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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時代的造船航海技術如何?有沒有比較出名的例子?

漢代的造船業已經非常發達。據古籍記載和對現代出土的漢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漢代已能根據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種類型的船,有客船、貨船、戰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輕舟、舲舟、舫舟等。戰船有很多是從民用船只發展而來的。戰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戰船的結構、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堅固,能防禦敵人的進攻,還要有攻擊性,要配備能進攻的武器,還要求速度,更要靈活,進退自如。所以戰船代表了當時的造船能力和技術水平。戰船也有很多種類,如戈船、橋船、鬥艦、艨艟〔méngchōng蒙沖〕、樓船等。

漢代我國造船技術已經成熟。最能說明漢代造船技術高超的是“樓船”。樓船是水軍的代稱,也是對戰船的通稱,如把水兵稱為樓船卒、樓船士,水軍將校稱為樓船將軍、樓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下令在長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圓40裏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樓船。船上能起高樓,所以叫樓船。這是漢代重要的戰船船型。樓船秦時已有,漢代時,其規模、形制均較秦時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現是漢代造船業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造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樓船體勢高大,上面有三個樓層,第壹層叫“廬”,“像廬舍也”;第二層,即“其上重寶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第三層,“又在上曰爵(雀)室,於中候望之如鳥雀之警示也”(劉熙《釋名》)。廬、飛廬、雀室,這三層每層都有防禦敵人弓箭矢石進攻的女墻,女墻上開有射擊的窗口,為了防禦敵人的刀槍火攻,有時船上還蒙上皮革等物。樓船上設備齊全,已使用纖繩、楫、櫓、帆等行駛工具。樓船的四周還插滿戰旗,威武雄壯。有時,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樓船。漢代,壹次戰役就能出動樓船200O多艘,水軍20萬人。作戰時,艦隊配備有各種作戰船只。位於最前列的戰船叫“先登”;還有狹而長的沖擊敵船的戰船“艨艟”;有又輕又快如奔馬的赤色快船叫“赤馬”;此外,有上下都用雙層板的叫“檻”,四面設板防禦矢石,其內如牢檻的重武裝船。還有主力戰艦露棧、冒突、戈船等等。樓船、戈船都是大戰船,都在500斛以上,船上還有小屋,叫“斥候”,以觀察敵人進退。300斛的叫“■”。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徑梃,壹人所行也。還有“艆■”與“■”(■)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還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鄉,又讀chuān船〕上面起宮殿,可載萬人。“萬人”也許太誇張了。即使載“千人”,載重量也已達90—100噸了。

漢代造船的數量很多。當時所造的船是以長度“丈”來計算的,有些大商人壹家就有船1000丈。

從考古發掘中也可證明漢代造船業的發達和造船技術的先進。1973—1974年間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上西漢墓中出土了木質船模,長71厘米,中部最寬處為10.5厘米,頭部較窄,尾部稍寬,底部平坦呈梭形,兩端呈流線型上翹。與船模同時出土的木簡中也有記載舟船的資料。

1951—1952年,在長沙發掘的西漢203號墓中發現壹只兩頭小、中間大,船形狹長的船模,有16支劃槳,船模兩側邊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規則的釘眼。說明這種船已采用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釘接技術了。

1955年,在廣州郊外的東漢墓槨中出土了壹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後三艙,艙上都有蓋頂,船首兩旁有槳架三根,船艙有橫架梁櫓八根,船的兩側設有撐篙用的邊走道,有舵錨,是壹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內河客貨船。

1975年在廣州發掘出壹處規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場遺址,發現了三個大船臺,可同時建造數艘重五六十噸的木船。據考證,這是秦漢時期的造船遺址。此外,在川、陜、閩、浙、贛也有秦漢造船工場。

西漢有很多水師基地。水師常備軍皆駐紮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屬於所在郡守統轄。西漢的水師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潯陽(江西九江壹帶)、廬江(安徽安慶)、會稽(江蘇蘇州)、句章(浙江余姚錢塘江口杭州灣處)、博昌(山東博興入萊州灣處)等處。廬江、會稽等郡同時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漢武帝憑借其強大的水師完成了對東甌(今浙江省東南部)、閩越(福建部分地區)、南越(廣東廣西部分地區)等地方封建割據政權的統壹,鞏固了海疆,為東南與南方沿海航路的暢通打下了基礎,從而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

漢武帝還曾七次巡海,不但年矩很近,有時壹年壹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兩年,在69歲高齡時還在巡海。

