景，於我的將來政治生涯有很大關系。
” 黃遠生死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其影響所及仍然遍布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僅就當時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論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黃遠生的未竟事業。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發“先聲”的人物。此種評價為後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無不視他為先驅人物，甚至連周揚在延安魯藝的講義也沒有例外。正如張光芒所說：“可見，新文學史上本已有黃遠生的大名。” 然而這個名字後來被抹去了。“黃遠生為什麽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張光芒對此唏噓不已。 網上有人講過壹個故事：在書攤看見壹本梁啟超題名的書，題的是“黃遠庸遺作”，想來梁任公為其題字，作者當非等閑之輩，但卻從沒聽說過。壹問價，五元，在書攤上是高價，猶豫再三，終於沒買。沒過多久，得知黃遠庸是民初大記者，當日的風雲人物。於是趕緊再到書攤尋覓此書，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於美國的著名記者黃遠生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
1885年1月15日生於“文彩秀發”的書香門第之家（壹說生於1883年）。21歲時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後壹批進士中最年輕的壹位。但他無意仕進，以新進士之資格赴日本留學，1909年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回國後先在清政府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後脫離官場，從業新聞，成為蜚成於世的著名新聞記者和政論家，是中國第壹個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於世的人，時人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黃遠生先後任《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東方雜誌》、《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特派記者、主編和撰述。所寫《官迷論》、《三日觀天記》、《外交部之廚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訊，對民國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們的醜態，作了忠實的記錄和辛辣的嘲諷。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聘他擔任禦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總撰述,堅辭不就,並在上海各報刊登《黃遠生反對帝制並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以示決絕。
1915年冬赴美訪問。同年12月25日晚，在舊金山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劉北海槍殺。 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是中國歷史上第1個有影響的新聞通訊記者。所寫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於1919年出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壹部報刊通訊集。 陳獨秀等壹輩人受黃遠生思想的影響集結起來，組成“新青年”團體，並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廣為宣傳，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論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壹書中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 黃遠生的文化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後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長壹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從上個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不進則退”的文化守成主義者；而“五四”壹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沈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沈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壹個空白。其貢獻首先表現在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
在《懺悔錄》壹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壹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