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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錫健 來源：www.laoshexue.com 發布時間：2007年01月16日 www.laoshexue.com
壹 引言
人格(personality),是壹個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常論不息的話題。科恩說："拉丁語的personaiitas——'人格'壹詞產生於中世紀早期，是'persona'壹詞的派生詞。 托馬斯·阿奎那已經用這個詞表示人身存在的條件或方式。"[1]而在托馬斯之前700多年，波伊悉阿斯（約480—524年）已有這樣的定義：人格是真實的有理性的個人的本性[2]33-34。在現代西方學術界，人格研究更是經久不衰， 從叔本華、尼采、柏格森、薩特的人格哲學，到弗洛伊德、榮格、馬斯洛、本尼迪格特的人格心理學，可以說，人格研究始終備受關註。以人格的內涵研究來說，本世紀30年代有人歸納出人格的定義50多個，到80年代就達到100多個， 以致美國學者赫根漢在遍查了人格的種種界說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只存在壹種正確的人格理論將是錯誤的。"[3]如同我們今天研究文化或現代化，盡管對其內涵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但並不妨礙我們對其探幽求勝。我們完全可以從紛繁復雜的人格研究中窺見研究之必要和成果。
在中國，"人格"壹詞雖然出現較晚，但卻不能據此說中國沒有深遠的人格研究。這是因為中文"人格"壹詞雖是近代從日文中引進的，但在古代中國卻有很多詞在意義上同"人格"相近或相關，如"品格""品節""人品"等。唐代李中《庭葦》詩中有"品格清於竹，詩家景最幽"的句子，宋代黃庭堅在《濂溪詩序》中稱贊"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由此可見中國古代並不缺乏人格意識。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人格呼喚成了眾多有識見的知識分子的***同心聲。1916年9月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寫道："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謂也。"李大釗在《介紹哲人尼采》壹文中對尼采"高唱人格之權威"給予熱烈贊揚。胡適在《易蔔生主義》壹文中說："自治的社會、***和國的國家，要個人有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自己的所行所為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獨立的人格。"老舍，這位慣於對人的靈魂進行鞭辟入裏透視的現代文學大師，也特別關註於人格的塑造。他自身，以獨特的人格力量打動人；而他的作品，又常常遣筆於人格的多維展示。可以說，走向老舍，首先走向的就是他構建的人格天地；接受老舍，首先接受的就是他留給我們的人格理想。
註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壹生孜孜以求的。1937年,他在《大時代與寫家》壹文中寫道："偉大文藝中必有壹顆偉大的心，必有壹個偉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們的筆才會生花。"這是老舍對偉大文藝的向往，更是他對作家偉大人格的真切呼喚。正是基於對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覺意識，老舍的人格才顯得特別豐滿厚實，光彩動人：既隨和友善，又剛正耿直；既壹絲不茍，又豁達磊落，既嚴謹穩實，又幽默詼諧；既有"溫良恭儉讓"的柔韻，又有"壯士壹去不復返"的豪壯。
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深深寄寓著老舍對人格的探尋和追求。打開他的作品，震顫我們心靈的，往往是壹幕幕人格悲劇的上演，如《駱駝祥子》中祥子正直、要強、純樸人格的被扭曲，《離婚》中掩藏在張大哥熱心、精明、謙卑之後人格的庸常、灰暗和茍且。在《貓城記》中，老舍不時地將筆鋒指向"貓國"人格的解剖：揭露"貓國"教育失敗時，作者借小蠍的口說："這新教育崩潰的原因何在？……我只覺得是因為沒有人格。"（十八）在挖掘"貓國"政治、經濟崩潰的根源時，作者又借大鷹的口說："打算恢復貓國的尊榮，應以人格為主；可是，人格壹旦失去，想再恢復，比使死人復活的希望壹樣的微小。"（二十三）據筆者統計，僅在《貓城記》中，"我"（地球先生）和"貓國人"直接議及人格的就達20多處。羅竹風主編的《漢語大辭典》在"人格"詞條下特舉老舍《四世同堂》中壹段話作為用詞例證，這段話是："他以為教育不僅是教給學生壹點課本上的知識，而也需要師生間的感情的與人格的接觸。"（二十五）由此也可見，老舍的人格追求實在是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
