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舊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中段，今長樂路680號，是壹幢美輪美奐、體量較大的花園住宅。解放後，主人把長樂路住宅捐獻給了國家，壹直為上海郵電職工醫院壹部分，現已改為中日合資上海厚誠口腔醫院。
這是壹幢仿古典式花園洋房，或者說是新古典主義建築。新古典主義建築是世人懷著對古希臘羅馬建築風範的鐘愛，擺脫了壹味擬古的教條主義束縛，崇尚功能、自然與真實而出現的壹種新建築。潘明訓住宅建於20世紀20年代末，屋高3層，面向南，磚混結構。坡屋面，紅瓦頂，局部有大尺度女兒墻，設水泥洋瓶護欄，屋頂挑檐上有密密的飾紋，微微透露出當年主人的意趣。南立面三段劃分，平面軸線對稱，中間強調豎向線條與兩側的橫向構圖形成對比，立面簡潔樸素。平挑檐，豎面設多扇長窗，頂端為平拱。底層米色磨光花崗面，二三層為水泥刷面。中部底層為愛奧尼克券柱外廊，主入口及其頂部含裝飾藝術派風格。入口門廊上檐部飾三角形山花。庭前有雙抱露天大理石大階梯，從兩邊引向二層客廳入口平臺。外形十分莊重氣派。
在80多年以前，它的主人是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工部局總辦、廣東人潘明訓，這兒還是中國藏書界的壹個“重鎮”——擁有100多部宋元古版藏書的豪宅“寶禮堂”。
寶禮堂的第壹位主人潘宗周（1867－1939），字明訓，廣東南海人。1919年到上海學生意，初在外商洋行裏當跑街，憑著人機靈能幹，又擅洋涇浜英語，不久當上買辦，後來充當了工部局總辦。他居滬20年，有藏書癖，尤其喜好宋元古版，壹般明清刻本都不屑壹顧。每遇善本，重值不吝，福州路上的書賈知其所好，常用包袱裹了舊書登門求售。他財大氣粗，又有洋人作後臺，不怕書商來騙他，不數年，竟成國內屈指可數的宋版大戶之壹。
他的藏本均經中國第壹流的版本目錄學家徐森玉和張元濟鑒定過，其鎮庫之寶是得之於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寒雲）的宋刊《禮記正義》。這部書系宋王朝南渡之後三山黃唐所刊，原藏山東曲阜的孔府秘室，海內孤本，系孔府中的傳世之寶，不知何時何故流到袁克文之手。袁寒雲向以“上二子”自居，亦喜藏書弄墨，自號為：“後百宋壹廛”。每遇善本，輒題詩題記，鈴上“上第二子”紅印，以記鴻爪。題於這部《禮記正義》上的題詩，是為其壹位女友而寫，情意真切，句句哀婉動人，可能是與之分手之作。袁世凱去世之後，揮霍成性的袁克文家境日窘，終於落到了靠變賣古物度日的境地。壹日，他攜了這部《禮記正義》走訪潘府，言談之中，表示有意出讓。潘宗周見書大喜，即以10萬兩銀子成交，兩相情願，各自壹番歡喜。書到潘家，適值潘氏長樂路新居落成，因顏其居曰“寶禮堂”，此為寶禮堂名之由來。潘氏得書後又請來江南著名藏書家董康（誦芬）募工鐫刻，印了壹百部，變壹身為百身，使千百年來深藏秘府、外人不得壹見的珍本秘籍得以公諸士林，甚得世人贊賞。從此之後，袁寒雲手裏的宋元古本、孤本、善本，十之六七便源源不斷地“流”向寶禮堂了。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上海租界成為孤島，此時潘宗周已經去世，寶禮堂內多達111部的宋元古本藏書由其子潘世茲繼承。潘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在聖約翰大學擔任教授，他深恐這宗國寶落入日寇之手，於是就與英國在滬的亞洲文會組織聯系，請他們設法將書轉移到安全的地方。英方人員中確也有些“中國通”，他們明白這宗藏書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居然派出壹艘英-艦，專程載上國寶駛往香港，上岸後用專車直接送往匯豐銀行保險庫，壹切安置得極為謹慎、周密。誰知這壹存放竟達10年之久。這期間，美國人和日本人曾多次設法高價收購這批藏書，美國文物收藏家侯士泰最為活躍，他攜帶大量美元到香港，不時地穿梭於香港和美國之間，到處探訪從大陸赴港避難的故家舊族子弟手中的藏品。可是潘世茲始終不為所動，寧肯每年支付匯豐銀行高昂的銀庫租金，壹直到全國解放。