第壹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漢武帝首次東巡海上。至東萊(今山東掖縣),齊人趁機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萬人。他派出了與徐福東渡規模相等的數千人的大船隊探尋通日本之路。甚至要親自率船隊出海赴蓬萊求仙人。經群臣苦諫才罷。隨後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東巡行到遼西,後於五月回都城長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僅距第壹次巡海六個月,武帝再巡東萊留居數月,求神仙無所見。四月回長安。秋,派左將軍荀彘〔Zhì治〕從遼西出兵,樓船將軍楊仆率將水軍5萬從山東渡渤海水陸夾攻朝鮮。這次兩路進軍路線與武帝第壹次巡行東萊和赴遼西路線相同。可知這次巡海仍為開通對日航線。次年,由於朝鮮統治集團內部分裂,衛氏朝鮮亡。武帝在衛氏朝鮮統治區設真番(今朝鮮開城壹帶)、臨屯(今朝鮮鹹鏡南道南部)、樂浪(今朝鮮平壤南)、玄菟〔tù兔〕(今遼寧清源附近)四郡,以開拓海外航路。此後,中日航線的中間障礙(朝鮮)被打通,漢人大量遷徙到朝鮮、日本,倭人也能經朝鮮來中國。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長江中下遊造船基地,再從潯陽(今江西九江、湖北黃梅壹帶)率壹只大船隊“自潯陽浮江,射蛟江中,獲之”。順江而下,到安慶視察了安慶以下菜子湖口的樅陽(安徽樅陽)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艦及水兵然後“舳艫〔zhúlú逐盧〕①千裏,薄(通泊)樅陽而出”,順江而下,出長江口,入東海,沿海北上至瑯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長安。對長江下遊及沿海來說,廬江(安徽安慶及樅陽壹帶)水師基地比潯陽(江西)水師基地更為重要。

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東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尋仙船之下落,因未見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隊出海東渡。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東巡海上求神仙並了解出海船隊情況,仍未見返航。四月,封泰山,禪石閣(在泰山下,方士以為仙人之閣),還長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東巡,求神仙,至瑯邪,然後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還”。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後壹次巡海至東萊,欲親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諫阻不聽,適逢海上大風十余日,海水沸湧,樓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三月,武帝追悔以往的錯誤,采納了田千秋的建議,取消了諸方士求神仙之事。之後,武帝每對群臣自嘆:“從前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全是妖妄,還是節食服藥,少得點病就行了。”

漢武帝極力開辟海上交通,致力於海上各國往來。在漢武帝的努力下,漢朝終於先後開辟三條重要的海上航線。

1.北起遼寧丹東,南至廣西白侖河口南北沿海航線。

2.從山東沿岸經黃海通向朝鮮、日本。

3.海上絲綢之路:徐聞、合浦航線。

漢武帝於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兩次派張騫(?—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開辟了中西交通貿易通道——陸上“絲綢之路”。

我國自古以絲綢(Seres)聞名於世,古希臘人把絲叫作ser,就是從“絲”字讀音而來的,“Seres”(制絲的人)以後被引申為產絲的地方——中國。古希臘人曾把中國稱為賽裏斯(seres)。絲綢之路開辟後,中國絲綢遠銷至大秦(即羅馬帝國),但要經過亞洲西部古國安息(領有今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商人轉銷。羅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國。漢武帝時,大秦國曾入貢。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國貢花蹄。其色駿,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①。

漢代的帆船開辟了從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線,這是我國歷史上的第壹條遠洋航線,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貿易。

我國古代文獻中關於南海、印度洋上的航路第壹個較完整的記錄見於《漢書·地理誌》:“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順化靈江口)、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合浦(今廣西合浦縣)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國(蘇門答臘);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今緬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今緬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中遊卑謬附近);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今印度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離、奇石異物、賫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馬來半島克拉地峽的帕克強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廣南濰川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今斯裏蘭卡),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這是我國海船經南海,通過馬六甲海峽在印度洋航行的真實寫照。即自廣東徐聞、廣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裏蘭卡,以斯裏蘭卡為中轉點。中國從此處可購得珍珠、璧琉璃、奇石異物等。中國的絲綢(雜繒)等由此可轉運到羅馬,從而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

據古羅馬學識淵博的科學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說,羅馬愷撒時代今斯裏蘭卡島的拉切斯等四人從海道出使羅馬,據拉切斯對羅馬人說,他父親曾親自到過中國。還說中國和羅馬都與斯裏蘭卡有直接往來。普林尼還介紹說羅馬貴族“投江海不測之深,以撈珍珠”。羅馬貴族把珠寶除留給自己享用外,還以它們“遠赴賽裏斯(中國)以換取衣料(絲綢)”。“據最低計算,吾國(指羅馬)之金錢每年流入印度、賽裏斯及阿拉伯半島者不下壹萬萬賽司透司(Sesterces)。”①只有多次海船往返,才能把大量絲綢運至羅馬以換取“奇石異物”,才能達到壹億賽司透司的貿易額。

至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壹通焉。”(《後漢書·西域傳》)這是中國同歐洲國家直接友好往來的最早記錄。這種友好往來,突破了斯裏蘭卡的中轉,是接通了海上遠洋東西航線直接進行的。

漢代造船航海業的發展也說明了航海知識的豐富。在指南針尚未能應用於航海的漢代,舟師只能憑經驗觀察星象特別是北鬥星與北極星來定出航向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鬥極則寤矣。”(《淮南子·齊俗》)在氣象變化上,漢代已知觀測風向,作出判斷,已知利用季風航海。風的順逆至關重要。順水行船,再加順風,航行快速安全,如是逆水行船,再加逆風,航行緩慢又容易發生危險。舟師都非常重視這種隨季節而變向、定期而至的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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