值得提及的是，人格研究可以在眾多的學科領域裏展開，無論是從哲學的、心理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倫理的角度,都可以領略人格天地的獨特景觀。叔本華說："人是什麽，他本身所具有的壹些特質是什麽，用壹個字來說，就是人格。"[4]這裏，叔本華將人生的本質意義同人格聯系起來，這是從人本主義哲學的角度探討人格。馬斯洛則不同，他認為："完整的人格不僅包括該人的智慧能力的積極表現，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類本能的能力的積極表現。"[5]這裏， 馬斯洛把人們的情感和類本能作為考察人格的重要方面，顯然，這就將人格與心理學密切聯系起來。如果考察中國歷史上"人品""品性""品節"等概念的人格意義，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始終與道德信念融為壹體。《宋書·孝武帝紀》中說："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曾國藩《鈔朱子小學書後》有言："蓋先生之治人，尤重品節。"這裏的"品性""品節"顯然看重於道德價值。也有從政治意義上考察人格的，如陳獨秀疾呼"自主自由人格"，又說："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的進步的實際需要。"[6]245"人格為權利之主，無人格則權利無所寄。"[6]34很明顯， 陳獨秀這裏所說的人格已不是個人修身養性的問題，而是強調人從不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中解放出來，以獲得尊嚴和平等的權利。但隨著東西方各種學說的沖撞、演進，隨著古今文化成果的融通、聚匯，隨著眾多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興起，人格研究有綜合發展的趨勢，其突出表現就是文化意義上的人格研究（即文化人格研究）占據了很大優勢。馬爾庫塞說"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擔者"[7]，這就可以看出，壹定人格總是壹定文化的折射，人格建設實際是文化理想的構造。本世紀30年代，在美國曾誕生了"文化與人格學派"，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人以人格與文化變遷為主題，探求個人人格與社會文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從而形成的"文化模式"，盡管該派的理論有許多缺陷，但它將人格置於文化的大背景中進行研究，其方向卻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國，以道德度量人品的傳統使人格評價自然地打上文化烙印。近代以降，抨擊奴性人格，呼喚人的尊嚴，尋求人文精神，企盼人的現代化，這壹系列的鑄造"人魂"工程把完美人格推到文化反思的前臺。老舍長成的年代，正是東西文化劇烈碰撞、古今文化風雲際會的年代；而他自身，壹方面是在北平濃重的古文化傳統中泡大的，另壹方面又在英倫等國直接感受了異域文化的滋味。這就促使他能以壹種比較開放、公正的眼光審視文化、剖析文化；當他追求壹定的人格理想時，也就能自覺地從文化意義上選擇人格範式、把握人格真義。正因為如此，研究老舍的文化人格也就顯得十分必要。
那麽，文化人格的要義是什麽呢？筆者以為，文化人格是人在社會交往過程中表現出的綜合素質和在內心體驗過程中流露的主導傾向，著重包含個體構建生活的信念、價值判斷的標準、為人處世的態度、冶情養性的習慣等，它是個體在壹定的文化環境中接受文化熏陶、並對文化作出反應的結果，也是人的性格、氣質、智力、能力有機統壹的表現。有學者說："文化問題其實是人的問題，中國現代文化人的文化建設歸根到底是現代人格建設。"[8]由此可見， 人格建設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尋找精神寄托，它是人認識自我、完善自我的崇高精神活動，也是中國在奔向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人的現代化必然面對的艱難而輝煌的工程。老舍以他對社會的全部熱忱、對生活的全部真情，以他的生命為本色，匯聚起他人格的風采，這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塑造，乃至對整個民族精神的高揚，將持久地顯示出獨特魅力。
二 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
馬克思說："人格的本質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體的本質，而是人的社會特質。"[9]因此，個體人格的形成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社會化"的結果。老舍的人格直接發端於他生活的具體環境，其中突出包含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的母親給他以"生命的教育"，與他血脈相通的滿族文化在時代潮流沖擊下帶給他沈痛的思慮，古都北平固有的文化氛圍、特別是普通勞動人民具有的勤勞、善良、樸實、堅韌等傳統美德給他以心靈的洗禮，從而確定了他健康人格的基調，使他能在以後復雜的人生道路上不斷為自我人格的完善增輝添彩。
