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罕見之“二十二年”版 |
浙江最早的機制銀幣是“二十二年” （1896年）版光緒元寶小洋，只有壹錢四分四及七分二兩種面額，非常罕見，為光緒十年在杭州報國寺後建成的機器局所造，曾被誤認為委托他省代制。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其中又以兵工業起步最早，所謂的機器局、制造局或軍火局其實都是兵工廠；惟以造幣知識、機具設備與技術水平的不足，質量差且產能低。浙江二十二年銀毫版式甚多，主要是龍面英文有誤，根據耿愛德（E. Kann）《中國幣圖說匯考》（耿譜）所記，各有7式。
?據史料記載，錢荒時浙江省曾於光緒十三年利用杭州機器局制造“光緒通寶”方孔制錢，與傳統鑄造制錢壹並送往軍機處審核，經慈禧太後下旨按舊法鼓鑄，機器造幣之議乃暫罷。然而，因通貨不足，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間也曾向粵鄂兩省購買壹錢四分四及七分二兩種面額為主的小銀角以紓解民困。所謂他省代制之說即由此而來，事實上委托代制的幣面仍鐫刻著產地省名。
?| 神出鬼沒之“二十三年”版 |
繼廣東省設廠以新式機器造幣獲利後，各地紛紛效仿。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撫廖壽豐在請準後向德國購置了壹批造幣專用機器，於次年七八月間運到，自此浙江省開始正式以新法造幣。訂購的設備除造幣用機器外還包括模具，根據2011年在德國披露的文獻：這批機器由蘇勒廠（Schuler）承制，幣模則委托奧圖·拜赫廠（Otto Beh）雕刻，有七錢二分至三分六厘等五種面額。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廿六日（1898年2月16日）交付，包括原模、二原模及印模***計60只由出口代理商甘拿秘（Knape）轉運中國。早期不明出處時，眾說紛紜，有杭州機器局造、皖省代制等說法，如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又據海關年度報告記載，新廠的產能是每日4萬枚，然而因“藩臺”不滿意錢幣的外觀決定要做修改（藩臺即布政使，掌管省的財賦，從二品官職）。所謂對其外觀不滿，應是此時已到光緒二十四年，幣面上所標示的年份與實際不符，故棄用之。依報告書內容，筆者推測其規模不大，所購之印花機可能只有大小各壹兩架 。
二十二年浙江壹錢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小洋，根據耿譜各有7版。此二角英文為錯版，上端省名間距分在CHEHK與IANG處及倒A，下方紀值漏“D”字；壹角背面英文為倒 N。由銘文字樣可知仿廣東銀毫，以“寶”“分”兩字最明顯。
美國集幣學會（ANS）典藏之“二十三年浙江省造”光緒元寶七錢二分張璜《中國銀圓及銀兩幣目錄》77頁圖例原品。
?存世之二十三年龍洋系列幣樣均在德國制作，有銀銅兩種材質，極罕見；以耿譜來說，書中僅收錄了壹角與兩角兩種。1971年壹枚伍分銅樣在美國的拍賣會出現，1988年壹枚銀樣在香港上拍；1981年張璜《中國銀圓及銀兩幣目錄》出現了壹元的圖片，直到1991年古德曼集藏（Goodman Collection）拍賣又見五角銀樣，至此各面值幣樣齊全。
?2011年德國拜赫廠披露的資料中顯示，該廠庫房中還整理出安徽、奉天、浙江、黑龍江及新疆五省銀銅幣的各式模具42只。其中“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有陽面原模及陰面印模多只，除缺兩角外其余四種面額均有。欲深入了解的讀者，請閱去年刊行的拙作《圖說中國近代機制幣章》16頁至29頁或北京出版的《中國錢幣》2013年第2期“清末五省幣模出處考”及2016年第4期“清末五省幣模出處考補遺”。
?| 未能通行之“魏碑”版 |
?“二十三年造”字面幣模棄用後重雕，新模采用魏晉南北朝時期俗稱的“魏碑”字體，由晚清書法家紹興人陶濬宣書寫；由於“寶”字從“爾”，亦稱“爾寶”。想必是為了避免標示年代再次造成困擾，新模上取消了年份字樣。重新雕刻幣模是壹件相當費時的工作，以至於到了光緒二十五年正月（1899年3月）才開始鑄造，這時距離機器運到浙江省銀圓局已經過了半年。
魏碑版早期曾被錯認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所制，包括耿譜也是如此記載。據了解，魏碑兩角與壹角在1901年就已被大英博物館收藏，但以往資訊的流通不如今日，故罕為人知。而由於七錢二分非常罕見，更被當成試制的樣幣。其實，王蔭嘉在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泉幣》第20期已指出：“幼時數見不鮮，整百如新者，至今猶歷歷在目……伯兄試鑄之說，同人鹹贊同之，而不以予言為然，然予實矢之，亦不信當時試鑄說也。”此說隨即得到編輯鄭家相“所見相同，吾道不孤矣”的回應。第26期有蔣保厘出示其父所留家藏檀篋裝開制原品壹套，上刻跋曰：“光緒戊戌己亥之交，浙江設銀圓局，錫之實從事焉。嗣有沮者，事逐止，識者惜之……”，“光緒戊戌己亥之交”也就是前述二十五年正月浙江銀圓局開鑄之時，這才是浙江魏碑銀幣的正確制作年份。
