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漢忠
來源：《收藏/拍賣》 2012年第11期
《荔子碑》之源
唐元和十年（815）六月，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抵達柳州任刺史，至元和十四年十壹月初
八，病逝於柳州，時年47 歲。他預知自己的死期，對部將說過這樣的話：“明年，吾將死。
死後為神。三年，為廟祀我。”柳侯治柳，有德於民，人們於是在羅池旁建起羅池廟（即柳侯
祠）。這是柳宗元獨享的崇祀，是他精神世界的托身之所，也是人民樸素情懷的寄寓之地。
珍藏於柳侯祠的國家壹級文物《荔子碑》（圖1、2，以首句“荔子丹兮蕉黃”得名，又稱
為《迎享送神詩碑》）高231 厘米，寬129 厘米，10 行，行16 字。文字為唐代韓愈《柳州
羅池廟碑》的末段，是人們祭祀柳宗元時誦唱的歌辭。韓愈碑文撰寫兩百多年之後，北宋的蘇
軾寫下這段歌辭，待到羅池廟刻為《荔子碑》則是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距東坡書寫又是
百余年之遙。碑文雲：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侯之堂。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汩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顰兮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
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
於世世。
《荔子碑》講究筆畫內在的剛健和用墨的濃重，結體疏密相間，體現出內美外拙、凝重雄
強的風貌，宋人朱熹有“奇偉雄健”之贊，明代王世貞評為東坡“書中第壹碑”，堪稱東坡書
法的代表之作。這些都已是書法史上的定論。
《荔子碑》的奏刀同樣堪稱傑作，能將東坡書法神韻最大可能體現於碑石之上。刻碑時從
字劃的右緣和下緣用斜入法，而字劃左緣和上緣則正下刀。刀法正下，能存碑字輪廓的完整，
以傳筆法；刀尖斜入方能細膩表現原件毛筆書寫特征，以存墨痕。《荔子碑》摹刻精工，鋒棱
宛然，點劃之間見神完意足之態。東坡傳世有《前赤壁賦》、《豐樂亭記》、《醉翁亭記》、
《金剛經》、《司馬溫公碑》等，《荔子碑》刻制之善，居諸碑之首。我們在向書法大師東坡
先生膜拜之時，同樣應該向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刻工致敬。
關庚跋語《荔子碑》得以刻碑的特殊因緣，出自於兩位至關重要的人物。“帥相安公”即
安丙，字子文，四川廣安人，南宋淳熙間進士。嘉定七年（1214）三月為同知樞密院事，同年
以湖廣安撫使、知潭州。另壹位即碑後留刻跋語的關庚。他以從政郎赴柳州軍事推官權兼柳州
僉判任，取道潭州（長沙）拜謁安丙。臨別之際，安丙將收藏的《蘇軾大書韓愈享神詩》脫手
相贈，囑刻於羅池。關庚抵任之後，刻碑事得到柳州知州桂如箎“慨然”同意。關庚於碑後的
跋語感嘆再三，既是壹篇紀事銘文，也可作情感小品讀之。落款者有關庚、桂如箎和柳州州學
教授廖之山。
《荔子碑》就此靜靜地佇立於羅池廟。然而傳至明代曾不幸折斷為三，散離委棄，之後又
尋得，復合壹體。乾隆《柳州府誌》卷十八《古跡》記載說：“斷碑在柳侯祠內。唐韓昌黎詩，
宋蘇子瞻大書刻石遺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稱韓詩蘇字柳侯碑是也。亦因兵燹中毀棄，後築外城，
軍士拾得碑壹角以砌城，城輒崩，因取還，與原碑合。”慶遠知府嶽和聲萬歷四十年（1612）
三月十六日道經柳州，他在《後驂鸞錄》記載說：“讀眉山所書昌黎氏《荔子碑》，摩娑折角
之字處。先是，柳城屢潰，屢築旋復潰。畚鐳者從潰土中得碑角之壹字，與故痕合，而城始就
築。嗣後貯折角柳庫中，摹拓者必得請而後碑始全，亦壹奇也。”很顯然，敬祀柳侯的人們在
宣示壹種情感：碑為神物，不可輕慢，更不能損毀。這是《荔子碑》越近八百年時光傳承至今
的原因所在。清代乾隆年間，柳州知府劉祖曾重刻壹石，原款原式，與祖本同藏祠中。“文革”
時《荔子碑》因為有心人用灰漿掩蓋而幸免被砸。《荔子碑》在善良樸質的人們心中，即是神
物。
東坡法書因為刻成《荔子碑》而從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脛而走，名傳遐邇。歷代過往柳州的