（壹）在"感受生命的教育"中自立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人接受壹定文化的熏陶，往往是從家庭開始的；最初在家庭中養成的某些習慣、興趣、態度、情感等往往會影響人的壹生。老舍人格中的許多迷人之處，如既溫和又剛正、既多情又豪爽的處世態度，既樂觀又沈郁、既嚴謹又曠達的心向結構，既含蓄又直率、既幽默又莊重的情感表達方式，都可以從他青少年時期所受家庭影響中找到"本原"。
首先，母親那種中國勞動女性特有的優秀品格對老舍人格帶來巨大的感化。老舍自幼家境貧寒，父親在他出生後的第二年就在抗擊八國聯軍的戰火中陣亡，此後全家就靠母親為人縫補漿洗、做傭工苦度生活。然而母親滋養老舍的絕不僅是物質上的粗茶淡飯，還有寶貴的精神食糧。據老舍在《我的母親》、《宗月大師》、《擡頭見喜》等文章中記載：母親是那麽勤勞，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要洗壹兩大綠瓦盆衣服，晚間還要抱著壹盞油燈縫補衣服；母親是那麽誠篤，做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母親是那麽熱情待人，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麽窘，也要設法弄壹點東西去款待，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母親是那麽寬厚，她最會吃虧，吵嘴打架的事永遠沒有她；母親又是那麽堅強，八國聯軍打進城的時候，皇上跑了，丈夫死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母親還有愛花、愛清潔的好習慣，她的手會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件發著光，院中的石榴和夾竹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母親的這些優秀品格，是無聲的教誨，點點滴滴滋潤著老舍的心田，正如老舍自己所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廿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壹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10]縱觀老舍壹生，他那種綿中藏針、內圓外方、善待親朋、急公好義的性格，都潛藏著他母親的個性。
其次，父親的戰死在老舍幼嫩的心田裏埋上了愛憎的種子，同時也對他的人格形成產生深沈影響。老舍的父親舒永壽是清朝壹名保衛皇城的護軍。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倉惶逃往西安，但許多兵士卻是和侵略者浴血奮戰的，老舍的父親就是在壹場抗擊侵略者的惡戰中因火藥著火被嚴重燒傷而死亡的。對於這壹家庭災難及災難的原因，老舍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所了解。他說："自從我開始記事，直到老母病逝，我聽過多少多少次她的關於八國聯軍罪行的含淚追述。……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記住洋兵的罪行——他們找上門來行兇打搶。母親的述說，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難以磨滅。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幾乎不需要聽什麽吞吃孩子的惡魔等等故事。母親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話中巨口獠牙的惡魔更為兇暴的。"[11]家仇連接著國恨。從父親的死中，老舍漸漸領悟了有國才有家。從此，他心中埋上了對侵略者仇恨的火種，同時也升騰起熾熱的愛國情懷。這愛和恨的交織，培育起他敢於抗爭、寧折不彎的人格因素，在以後的漫長人生道路中，他這壹人格因素越發鮮明：他初涉人生就誓為"民主政治"和"國民的***同福利"而負起"兩個十字架"；他身在英倫卻全心關註著北伐軍前進的步伐；國難當頭時，他毅然告別妻子兒女奔赴抗日中心；直到在陰霾蔽天的年月，他昭示著"士可殺而不可辱"的風骨、以屈原沈江般的從容悲壯為自己的生命劃上句號。都凸顯著他直面人生、不避邪惡、守正不移、崇尚氣節的人格之美。
