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是中國，時間約在公元九世紀。首次在歐洲使用的紙幣是1661年由瑞典銀行發行的，不過那時發行紙幣只是權宜之計，並不是作為真正的貨幣。在1694年，英格蘭銀行創立，開始發行銀單。銀單最初是手寫的，後來才改為印刷品。印刷的銀單壹經公眾接受就成為真正的鈔票了。
目前世界上***有兩百多種紙幣，流通於世界193個獨立國家和其他地區。作為各國貨幣主幣的紙幣，精美、多側面地反映了該國歷史文化的橫斷面，溝通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經濟交往。目前世界上比較重要的紙幣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等。
紙幣定義
由國家發行的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紙幣本身不具價值，雖然作為貨幣的壹種，但其不能直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紙幣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貨幣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幣，是中國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紙幣最早的國家。
流通公式
紙幣的流通公式=商品的價格總額/貨幣流通次數
交子的誕生
壹、出現背景
根據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從原始貝幣到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壹中國之後流行的方孔錢，中國貨幣文化的發展可謂源遠而流長。到北宋時期，我國出現了紙幣——“交子”。
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壹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壹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於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飛錢”出現於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壹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壹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900年來，“交子”誕生地始終是個謎。
據專家考證，“交子”最早是以私下流通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又稱“私交子”。著名經濟史專家、西南財經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館長劉方健介紹說，北宋初年，成都壹帶商業十分發達，通貨緊張，鐵錢卻流通不暢，於是當地16家富戶開始私下印制壹種可以取代錢幣、用楮樹皮造的券，後來被稱作“交子”。當地政府最初想取締這種“新貨幣”，但是這種“新貨幣”在經濟流通中作用卻十分明顯，於是決定改用官方印制。但是這兩種“交子”的誕生地卻壹直沒人發現。
歷史考證，“交子”最早在成都萬佛寺內印制。
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為《成都城坊古跡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壹說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嘗設交子務於此。”
但是當地的貨幣收藏家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根據《成都金融誌》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交子鋪’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準設立的紙幣發行機構。”顯然，說紙幣發行機構就是印制地，是沒有依據的。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誕生地。由於“交子”誕生已900多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早在3年前，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誕生地。他從圖書館找來《全蜀藝文誌》，查到了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壹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壹員蒞之，移寓城西凈眾寺。”這說明官方發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凈眾寺，不過經過了900余年，現在的成都早已沒有什麽凈眾寺了，怎麽找呢？後來，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壹步，原來，凈眾寺最早建於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為安浦寺，唐時名為凈眾寺，宋代換名凈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後毀於戰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為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
二、產生原因
紙幣出現在北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壹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壹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成都是重要的經濟重地，而且，蜀漢通往外界的道路又異常崎嶇難行，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壹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並不統壹，存在著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陜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生。