文人墨客莫不壹睹為快。崇禎十年（1637）六月，徐霞客遊柳時“西過唐二賢祠，覓拓碑者家，
市所拓蘇子贍書韓辭二紙”。歷代多有求取拓本以傳觀仿臨，或重刻以流布之舉，可見人們的
珍視。《荔子碑》也因此開始了真身復制、傳布四方的旅程，這是中國碑帖傳刻中的壹件文化
韻事。
三蘇祠的“柳州碑”
四川眉州的三蘇祠是蘇洵、蘇軾、蘇轍的故居。庭院內綠水縈繞，荷池相通，小橋頻頻，
曲徑通幽，堂館亭榭掩映在翠竹濃蔭之中，錯落有致。祠中原來的消寒館現已改作碑亭，珍藏
歷代碑刻***150 多通。最奪人眼目的自然是蘇東坡《羅池廟詩碑》（即《荔子碑》，圖3、4）、
《表忠觀碑》、《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四大名碑。
眉山人稱“荔子碑”為“柳州碑”，道出了祖本源出。“柳州碑”之壹是康熙四十四年
（1705）眉州知州金壹鳳主持所刻。碑高220 厘米，寬115 厘米，碑文9 行，行19 字，與柳
侯祠原碑款式不同。原碑跋語未刻，改為重刻識語：“此蘇長公所書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
金壹鳳謹勒於石。”歷經三百年風雨侵蝕，碑面受損明顯，文字漶漫尤其嚴重。狀況與所藏晚
清拓本比較，可見出晚近百十年碑石變化加劇之跡。
康熙碑流傳到民國時就已剝蝕嚴重，字跡已模糊不清。1916 年，眉山人又重刻了壹通《柳
州碑》。主事者為郭慶琮。奏刀者為眉山王龍山。碑末刻題識：“此蘇文忠公所書柳州碑也。
州牧金壹鳳舊刻磨滅殆盡。昨從友人張幼泉得所藏宋拓本，雙鉤泐石。特記其始末雲。民國五
年邑人郭慶琮謹識。”碑高235厘米，寬104 厘米。碑文8 行，行19 字，與柳侯祠原碑款式
亦不同。筆者細加觀摹，此碑刻制時間雖然晚出，但以舊拓翻刻，字形韻致與原碑形神尚稱肖
近。
永州三度重刻
柳宗元任州司馬達十年之久的永州有柳子廟。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永州推官劉克勤
曾令人據柳州羅池廟《荔子碑》的舊拓本摹刻壹通置於柳子祠（即柳子廟）。明清之交，戰亂
使得祠毀碑殘。清順治十四年（1657），湖南分守道黃中通與永州知府魏紹芳捐俸鳩工重修廟
宇。魏知府審視殘碑，早已是字體模糊，隱晦難辨，隨即於順治十六年重刻於石，復以舊觀。
同治五年（1866），廷桂出任永州知府，瞻拜之時，康熙重刻碑也是“歷年久為無賴所摧，
字滅半”，不堪觀讀。正在遺憾“獨任其剝落”之際，得譚仲維以“柳州太守孫子福同年”贈
給“柳州拓本”呈上，因知“長公碑版尚屹南天”。這位孫子福即孫壽祺 (1812 － 1875)，字
子福，江蘇太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授刑部主事，同治三年（1864）任柳州知府。
同治六年解職返程途中以拓本相贈，可見壹切善緣都不免巧合。
廷桂於是囑學官郭粹安主理其事，並請石工鄭蘭刻制。《荔子碑》分刻四塊青石之上，深
嵌廟宇西墻。同治七年（1868）四月，刻成，廷桂書跋語壹並刻於碑末。（圖5、6、7）
東渡日本
筆者所見日本重刻的《荔子碑》舊拓本（圖8），有“梧陰文庫”壹印，知原藏於日本著
名的國學院大學圖書館梧陰文庫，不知何時流藏國內。此重刻本已改原來的立碑為橫帖。拓本
字心縱39.5 厘米，橫680 厘米，為碑文、舊跋及重刻碑識文三部分。識語雲：“東坡大楷
《羅池廟迎享送神詩》遒勁古雅，直逼平原，洵為神品，王弇州稱蘇書中第壹碑，諒不誣也。
頃日談山堂主人獲古拓善本，摹勒壽石，索余壹言，乃題廿八字雲：柳侯功德韓公筆，蘇子妙
書誰得儔？人間名帖寧有比，並將三絕足千秋。明治庚辰紀元節，壹六居士修。”下鈐陽文
“巖谷修印”、陰文“壹六居士”印。又有刻拓款識：“明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板禦屆”、
“摹勒者兵庫縣士族土居光華”，下為“出板人東京府平民鹿島利介”壹行。明治庚辰紀元節
（明治十三年）即光緒六年（1880）歲初。“談山堂主人”即“土居光華”（1847—1918），
兵庫縣人，日本政治活動家、作家、翻譯家和出版人，著作有《英國文明史》、《自由之理》，
事跡見於日本《百科事典》記載。“壹六居士”巖谷修（巖谷修為姓，名壹六），日本明治維
新時代著名的鑒賞家、漢學家，曾任日本修史館壹等編修，文部省書記官，善書法，精鑒賞，
為日本書壇最有名的“三駕馬車”之壹。
