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遠在奴隸社會的第壹個朝代——夏代就已有文字，至殷商時期文字已逐漸成熟。文字產生後最早主要是用來記載大事、保留經驗、發號施令的，也可以說是文書的萌芽。在古代社會，人們要生存，就必須從事農業生產，因此，人們對天文、氣象、農業生產活動的經驗、水利知識、以及歲時豐欠等，是極為關註，渴望了解的，為了增長這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人們把觀察到的各種自然現象加以記錄，就形成了最早的壹些關於農業、水利、天文、氣象等方面的記事材料。很顯然，文書作為人類文明因素中最抽象、最理智的代表，它是文明因素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而文書記載的知識和內容，不但為人類積存了大技的信息資源和文化遺產，而且不斷向人們提供了認識社會和自然，從而獲得發展的豐富經驗，這就必然會引起人們的保存觀念與積累意識。正如日本學者安藤證人所說的：“文明社會之所以稱之為文明社會，就在於人們能將這些信息在其原始的信息作用完之後，作為‘人類記憶’的源泉保存起來，為新的創造性的活動和社會的發展反復發揮作用”。人類社會最初的文書史料（如甲骨文書），正是在這種怎識指導下產生的。據史料記載，公元前13世紀的殷代王室就有了專門的文書機構和保存文史資料的地方。到了周朝，隨著國家機構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產生了較為完備的文書體制和文書史料保管機構――天府。當時朝廷法令規定，凡國家貴重的寶器物類，以及官府州縣的重要薄籍文書史料都由天府負責接收和謹藏，並被視同國家至寶，隨王朝都城的遷徒而搬遷。我國道家學派的哲學始祖老子，就曾是周王朝掌管天府的守藏吏，即管理文書檔案的官吏。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文化大聖人孔子，曾親赴周國向老子借閱文書檔案，同時他還利用保藏在魯、齊、宋、相等故國的文書史料，整理、刪定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種後世所稱頌為“六經”的宏篇巨作，為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考試大我
文書發展史表明，它始終處於不斷適應人類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變化過程之中，也就是說：“秘書工作的變化發展，總是與時代緊緊聯系在壹起的”，不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文書事業的發展水平都能在壹定程度上反映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中國文化有幾個比較大的發展階段，春秋戰國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匯集交流的第壹次大變動時期，這壹時期的百家爭鳴可以說是我國文化發展最燦爛輝煌的壹頁。百家爭鳴中的各家學說大多與文書典籍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時，由於社會變革，原存藏在周王朝中的文書典籍。壹部分流散於諸侯國，但大部分已流散於民間，著書立說，開創學派的“士”族階層更加積極從事文史典籍的收集、整理、編研工作。“史”擁有文史，文史促進寫作，於是私人收藏、保管文書典籍的各種機構由此產生。與此同時，各諸侯國也分別設置了文書機構和禁室壹類的文史館庫，收藏各類文書典籍。東周王室和魯、楚、宋是當時的文化中心，所以文書機構完備，保存的文史典籍也最多，這從老子為周王朝守藏室之吏以及孔子廣泛利用魯、宋等國的文史典籍進而從事商、周文化的整理編研工作可以窺見壹斑。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古代文書事業的發展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僅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繁榮，而且也為文秘人員秉筆直書、善惡不隱的“史權”思想的萌芽創造了條件。