三、發展過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時的“交子”，只是壹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於交子鋪戶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後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壹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壹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壹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壹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制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壹般是壹貫至十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壹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壹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交子發行1 256 340貫，備本錢360 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陜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壹百文。
四、影響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壹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會子
壹、 會子的由來和“會”字的讀音
“會子”的名稱產生於北宋，是壹種取錢物的憑證。見於記載的有會子、錢會子、鉛錫會子、寄附錢物會子等。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呂惠卿在討論陜西交子時說：“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間自納錢請交子，即是會子。自家有錢，便得會子。動無錢，誰肯將錢來取會子?”①由此可知會子即是納錢和取錢的憑證。錢會子②和會子的意思壹樣。鉛錫會子③是出賣鉛錫給政府後所得的取錢憑證。
寄附錢物會子可能同寄附鋪有關。唐代長安已有寄附鋪。《霍小玉傳》說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將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出賣。南宋初年吳曾說“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鋪”④，說明寄附鋪在北宋已相當普遍。寄附鋪對所寄存的錢物開出憑證稱“寄附錢物會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諸色人多將京城內私下寄附錢物會子之類出城及於外處行使，有害鈔法(鹽鈔法)”，下詔禁止⑤。寄附錢物會子能出城行使，則具有匯票的性質。紹興末年，知徽州洪適在《戶部乞免發見錢劄子》中說：“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於鄘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⑥這會子又是壹種民間的紙幣了。
臨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間發行的“寄付兌便錢會子”，“寄付”當即寄附，“兌便錢”即便錢，意為匯兌。高宗紹興五年(1135年)曾下詔禁止寄付兌便錢會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對，次日即取消了禁令⑦。紹興三十年二月錢端禮知臨安府，將原由富戶主持的便錢會子收為官營，“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⑧。七月錢端禮為產部侍郎，會子亦由戶部接辦，於次年二月設立行在會子務進行管理。行在會子務後來改名為“行在會子庫”，故潛說友《鹹淳臨安誌》和吳自牧《夢粱錄》中都有會子庫而無會子務。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說紹興三十壹年“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二熙寧九年正月甲申。
②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七引陶宣幹《河東逢虜記》。
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④ 吳曾：《能改齋漫錄》逸文(《永樂大典》卷壹四五七六引)。
⑤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六○。
⑥ 《盤洲文集》拾遺。
⑦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三紹興五年九月乙酉。書中“兌便錢”的“兌”字寫作“兌”，這是“兌”的壹種寫法，並非錯字。有學者錯認為“充”字，以為它是錯字。
⑧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壹八七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後隸都茶場的應是會子庫。《夢粱錄》卷九《監當諸局》說：“會子庫，在榷貨務置，隸都茶場……以務門(榷貨務門官)兼職，以都(都茶場)司官提領。”會子庫壹度撤並，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恢復，紹定五年因毀於火而重建①。
會子因由行在會子庫發行，故稱“行在會子”：因主要在東南流通，故又稱“東南會子”。行在會子雖由中央政府發行，但並不是全國通用的紙幣。
會子的“會”應讀何音，有必要提壹下。“會”可以讀hu)音，也可以讀kuai音。現在在談到會子時，兩種音都有人讀，顯得不統壹。從會子的由來不難推斷出“會”字的正確讀音。會子意為取錢憑證，有“會合”之意，而無“會計”之意，可見應讀hui而不讀kuai。後來產生於明末的匯票，很長時期都寫作“會票”，後逐漸被“匯票”所取代。從“會票”壹詞的演變也可見會子的“會”應讀hui音。
二、會子的分界和完全搞清分界情況的不可能
會子開始不分界，後來才決定分界，分界後又實行兩界並行。何時宣布分界和兩界並行，史書的說法不盡統壹。何時宣布分界***有三說。
會子分界發行後，舊會子收回，收換期自乾道四年十二月壹日至乾道五年三月十曰①。收換時每貫收糜費錢20文，幾百文的收10文。會予以三年為壹界。由於《宋史·食貨誌下三》說交於是三年壹界，實際上卻是兩年，有的學者懷疑會子實際上也是兩年壹界。其實兩者不能類推。《宋史》作者說交子三年壹界是誤以為三年，並不是用三年來代表實足兩年②。而說會子三年壹界則不是誤以為三年，自然不能推彼及此。《宋史·食貨誌下三》記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會子展界，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壹界，兩次展界***為九年；如果是實足兩年壹界，加起來就只有六年了。
會子壹***只有18界，要搞清各界的發行和收兌時間好像並不難。其實不然。這是因為：
第壹，資料不足。現存有關會子的資料中，關於會子分界的內容很不完備。根據這些資料要想搞出壹個完整的分界時間表，只能依靠推測。合理的推測必須建立在有相當資料的基礎上，而現存的會子分界資料不足以成為推測的基礎。
