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漢忠
來源:《收藏/拍賣》 2012年第11期
《荔子碑》之源
唐元和十年(815)六月,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抵達柳州任刺史,至元和十四年十壹月初
八,病逝於柳州,時年47 歲。他預知自己的死期,對部將說過這樣的話:“明年,吾將死。
死後為神。三年,為廟祀我。”柳侯治柳,有德於民,人們於是在羅池旁建起羅池廟(即柳侯
祠)。這是柳宗元獨享的崇祀,是他精神世界的托身之所,也是人民樸素情懷的寄寓之地。
珍藏於柳侯祠的國家壹級文物《荔子碑》(圖1、2,以首句“荔子丹兮蕉黃”得名,又稱
為《迎享送神詩碑》)高231 厘米,寬129 厘米,10 行,行16 字。文字為唐代韓愈《柳州
羅池廟碑》的末段,是人們祭祀柳宗元時誦唱的歌辭。韓愈碑文撰寫兩百多年之後,北宋的蘇
軾寫下這段歌辭,待到羅池廟刻為《荔子碑》則是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距東坡書寫又是
百余年之遙。碑文雲: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侯之堂。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汩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顰兮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
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
於世世。
《荔子碑》講究筆畫內在的剛健和用墨的濃重,結體疏密相間,體現出內美外拙、凝重雄
強的風貌,宋人朱熹有“奇偉雄健”之贊,明代王世貞評為東坡“書中第壹碑”,堪稱東坡書
法的代表之作。這些都已是書法史上的定論。
《荔子碑》的奏刀同樣堪稱傑作,能將東坡書法神韻最大可能體現於碑石之上。刻碑時從
字劃的右緣和下緣用斜入法,而字劃左緣和上緣則正下刀。刀法正下,能存碑字輪廓的完整,
以傳筆法;刀尖斜入方能細膩表現原件毛筆書寫特征,以存墨痕。《荔子碑》摹刻精工,鋒棱
宛然,點劃之間見神完意足之態。東坡傳世有《前赤壁賦》、《豐樂亭記》、《醉翁亭記》、
《金剛經》、《司馬溫公碑》等,《荔子碑》刻制之善,居諸碑之首。我們在向書法大師東坡
先生膜拜之時,同樣應該向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刻工致敬。
關庚跋語《荔子碑》得以刻碑的特殊因緣,出自於兩位至關重要的人物。“帥相安公”即
安丙,字子文,四川廣安人,南宋淳熙間進士。嘉定七年(1214)三月為同知樞密院事,同年
以湖廣安撫使、知潭州。另壹位即碑後留刻跋語的關庚。他以從政郎赴柳州軍事推官權兼柳州
僉判任,取道潭州(長沙)拜謁安丙。臨別之際,安丙將收藏的《蘇軾大書韓愈享神詩》脫手
相贈,囑刻於羅池。關庚抵任之後,刻碑事得到柳州知州桂如箎“慨然”同意。關庚於碑後的
跋語感嘆再三,既是壹篇紀事銘文,也可作情感小品讀之。落款者有關庚、桂如箎和柳州州學
教授廖之山。
《荔子碑》就此靜靜地佇立於羅池廟。然而傳至明代曾不幸折斷為三,散離委棄,之後又
尋得,復合壹體。乾隆《柳州府誌》卷十八《古跡》記載說:“斷碑在柳侯祠內。唐韓昌黎詩,
宋蘇子瞻大書刻石遺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稱韓詩蘇字柳侯碑是也。亦因兵燹中毀棄,後築外城,
軍士拾得碑壹角以砌城,城輒崩,因取還,與原碑合。”慶遠知府嶽和聲萬歷四十年(1612)
三月十六日道經柳州,他在《後驂鸞錄》記載說:“讀眉山所書昌黎氏《荔子碑》,摩娑折角
之字處。先是,柳城屢潰,屢築旋復潰。畚鐳者從潰土中得碑角之壹字,與故痕合,而城始就
築。嗣後貯折角柳庫中,摹拓者必得請而後碑始全,亦壹奇也。”很顯然,敬祀柳侯的人們在
宣示壹種情感:碑為神物,不可輕慢,更不能損毀。這是《荔子碑》越近八百年時光傳承至今
的原因所在。清代乾隆年間,柳州知府劉祖曾重刻壹石,原款原式,與祖本同藏祠中。“文革”
時《荔子碑》因為有心人用灰漿掩蓋而幸免被砸。《荔子碑》在善良樸質的人們心中,即是神
物。
東坡法書因為刻成《荔子碑》而從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脛而走,名傳遐邇。歷代過往柳州的