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其動因首先是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然而史學對於中華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史學壹經興起，就與文書有著密切關連。“中國古代歷朝正史基本上取材於文書檔案及其二次加工文獻如起居註、實錄等，歷代會要及‘十通’更是取材於文書檔案，有些甚至就是文書檔案匯集”。由於史學與文學史料的密切關系，中國歷代王朝每壹次歷史著作的編纂，大部頭叢書、類書的匯輯，歷史文獻的整理與詩文集的出版，都會導致對文書史料利用的增加，從而推動了我國文秘機構的不斷健全和發展。唐朝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又壹個重要時期，也是我國古代史學研究的鼎盛時期，“二十四史”中的《晉史》、《北史》、《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都成書於唐代。這壹時期修撰的本朝史書也是相當豐富的，如各皇帝的實錄，以紀傳體編寫的《唐書》和《國史》，以編年體撰寫的《唐歷》與《唐春秋》等。為從事歷史著作的纂修，唐朝的文秘人員在詔書、詔令的起草和文書史料的收集、整理、編研等方面都大大超過了前代。據史料記載，為了切實作好文秘工作，唐王朝對文書工作做了若幹法律規定，明令中央及地方各部門必須將制定政策、機構設置、社會經濟、治安司法、藩國朝貢、天文歷法、自然災害等文書材料摘要上送中央存檔。與此同時，朝廷還設置了“掌固”、“典書”等文書職官，專門負責文書史料的整理、編次和抄錄。從而使唐代的文書工作成就達到了極盛。文書工作的發展既是當時文秘人員敬業勤奮的成果，也和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密切相聯的。
歷代王朝都利用文書典籍進行廣泛的文化研究與學術交流活動。早在周代，官學興起，收藏大量文書典籍的秘書機構太史寮，即為當時的學府。統治階級利用多年積累起來的文書典籍，作為教育子弟的教材，使他們從中學習文化知識和治國統治經驗，這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學在官府”，“官師合壹”，代表了我國早期社會教育的基本特征。西漢高祖劉邦為收藏秦代的文書典籍，下令修建“石渠閣”；東漢時期又專門設立了收藏保管中央現行文書資料的“東觀”，這些均是群儒議定五經、校勘書籍和從事著述的處所。唐代的秘書省既是皇家集中收藏中央文書典籍的史學家孔穎達、歐陽詢、李淳風、劉知幾等常出入其中。明清時期的大本堂、後湖黃冊庫、古今通集庫、皇史宬、內閣大庫都是舉世矚目的王朝文書機構，學術研究水平之高，為世人稱道、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內閣大庫，“藏歷代策籍，並封儲存案之件。漢票簽之內外記，則具載百余年詔令陳奏事宜”，在這裏，清王朝組織了龐大的學術隊伍，不僅編修和出版了《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則例》、《皇朝通典》、《皇朝通誌》、《大清統壹誌》等大書，而且還編纂了其它各種書籍300余種。這些書籍的編纂，大部分是以文書典籍為直接素材，特別是《方略》的纂修，完全是以某壹軍事行動始末所形成的文書材料為依據。乾隆壹朝所修輯的方略書就達十壹種之多。清朝大量我和出版史學著作；為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這壹方面反映了朝廷對史學研究的重視，另壹方面也說明了皇家文書之豐富與研究水平之高。
在我國古代特定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下；朝廷及地方官府的文書典籍流散民間及寺觀並被收藏，則成為社會文化產品積累、保藏、整理和傳播的壹個重要系統。同官方壹樣，他們既收藏典籍，又從事整理、著述、出版事業，擔負著文化交流、信息傳播及文書典籍的保管幾種責任，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僅以寺觀中收藏的文書典籍為例，佛藏中那些天文、數學、建築、雕塑、繪畫和醫藥等翻譯作品的傳人，促進了中國與外界的學術交流。在語言文學方面，佛教中的聲明學及其華嚴字母，對中國聲韻學的產生發揮了強有力的催化作用。正是佛學傳播中的“轉讀”、“焚唄”，使得佶屈聱牙的佛經轉化為朗朗上口的中國通俗唱本。對此，甚至連近代學者梁啟超、章太炎和梁漱溟等仍精心研習，至於道觀中道教文書收藏，其中又在醫學、化學、藥物和地理等方面豐富了我國的精神寶庫。正是在寺觀文書收藏的基礎上，中國博大精深的佛道思想，還對鄰近的日本、朝鮮、新加坡、越南以及歐美等國有相當的影響。
綜上所述，可以大致了解我國古代文書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書不僅豐富了人類文化，而且通過文書典籍,文史書刊及其網絡、媒體等的傳播和利用，實現了文書的交流、繼承和創新，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