潘明訓的好朋友陳清華（1894－1978）是上海灘上另壹藏書大家，他是湖南人，字澄中，曾任中國銀行的總稽核，亦有嗜藏宋元古版的癖好。因藏有宋版《荀子》，遂顏其居曰“荀齋”。壹天，陳清華來寶禮堂串門，三句話沒說完，就問潘最近收到什麽書。於是潘從箱子裏拿出壹部新獲得的《昌黎先生集》（世稱韓文）示陳。陳撫之大為感慨，因他手裏藏有壹部宋版《柳河東集》（世稱柳文），亦為南宋三山黃唐所刊，同樣也是流傳至今的人間孤本。於是陳氏說：“世人向以韓柳二人並稱，故韓柳二集理應並置壹處為宜。倘若兩書分居兩處，能無失群之憾耶?鄙意兩書各作現大洋二萬元，或以柳文歸君，或以韓文歸我，胥以二萬元償其值，未知尊意如何。”潘宗周沈吟良久，深感陳氏言之有理，心裏欲得柳文，又因建造新居所費甚巨，於是嘆曰：“予目前手頭拮據，實無力更得柳文。君既有此議，又屬朋好，君其取韓文而有之矣。”於是，曠世之寶孤本宋版《昌黎先生集》遂從寶禮堂散出，入歸“荀齋”之樓。
解放前夕，陳清華家人輾轉抵達香港，離滬時攜去珍籍數十種，亦包括此部韓文。直到1965年，陳氏決定出售他的藏書，包括數十種極為珍貴的宋拓名碑拓本。後由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往返奔走，代表國家將此大宗國寶收歸國有，入藏北京圖書館。周恩來總理還親自過問過此事，可見受重視如此。陳氏離滬後，上海寓所藏書由女兒陳國瑛及女婿劉吉敖（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保存，亦不乏宋元古本，“文革”中被抄走，1980年發還時，由陳氏後人捐獻國家，現藏上海圖書館。
1951年，潘世茲從香港致函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主動提出將寶禮堂藏書全部捐獻給新生的中華人民***和國，並談到眼下尚無精於此道的人幫助辦理捐獻事宜。鄭振鐸是個文物迷，接信後極為興奮。當時國家已註意到了大批滯留香港的文物，隨時都有漂泊海外的危險，並已決定撥出巨款派員前去收購。周總理還專門批示道：“必須購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不得買古玩。”恰巧此時徐伯郊由港來京。徐在香港壹家銀行供職，亦是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鑒賞家，而且與諸多藏家都熟悉，於是政務院就委托他在香港與潘世茲取得聯系，並且具體辦理有關寶禮堂藏書的捐獻事宜。後經徐伯郊聯系辦理，此大宗瑰寶終於安全抵達上海，中有宋版書104部，元版書7部，政務院又特批了專列直送北京，入藏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大大豐富了該館的館藏。1958年北京圖書館編輯出版善本目錄，特將寶禮堂所捐書條目下註明“潘捐”二字，以示其功績不沒。
解放初潘世茲回到上海，捐書後又把寶禮堂住宅也捐給了國家，改作郵電醫院，自己居住在湖南路壹處花園洋房的底層。潘晚年十分孤寂，妻子和兒子均先後出國。他中風後壹切生活均由保姆料理。在這種情況下，他仍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三字經》的英譯工作，向世界介紹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該書在新加坡出版後，被李光耀親定為新加坡兒童的必讀書，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兒童品德修養的必讀書。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美國版《世界名人錄》。
潘宗周（1867～1939），近代著名藏書家。字明訓。廣東南海沙瀛人。少時供職洋行，居上海，經商成巨富，民國間曾任上海工部局總辦。藏書專重宋刻。以巨資蓄書，喜藏宋元古本，並得有100余種，均為精品。初得民國藏書家袁克文所藏宋刻孤本《禮記正義》、《公羊經傳解詁》二書。宋刻《禮記正義》70卷40冊，史家稱“海內第壹孤本”，系宋刻中極品，刊刻極為精美，書為潘宗周詳細信息++
潘世茲，現代藏書家、學者。著名藏書家潘宗周之子，廣東南海人。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39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碩士學位。曾任聖約翰大學歷史政治系主任、教導長、代理校長。1949年後任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圖書館館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中又遭人誣陷，坐牢7年之久。1939年其父親去世後，他繼承了全部藏書。其中有宋元本110余部，1088冊潘世茲詳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