文人墨客莫不壹睹為快。崇禎十年(1637)六月,徐霞客遊柳時“西過唐二賢祠,覓拓碑者家,
市所拓蘇子贍書韓辭二紙”。歷代多有求取拓本以傳觀仿臨,或重刻以流布之舉,可見人們的
珍視。《荔子碑》也因此開始了真身復制、傳布四方的旅程,這是中國碑帖傳刻中的壹件文化
韻事。
三蘇祠的“柳州碑”
四川眉州的三蘇祠是蘇洵、蘇軾、蘇轍的故居。庭院內綠水縈繞,荷池相通,小橋頻頻,
曲徑通幽,堂館亭榭掩映在翠竹濃蔭之中,錯落有致。祠中原來的消寒館現已改作碑亭,珍藏
歷代碑刻***150 多通。最奪人眼目的自然是蘇東坡《羅池廟詩碑》(即《荔子碑》,圖3、4)、
《表忠觀碑》、《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四大名碑。
眉山人稱“荔子碑”為“柳州碑”,道出了祖本源出。“柳州碑”之壹是康熙四十四年
(1705)眉州知州金壹鳳主持所刻。碑高220 厘米,寬115 厘米,碑文9 行,行19 字,與柳
侯祠原碑款式不同。原碑跋語未刻,改為重刻識語:“此蘇長公所書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
金壹鳳謹勒於石。”歷經三百年風雨侵蝕,碑面受損明顯,文字漶漫尤其嚴重。狀況與所藏晚
清拓本比較,可見出晚近百十年碑石變化加劇之跡。
康熙碑流傳到民國時就已剝蝕嚴重,字跡已模糊不清。1916 年,眉山人又重刻了壹通《柳
州碑》。主事者為郭慶琮。奏刀者為眉山王龍山。碑末刻題識:“此蘇文忠公所書柳州碑也。
州牧金壹鳳舊刻磨滅殆盡。昨從友人張幼泉得所藏宋拓本,雙鉤泐石。特記其始末雲。民國五
年邑人郭慶琮謹識。”碑高235厘米,寬104 厘米。碑文8 行,行19 字,與柳侯祠原碑款式
亦不同。筆者細加觀摹,此碑刻制時間雖然晚出,但以舊拓翻刻,字形韻致與原碑形神尚稱肖
近。
永州三度重刻
柳宗元任州司馬達十年之久的永州有柳子廟。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永州推官劉克勤
曾令人據柳州羅池廟《荔子碑》的舊拓本摹刻壹通置於柳子祠(即柳子廟)。明清之交,戰亂
使得祠毀碑殘。清順治十四年(1657),湖南分守道黃中通與永州知府魏紹芳捐俸鳩工重修廟
宇。魏知府審視殘碑,早已是字體模糊,隱晦難辨,隨即於順治十六年重刻於石,復以舊觀。
同治五年(1866),廷桂出任永州知府,瞻拜之時,康熙重刻碑也是“歷年久為無賴所摧,
字滅半”,不堪觀讀。正在遺憾“獨任其剝落”之際,得譚仲維以“柳州太守孫子福同年”贈
給“柳州拓本”呈上,因知“長公碑版尚屹南天”。這位孫子福即孫壽祺 (1812 - 1875),字
子福,江蘇太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授刑部主事,同治三年(1864)任柳州知府。
同治六年解職返程途中以拓本相贈,可見壹切善緣都不免巧合。
廷桂於是囑學官郭粹安主理其事,並請石工鄭蘭刻制。《荔子碑》分刻四塊青石之上,深
嵌廟宇西墻。同治七年(1868)四月,刻成,廷桂書跋語壹並刻於碑末。(圖5、6、7)
東渡日本
筆者所見日本重刻的《荔子碑》舊拓本(圖8),有“梧陰文庫”壹印,知原藏於日本著
名的國學院大學圖書館梧陰文庫,不知何時流藏國內。此重刻本已改原來的立碑為橫帖。拓本
字心縱39.5 厘米,橫680 厘米,為碑文、舊跋及重刻碑識文三部分。識語雲:“東坡大楷
《羅池廟迎享送神詩》遒勁古雅,直逼平原,洵為神品,王弇州稱蘇書中第壹碑,諒不誣也。
頃日談山堂主人獲古拓善本,摹勒壽石,索余壹言,乃題廿八字雲:柳侯功德韓公筆,蘇子妙
書誰得儔?人間名帖寧有比,並將三絕足千秋。明治庚辰紀元節,壹六居士修。”下鈐陽文
“巖谷修印”、陰文“壹六居士”印。又有刻拓款識:“明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板禦屆”、
“摹勒者兵庫縣士族土居光華”,下為“出板人東京府平民鹿島利介”壹行。明治庚辰紀元節
(明治十三年)即光緒六年(1880)歲初。“談山堂主人”即“土居光華”(1847—1918),
兵庫縣人,日本政治活動家、作家、翻譯家和出版人,著作有《英國文明史》、《自由之理》,
事跡見於日本《百科事典》記載。“壹六居士”巖谷修(巖谷修為姓,名壹六),日本明治維
新時代著名的鑒賞家、漢學家,曾任日本修史館壹等編修,文部省書記官,善書法,精鑒賞,
為日本書壇最有名的“三駕馬車”之壹。