第二，第l界會子的開始時間難以確定。如上所述，會子分界開始於乾道四年，那麽第 l界會於是不是從乾道四年開始發行呢?對此史書上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宋書·食貨誌下三》說，乾道五年權許行在榷貨務都茶場“收換第壹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這是把乾道四年以前發行的舊會子算作第1界，因為如果乾道四年以後發行的會於是第1界，則乾道五年還沒有到收換期。但王應麟《玉海》卷壹八六卻說：“乾道四年造成第壹界，才壹千萬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壹界。”明確把乾道四年發行的算作第1界，這又同《宋史·食貨誌下三》所說的淳熙“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發生了矛盾：照《玉海》的說法，乾道七年發行第2界，則三年後的淳熙元年才發行第3界；而照《宋史》的說法，淳熙三年第3、第4界都已經期滿而宣布延期流通了。
第三，何時開始兩界並行難以確定。乾道五年初決定兩界並行，何時開始實行各書記載不壹。《玉海》說到淳熙六年“始疊用第六、第七兩界”，這時距宣布兩界並用的時間已足足10年。而《宋史》說淳熙三年宣布第3、第4界各展限三年，則兩界疊用至遲在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就開始了。而且對兩界並行本身也難有確切的解釋，可以是壹開始就發行兩界；也可以是壹界發行壹年、二年或三年後再發另壹界，原來壹界並不收回，從而形成兩界並行的局面。
第四，三年壹界並未嚴格執行。會子雖有三年壹界的規定，但並未嚴格執行。如第14界會子在寧宗嘉定二年(1209年)或四年開始發行，到理宗紹定六年(1233年)還在流通，前後達20余年。
以上情況說明會子分界情況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後人根本無法完全搞清它的本來面貌。對會子的各界起迄年份已有多人試圖列出完整的時間表，但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壹張時間表是完全正確的。這並不壹定是用功不到，而是因為客觀上不可能。
從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開始，會子不再分界，第17、18界“永遠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頒行金銀見錢關於，壹貫準第18界會子三貫，限壹月內以第18界會子收兌第17界會子。第18界仍繼續流通，直到宋亡。
① 《文獻通考·錢幣二》。
② 參見拙文：《<宋史>交子起源析誤》，《中國錢幣》2002年第1期。
三、宋孝宗管理會子的成功
會子發行後即遇上宋金戰爭。政府用會子支付軍費，而並無保證會子幣值穩定的有效措施，貶值是不可避免的。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次年為隆興元年(1163年)。隆興二年宋金達成和議，孝宗即著手整頓會子。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用內庫及南庫銀100萬兩收兌會子，次年又以內庫銀200萬兩收兌會子焚毀①。這兩次的收兌資料出處不壹，可能後者包括前者。從紹興三十壹年至乾道三年，***印造會子2800余萬貫，到乾道三年正月在外流通的尚有800余萬貫。因當時規定各路綱運全部要現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外地商人低價收買會子，運到臨安兌錢或向各地榷貨務兌物，造成六榷貨務的供應緊張。淳熙二年(1175年)辛棄疾曾在奏疏中談到會子貶值的情況說：“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壹貫換六百壹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②宋代行省陌制度，以770文為壹貫，“壹貫換六百壹二十足”說明會子貶值達壹成以上。乾道三年正月以後，繼續用度牒、助教帖各500道供榷貨務定價收兌會子。到這年六月，在外會子只剩下490萬貫。乾道六年閏五月又規定“諸路總領監司州軍受納、解發錢貫須是現錢、會子各半”，實行了“錢會中半”③之制。
乾道五年宣布兩界並行後，會子的發行額又逐步增加，至淳熙元年(1174年)民間流通的會子達2200余萬貫④。經過回籠以後，淳熙二年四月在外會子降到了200萬貫，會子成為難得之物，出現了“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的情況。商人用會子的好處是：“壹為免商稅(金銀有稅)，二為省腳乘(運費)，三為不復折閱(貶值)。”⑤
發行額200萬貫只是壹時現象，淳熙三年以後會子的發行不斷增加，到淳熙末年已達4000余萬貫⑥，超過了規定兩界發行額的壹倍以上。雖然發行額大大增加，而會子幣值卻繼續保持穩定。淳熙七年還是“會子與見錢等”⑦。淳熙十二年臨安會子壹貫可兌錢750文⑧，比省陌少20文，恰好等於糜費錢。即使糜費錢在外，貶值也不多。淳熙十三年仍是“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⑨。淳熙年間的會子流通，曾被朝臣們譽為“楮幣重於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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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道二年見《宋史》卷壹八壹《食貨誌下三·會子》；乾道三年見戴埴《鼠璞·楮券源流》，洪邁《容齋三筆》卷壹四《官會折閱》和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壹六《東南會子》。《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說是內藏、南庫銀各100萬兩。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三○《錢會中半》。
④ 《宋史》卷三八四《葉衡傳》。據葉衡任右丞相兼樞密使的時間推算應在此年。章如愚《山堂考索》後集卷五二《楮》說淳熙甲午(元年)會子的發行額達4120萬貫，和《葉衡傳》不壹致，不大可信，故不取。
⑤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壬子。
⑥ 《玉海》卷壹八六說淳熙六年第6、第7兩界會子***發行4800佘萬貫。淳熙六年是始發年份，4800余萬貫則應是第6、7界的最後發行數字。而且淳熙六年的年份也可存疑，因為據《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淳熙十年才請造第7界會子。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壹六《東南收兌會子》則說第6、7界***發行4123萬貫。
⑦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癸亥。
⑧ 洪邁：《容齋三筆》卷壹四《官會折閱》。
⑨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
或會子“重於見錢”①。紙幣重於黃金或現錢雖是溢美之辭，但反映了當時會子確有相當的穩定性，受到了民間的歡迎。
