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宋代金石學：
搜集、傳拓、考訂及應用
“金石學”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壹門學問，“金石”“金石之學”“金石學”雖然在各個時期的含義有所不同，但在傳統學術門類裏始終占有壹席之地。自先秦開始，我國就有了壹套不同於西方近代學術分科體系的獨特的學科分類和知識系統，主要集中於經、史、子、集“四部”框架之中。這套“四部”知識系統，發端於秦漢，定型於隋唐，到明清趨於完善，最終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形式確定下來。
研究金石的學問，東周時就已出現，到兩宋時期達到第壹個高峰，金石研究逐漸成為壹種專門的學問，到清代乾嘉時期達到第二個高峰。金石之學隨著考據之風氣興起而蓬勃發展，學者們通過考察新出土的古物銘文，大有收獲。
西方近代考古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引進，對傳統金石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學者發現，傳統金石學研究無論在內容還是方法上，都存在著弊端。譬如：傳統金石學的研究對象是古代銅器和石刻，範圍小而內容少，在對器物或石刻進行研究時，通常只註意有文字內容的器物，卻很少著力於器物的形制、紋飾等方面，更沒有進行斷代的研究，因此傳統金石學很難發展出完整系統的學科體系。此外，金石學的研究很多是以文獻證文獻，過於依賴古籍著錄，缺少實物上的實證，所以存在不少錯謬。近代金石學家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些局限，嘗試借科學新方法來研究金石學，將傳統金石學研究帶往更為科學和系統的方向。羅振玉、王國維二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宋代金石文化的構架
1911年辛亥革命後，清 *** 解體，王國維攜全家隨羅振玉東渡日本。旅日期間王國維隨羅振玉研究古文字、古器物，對金石文化進行了深入的鉆研。在《宋代之金石學》壹文中，王國維稱：“其於搜集、著錄、考訂、應用各方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壹種之學問。”
宋代的金石文化與兩漢的經學文化、魏晉的玄學文化有所不同，具有新的構架。
首先，從搜集的角度來說，收藏器物在當時的社會上蔚然成風。收藏品豐富的“累數至萬余”，熱衷於收藏的，如“當南渡之初，國勢未定，而高宗孜孜搜集古器”於榷場。壹國之君都醉心於互市上的古物，更何況其他人。宋人的收藏種類豐富，除金、石以外，還兼收瓦當、木簡等，“無不在當時好古家網羅之內”。
其次，從傳拓及著錄的角度來說，宋人對於金石學發展的貢獻不僅是搜集，最主要的還是通過傳拓和著錄加以“流通”。對此，王國維說：“今宋代藏器已百不存壹，石刻亦僅存十分之壹，而宋人圖譜目錄尚多無恙，此其流傳之功千載不可沒者也。”當時的著錄種類基本上已經完備，有的只記錄了器物上的文字，有的連形狀也畫上了。“然拓本流傳自不能廣，於是有刊木刊石之法”。
再次，從考訂論的角度來說，宋人對古器物上的文字，以及器物的形制、命名作了詳盡的研究。王國維認為，在語言文字考訂方面，宋人不僅鑒往知來、導夫先路，而且是“近世阮元、吳榮光諸家未有以遠過之也”。談到形制與命名，則“形制之學實為宋人所植場，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宋人於古器物形制之學實遠勝於近世，亦如其圖譜之學，為近世所不及也”。
最後，從應用的角度來說，宋人對於金石“既據史傳以考遺刻，復以遺刻還正史傳，其成績實不容蔑視也”。宋代郊廟、太廟所用的禮器很多是按照古代器物仿鑄的，令金石文化真正服務於當時的社會需要。
宋代金石文化構建於這四點之上，既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構架，又以其偉大的成就為中國傳統文化畫上了濃墨重彩的壹筆。
宋代金石文化的價值
“宋自仁宗以後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於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在王國維看來，金石文化的發展與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社會穩定，人們才有了審美、思考的需求。
宋人以壹種審美的心態發現金石之質美、文美、意蘊之美，並將審美的愉悅與研究的客體達到心與物融合。研究的趣味，則促使人們對客體進行深入的剖析與研究，並進行理性的思考。懷古之情，使宋人得以在壹個新的高度上體味古代金石的精神內核；求新之念，則讓宋人滿懷熱情地去開創新知。王國維將宋代文化與時代，和此前的漢唐、此後的元明清進行對比，他說：“漢唐元明時人之於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故宋人於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而與清代相對比，宋代“雖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數之多則反過之”。中華文明有著獨特精神氣質，這樣的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呈現出不同的神韻，王國維對宋代金石文化內核的分析是深刻而精辟的。
在每個時代都會有古器物出土，宋代有大量古器物重見天日，又有學者專門搜集研究，於是形成了專門的金石學。王國維評價說：“雖謂金石學為有宋壹代之學無不可也。”宋人開創的這門新學問，在中國文化史、學術史上均有突出的價值堪稱學術史上的不朽豐碑。
金石之學元明有所衰落，但是到了清代，又在新的歷史文化氛圍中復興起來，“可謂盛矣”。王國維又將復興的清代金石文化與宋代作了對比，他說：“近世金石之學復興，然於著錄、考訂皆本宋人成法”。此外，王國維還認為，在古器文字、古器物形制、情趣等方面，清人都不及宋人，但是，王國維對宋代金石文化的謬誤之處也並未避談，譬如“至宋人說古器銘中所見姓名事實則頗多穿鑿可笑”。
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政治極度動蕩，卻也是充滿活力的嶄新的學術時代。甲骨文、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的六朝與唐人寫本、內閣大庫元明以來書籍檔案，等等，壹件件展示在世人面前，“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該之矣”。自宋代興起的金石之學，此時又有了新的轉變，與其他學科綜合融會，王國維的“古史新證”便是這種綜合應用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