頗堪玩味是的,日本重刻本出現文字錯倒的情況。原文“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
駒兮”刻為“待侯不來我兮不侯悲知乘白駒兮”,又“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為“鵝之
山兮柳桂樹之水團團兮”,這很可能依據的拓本經過剪貼的冊頁,或者因此上石時照應不及而
出現誤刻。題識說“人間名帖寧有比”,而不稱為“名碑”,似可證明其所據為冊頁本。
《荔子碑》的東渡,是中國文化傳衍影響日本的壹個重要史證。明治庚辰年也正是中、日
文化交流特別有意義的時刻。當時日本正值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之際,舉國學習西方,提倡新學,
漢學為人廢棄,漢文古籍也棄如敝屣。這年,楊守敬作為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隨員東渡日本,
居留四年。他在自撰《年譜》中提及交往最密切的友人時,首位就是巖谷修。出於學術考據的
需要,楊守敬將收藏的漢魏六朝碑帖13000 余件帶到日本,傳觀友人。與巖谷修筆談中說:
“欲盡發所藏,為此邦人別開生面,使千載後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余願已足。”又
向巖谷修建議:“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見六朝之碑,此亦恨事。”當這些粗獷古拙、充滿
山野氣息的北碑書法,對長期奉王羲之為正統的日本行草書法而言,具有極其強烈的沖擊力。
書壇掀起壹股崇尚北碑書法的浪潮,從而使日本書道迅速從傳統帖學轉向碑學。楊守敬也因這
壹無心插柳之舉,被譽為“日本現代書道之父”。
《荔子碑》的重刻也因此成為日本書法壹個時代結束的標誌。因這年三月重刻完成,楊守
敬於四月東渡開始了他的文化之旅。歷史的接痕居然是如此嚴絲合縫,這真是不得不讓人發出
壹聲驚嘆。
《景蘇園》帖中的“荔子碑”
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別號鄰蘇,湖北宜都人。他是集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
字學家、版本目錄學家、書法藝術家、藏書家於壹身的大學者,《清史稿·文苑》稱為“鄂學
靈光者垂二十年”。從日本返回後,在湖北黃岡教諭任上,與楊壽昌聯手集蘇東坡碑帖之大觀
刻為《景蘇園帖》。
《景蘇園帖》尊奉為“集蘇書之大觀”的經典巨制。全套石刻126 方,囊括蘇東坡不同時
期的書法作品72 件。光緒十六年(1890),成都人楊壽昌任東坡曾貶謫之地的黃岡知縣,以
世無善本,故生輯刻東坡書帖之願,遂與楊守敬聯手,由楊守敬從收藏法帖、碑拓選出擬刻篇
目,***同審定。次年起,楊壽昌出資請武昌著名石工劉寶臣摹刻上石。原定選刻四卷,後又增
補兩卷。刻碑之初,楊壽昌在衙署西側修“景蘇園”,擬將刻石置於園內,故名之《景蘇園
帖》。帖石刻成之後,拓片若幹,每卷為壹冊,全套***六冊。筆者曾見傳經樓主人陳慶年
(1862 -1929)傳經樓舊藏拓本,拓工極佳,紙墨精好,流存百年,依然如故。
《景蘇園帖》現藏於湖北黃岡的東坡赤壁碑閣。筆者北遊至武昌時,曾特地迂道東下壹遊。
眼前的黃州赤壁,東坡筆下“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致已消逝無跡。進得碑
閣,四周滿壁絕世名品的《景蘇園帖》刻石。管理員娓娓道來《景蘇園帖》刻制、傳藏的曲折
經歷,言辭之間不時伴以愜意的微笑。筆者環顧四壁,略略指數,帖石總數126 塊,而《荔子
碑》占據幾乎半壁。刻石改長方碑式為帖本橫式,加上跋語, ***分刻為寬77、高32 厘米的19
塊石。每石刻8 字,末石正文及重文3字,另有刻石跋文。楊壽昌稱此碑“瑰瑋雄宕,與《表
忠觀》、《豐樂亭》、《醉翁亭》等碑並為世寶。友人自嶺右以拓本見貽,尾有宋嘉定中從政
郎柳州軍事推官跋語記此刻始末,而字跡漫滅,難以悉辨。予遂以原本上石,而跋闕焉。茲帖
內唯此為公大書,較《表忠觀》等碑尤完好,蓋蠻煙瘴雨之鄉,拓者蓋鮮,形神獨全。爰亟鐫
之,以備公書之體雲”。帖本所據舊拓“形神獨全”,由楊守敬親自主理,刻石出自名工之手,
故能畢肖原碑,傳其精神韻致,是《荔子碑》化身中的珍品。(圖9、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