頗堪玩味是的，日本重刻本出現文字錯倒的情況。原文“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
駒兮”刻為“待侯不來我兮不侯悲知乘白駒兮”，又“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為“鵝之
山兮柳桂樹之水團團兮”，這很可能依據的拓本經過剪貼的冊頁，或者因此上石時照應不及而
出現誤刻。題識說“人間名帖寧有比”，而不稱為“名碑”，似可證明其所據為冊頁本。
《荔子碑》的東渡，是中國文化傳衍影響日本的壹個重要史證。明治庚辰年也正是中、日
文化交流特別有意義的時刻。當時日本正值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之際，舉國學習西方，提倡新學，
漢學為人廢棄，漢文古籍也棄如敝屣。這年，楊守敬作為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隨員東渡日本，
居留四年。他在自撰《年譜》中提及交往最密切的友人時，首位就是巖谷修。出於學術考據的
需要，楊守敬將收藏的漢魏六朝碑帖13000 余件帶到日本，傳觀友人。與巖谷修筆談中說：
“欲盡發所藏，為此邦人別開生面，使千載後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余願已足。”又
向巖谷修建議：“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見六朝之碑，此亦恨事。”當這些粗獷古拙、充滿
山野氣息的北碑書法，對長期奉王羲之為正統的日本行草書法而言，具有極其強烈的沖擊力。
書壇掀起壹股崇尚北碑書法的浪潮，從而使日本書道迅速從傳統帖學轉向碑學。楊守敬也因這
壹無心插柳之舉，被譽為“日本現代書道之父”。
《荔子碑》的重刻也因此成為日本書法壹個時代結束的標誌。因這年三月重刻完成，楊守
敬於四月東渡開始了他的文化之旅。歷史的接痕居然是如此嚴絲合縫，這真是不得不讓人發出
壹聲驚嘆。
《景蘇園》帖中的“荔子碑”
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別號鄰蘇，湖北宜都人。他是集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
字學家、版本目錄學家、書法藝術家、藏書家於壹身的大學者，《清史稿·文苑》稱為“鄂學
靈光者垂二十年”。從日本返回後，在湖北黃岡教諭任上，與楊壽昌聯手集蘇東坡碑帖之大觀
刻為《景蘇園帖》。
《景蘇園帖》尊奉為“集蘇書之大觀”的經典巨制。全套石刻126 方，囊括蘇東坡不同時
期的書法作品72 件。光緒十六年（1890），成都人楊壽昌任東坡曾貶謫之地的黃岡知縣，以
世無善本，故生輯刻東坡書帖之願，遂與楊守敬聯手，由楊守敬從收藏法帖、碑拓選出擬刻篇
目，***同審定。次年起，楊壽昌出資請武昌著名石工劉寶臣摹刻上石。原定選刻四卷，後又增
補兩卷。刻碑之初，楊壽昌在衙署西側修“景蘇園”，擬將刻石置於園內，故名之《景蘇園
帖》。帖石刻成之後，拓片若幹，每卷為壹冊，全套***六冊。筆者曾見傳經樓主人陳慶年
（1862 －1929）傳經樓舊藏拓本，拓工極佳，紙墨精好，流存百年，依然如故。
《景蘇園帖》現藏於湖北黃岡的東坡赤壁碑閣。筆者北遊至武昌時，曾特地迂道東下壹遊。
眼前的黃州赤壁，東坡筆下“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致已消逝無跡。進得碑
閣，四周滿壁絕世名品的《景蘇園帖》刻石。管理員娓娓道來《景蘇園帖》刻制、傳藏的曲折
經歷，言辭之間不時伴以愜意的微笑。筆者環顧四壁，略略指數，帖石總數126 塊，而《荔子
碑》占據幾乎半壁。刻石改長方碑式為帖本橫式，加上跋語, ***分刻為寬77、高32 厘米的19
塊石。每石刻8 字，末石正文及重文3字，另有刻石跋文。楊壽昌稱此碑“瑰瑋雄宕，與《表
忠觀》、《豐樂亭》、《醉翁亭》等碑並為世寶。友人自嶺右以拓本見貽，尾有宋嘉定中從政
郎柳州軍事推官跋語記此刻始末，而字跡漫滅，難以悉辨。予遂以原本上石，而跋闕焉。茲帖
內唯此為公大書，較《表忠觀》等碑尤完好，蓋蠻煙瘴雨之鄉，拓者蓋鮮，形神獨全。爰亟鐫
之，以備公書之體雲”。帖本所據舊拓“形神獨全”，由楊守敬親自主理，刻石出自名工之手，
故能畢肖原碑，傳其精神韻致，是《荔子碑》化身中的珍品。（圖9、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