宋孝宗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紙幣幣值穩定並留下了不少紙幣管理言論的皇帝。他管理紙幣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壹是實行錢會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會子能保持對政府的壹半的法償能力；二是控制會子的發行數量，在會子貶值時就實行紙幣回籠政策。淳熙十年，當他看到新印會子的數額時，說道：“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②這是他的經驗之談，樸素地反映了紙幣流通的規律。由於財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會子的發行，但對會子貶值壹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誡朝臣要謹慎對待會子流通，會子的發行數量決不能過多。淳熙十二年，他還表示自己因擔心會子貶值，“幾乎十年睡不著”③。會子作為封建社會的國家紙幣，它的發行主要不是為了有利於商品流通，而是為了財政的需要。因此這壹年孝宗又表示：“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收會子。”④養兵成了孝宗心目中發行會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乾道淳熙年間會子發行額表
時 間| 界 數|發行額(萬貫)| 出 處
乾道二年(1166)七月|—| 2800余|《文獻通考·錢幣二》，《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二年(1166)十壹月|—| 980|《文獻通考·錢幣二》
乾道三年(1167)正月|—| 800余|《文獻通考·錢幣二》，《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三年(1167)六月|—| 490|《文獻通考·錢幣二》
淳熙元年(1174)| ?| 2200余|《宋史·葉衡傳》
淳熙二年(1175)四月| ？| 200|《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宋史全文》卷二六上
淳熙?年|第6、7界| 4123|《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南收兌會子》
淳熙?年|第6、7界| 4800|《玉海》卷壹八六
中國貨幣發展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壹，使用貨幣的歷史長達五千年之久。中國古代貨幣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六次重大的演變：
壹、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演變
在中國的漢字中，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大都從“貝”。由此可見，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
隨著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貨幣需求量越來越大，海貝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們開始用銅仿制海貝。銅貝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壹次重大演變。
隨著人工鑄幣的大量使用，海貝這種自然貨幣便慢慢退出了中國的貨幣舞臺。
二、由雜亂形狀向規範形狀的演變
從商朝銅貝出現後到戰國時期，我國的貨幣逐漸形成了以諸侯稱雄割據為特色的四大體系，即：鏟幣、刀幣、環錢、楚幣（爰金、蟻鼻錢）。
秦統壹中國後，秦始皇於公元前二壹○年頒布了中國最早的貨幣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規定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秦國圓形方孔的半兩錢。
圓形方孔的秦半兩錢在全國的通行，結束了我國古代貨幣形狀各異、重量懸殊的雜亂狀態，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雜亂形狀向規範形狀的壹次重大演變。秦半兩錢確定下來的這種圓形方孔的形制，壹直沿續到民國初期。
三、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演變
據《漢書·食貨誌》記載，劉邦建漢後，允民私鑄錢幣。豪紳富商和地方勢力乘機大鑄惡錢而牟利。文帝時“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
元鼎四年（前壹壹五年），漢武帝收回了郡國鑄幣權，由中央統壹鑄造五銖錢。從此確定了由中央政府對錢幣鑄造、發行的統壹管理，這是中國古代貨幣史上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壹次重大演變。
此後，歷代鑄幣皆由中央直接經管。鑄幣權收歸中央，對穩定各朝的政局和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秦漢以來所鑄的錢幣，通常在錢文中都明確標明錢的重量，如“半兩”、“五銖”、“四銖”等等（二十四銖為壹兩）。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壹年），李淵決心改革幣制，廢輕重不壹的歷代古錢，取“開辟新紀元”之意，統壹鑄造“開元通寶”錢。開元通寶壹反秦漢舊制，錢文不書重量，是我國古代貨幣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開元通寶錢是我國最早的通寶錢。此後我國銅錢不再用錢文標重量，都以通寶、元寶相稱，它壹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後的“民國通寶”。
五、由金屬貨幣向紙幣交子的演變
北宋時，由於鑄錢的銅料緊缺，政府為彌補銅錢的不足，在壹些地區大量地鑄造鐵錢。據《宋史》記載，當時四川所鑄鐵錢壹貫就重達二十五斤八兩。在四川買壹匹羅（絲織品），要付壹百三十斤重的鐵錢。鐵錢如此笨重不便，紙幣交子就在四川地區應運而生。交子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金屬貨幣向紙幣的壹次重要演變。
交子不但是我國最早的紙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六、由手工鑄幣向機制紙幣的演變
清朝後期，隨著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逐漸傳入，光緒年間已開始在國外購買造幣機器，用於制造銀元、銅元。後來，廣東開始用機器制造無孔當十銅元。因制造者獲利豐厚，各省紛紛仿效。
清末機制貨幣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手工鑄幣向機制貨幣的重大演變。
從此，不但鑄造貨幣的工藝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圓形方孔錢壽終正寢
紙幣的整理修復和歸類
對紙幣進行初步加工處理是集幣的首要工作，因為紙幣壹旦進入市場，經流通之後，都或多或少會受到汙染，表面會很臟並附著很多細菌，如果不對其進行初步加工，細菌在潮濕地我便會發黴、產生黴點，這樣便會汙染我們的集鈔本，影響收藏效果，也會降低收藏品的品相和價值，減少其保存壽命。可見，壹套行之有效的歸類整理方法對於紙幣收藏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壹般對於各種品相的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