魏碑版銀圓產量不詳，沒有大量流通，在張璜編著的《中國銀圓及銀兩幣目錄》內也有論及：“此幣於1902 年鑄就後即送往上海銀行公會請求允與流通。蓋上海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後經該會化驗認為含銀程度未夠標準，須打折扣流通，談判未有結果，浙江當局寧可收回熔毀，已流通者聽其自然，故流傳於市者甚稀。”查魏碑版制成的時間在蔣保厘出示盒裝開制原品後，其跋文所記與銀圓局設置時間吻合。另書內所提到的上海銀行公會始於1915年（民國四年），正式成立則為1918年（民國七年），應該是記錯了對象，筆者推測可能為成立時間較早的錢業公所。內容方面，王鄭蔣（保厘）張四人不謀而合，因此張璜對魏碑版未能通行的論述應是正確，但制成年代的說法有誤。
奧圖·拜赫廠留存的 “二十三年”浙江光緒元寶七錢二分正背面印模，Kunker公司圖片。
留存拜赫廠的“庫平壹錢四分四釐”制模用沖頭與二十三年浙江貳毫銀樣。省名處為空白，如此在接獲不同地方訂單之際可節約雕刻費用及時間。註意“釐”字右下缺筆，這也是安徽、奉天、浙江及黑龍江四省貳角銀幣的***同特征。爾後清廷以各省設局過多，同年四月下令除特許外均停鑄銀圓，七月浙局奉旨停工，九月設備拆運至北京，作為籌辦“京局”之用。根據光緒二十四年海關報告，浙江銀圓局機器設置後聘德國的技師在秋季到廠主持，次年報告則記載外籍專家在機器搬遷前數月已改調南京。
浙江魏碑銀幣的制作周期甚短，據老上海著名泉家鄭家相回憶，當時盛行墨西哥鷹洋，商民對此種新款龍洋信心不足，故市面上不受歡迎，交易時需折扣收用。由此觀之，魏碑銀幣上有打驗色戳者不足為奇。目前除小毫稍多外，半圓及壹圓均稀，品佳者極罕見，未流通之全品尤為難得。
開鑄魏碑版龍洋時，正面文字模具雖為新雕，但龍面仍然使用德國提供的模具。惟因“二十三年造”極其罕見，早年也缺乏高清大圖比對；又因龍形圖案與安徽雷同，誤認浙江省此版與奉天、黑龍江等地模具皆為安慶造幣廠代制，如鴻喜美術館出版的《中國近代金銀幣選集》即如是說。今拜赫廠檔案的揭露，得以澄清過去的誤解。
?| 龍銀瑰寶之“楷書”版 |
“浙江省造”銀圓存世品類中還有壹種銘文為楷體之“浙江楷書”，極為罕見。因國內文獻記載欠缺，故早年藏界對其出處及年代眾說紛紜，莫衷壹是。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國外披露的檔案指出：浙江省後來再度奏請設局造幣獲準後，曾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向英國伯明翰造幣廠購置機器及銀幣壹元、兩角、壹角、伍分及當十銅元的幣模全套計五種，均在同年運交。檔案被發掘時，該廠庫存中除幣樣外尚有壹元、兩角及壹角幣模三種。浙江楷書版的由來，至此塵埃落定。
極品魏碑壹元，NGCMS66，評鑒最高分。海瑞得（HA）香港拍賣 2018年6月出品，最終以近44萬美元成交，約合人民幣288萬元。
?但次年浙局開工後卻沒有發行銀幣，緣由何在？在當時海關的年度報告裏可看出端倪。據該年《杭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稱：“四月間杭州之銅圓局開鑄當十銅元，以壹架機器每日出銅圓十二萬枚，初時每鷹洋壹元可換銅圓壹百十枚，以期人之樂用也。繼而減至每元壹百枚，後知仍有違禁運往上海者，因該處市價每鷹洋壹元祇可換八十四枚也，故於七月間又減至每元九十枚。”按舊時民間是以銅錢為主要交易媒介，由於此時制錢缺乏，銀幣相對而言處於貶值狀態，產生所謂的“銀賤錢貴”，制造銅元的利潤三倍於銀幣，故各廠皆趕工生產銅元。當時任職海關造冊處負責編纂貿易情形總論的稅務司馬士（H.B.Morse ）在報告內即有“各廠無暇鑄造銀元之故，即為趕鑄銅元”的記載。馬士在中國海關任職35年，退休後成為西方著名的漢學家。他也收藏中國錢幣，部分藏品現存倫敦大英博物館。
浙江楷書版是英國伯明翰造幣廠提供給中國的最後壹套龍銀，也是唯壹完成於20世紀的，由雕刻七三反版的英國名家艾倫偉恩（Allen Wyon）操刀。由於當時錢荒嚴重，生產銅元更有利可圖，銀幣有充沛鷹洋可用而被冷落甚至擱置。“生不逢時”是楷書版未發行的原因，僅有極少量原廠制成之銀、銅及合金質幣樣留存。其中以七錢二銀樣最為珍貴，目前所知存世量僅3枚，低於湖南及陜西兩大銀幣名品。除匯豐銀行藏有直接來自伯明翰廠檔案室（即史威尼《伯明翰造幣廠史》頁117書圖原品）、曾於大英博物館公開展示的壹枚外，私人部份僅臺北鴻喜美術館及名家劉改造先生兩者的舊藏內各有壹枚，可謂清代龍銀中的頂級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