再次，童年的苦難磨練了老舍的意誌，也養育起他質樸勤勉、不慕虛華的人格取向。老舍曾不止壹次地回憶他童年的苦難。在《吐了壹口氣》壹文中，他說：父親死後，母親"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報酬，使兒女們免於死亡。在精神狀態上，我是個抑郁寡歡的孩子，因為我剛壹懂得點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據《宗月大師》記載，老舍因家貧，自小就體質虛弱，加上交不起學費，直到九歲尚未入學，只是後來偶然地受到宗月大師的幫助，才有了上學的機會。又據《我的母親》壹文記載，老舍小學畢業後報考了師範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只有這樣，老舍"才敢對母親提升學的話"。但入學要交十元保證金，老舍說這對他們全家來說"是壹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才"把這巨款籌到"。"患難困苦，是磨練人格之最高學校"（梁啟超語）。貧窮，帶給老舍許多痛苦，但也砥礪了老舍敢於和命運抗爭、甘於吃苦耐勞的堅韌精神，培養起他富有同情心、勤奮耕耘的人生態度。抗戰時期，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就突出體現了他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沒有經費，他四處籌集；沒有辦公地點，他因陋就簡地租借；沒有車，他就拖著病弱的身子徒步奔波；沒有安靜的創作環境，他就見縫插針創作。就是憑著壹股韌勁，壹腔熱忱，他使"文協"在抗戰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自己也創作出大量作品——七個劇本，兩部長篇小說，壹首長詩，另外還有大量散文、雜文、鼓詞、快板等。就自己的創作，他曾說："我們的命與筆就是我們的資本，這資本的利息只是貧困，苦難，疾病；可是它是投資於正義，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們的氣節。"[12]他曾把"寫家"同木匠相比，也曾把自己比成"文牛"，認為"幹文藝並不比作木匠高貴，可是比作木匠還更艱苦。""壹位寫家既已成為寫家，就該不管怎麽苦，工作怎樣繁重，還要繼續努力，以期成為好的寫家，更好的寫家，最好的寫家。"[13]226-228他告誡青年朋友們："假使妳沒有變成壹頭牛的把握，請不要幹我這壹行事吧"[14]。於此，我們也可見老舍精神世界裏的那份執著，那份"哀生活之多艱"而又"九死不悔"的堅韌。
（二）在體悟滿族文化中自省
滿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壹部分。伴隨著歷史的演進，滿族文化同漢族文化已日益融為壹體。但不管怎麽說，滿族文化畢竟有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有它獨特的風格和內容。老舍出身於滿族，又和很多旗人有過接觸，還在作品中寫了許多旗人，如此，滿族文化就不能不對老舍的人格養成產生影響。
滿族曾是壹個生機勃勃的民族，它的遠祖肅慎商、周時就居於"不鹹山（長白山）北"，"東濱大海"。以後，與它有淵源關系的挹婁、勿吉、女真在歷經滄桑中不斷繁衍，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至1635年皇太極改女真為滿洲，滿族的強盛之勢已不可阻擋；到了康熙年間，"滿漢合流"更是創造了輝煌的業績。但隨著清政府走向腐敗和外國列強的入侵,中華民族陷入落後挨打的境地,廣大旗人也與整個民族壹起遭受劫難，被拋入痛苦不堪的深淵。這種歷史的落差必然在旗人的精神中留下印記，對昨日輝煌的追憶和對現實的回天無力也必然會帶來異乎尋常的文化氛圍。老舍小說中描寫旗人所用的自嘲和冷諷就是這種氛圍的註解和宣泄，如用第壹人稱寫的《正紅旗下》中有這樣的話："二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壹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壹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麽沈浮在有講究的壹汪死水裏。"以"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來說，"他們在蛐蛐、鴿哨、幹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壹無所知。他們的壹生像作著個細巧的，明白而又有點胡塗的夢。"[15]這是老舍對末世王朝統治下的病態社會的形象刻畫，也展示了老舍對旗人文化的深刻洞察能力。
老舍對旗人文化的洞察力源於他對旗人文化的切身感受。他身處社會底層的旗人家庭：父親屬正紅旗，是個月領三兩銀子的窮馬甲；母親也是旗人，屬正黃旗，是位靠縫補漿洗苦撐家庭生活重擔的勤勞女性。老舍童年生活的小羊圈胡同位於北京西北角；而"在清朝，北京的最西北角屬於正紅旗。"[16]旗人有吹拉彈唱、自娛自樂的習慣，老舍喜歡清唱、說相聲，創作出不少曲藝作品，可以說也是這種習慣的傳繼吧。老舍夫人說："也許是由於老舍出身在滿族家庭裏的緣故，他從小對曲藝就很愛好。老舍小的時候，滿族人中還有很多人會吹拉彈唱，不少家庭中有三弦、八角鼓這類簡單的樂器。友人相聚的時候，高興了就自彈自唱起來，青年人也往往以能唱若幹段大鼓或單弦而自傲。當時的茶館裏，曲藝節目是必不可少的，大都常年邀請藝人表演曲藝節目。"[17]而老舍對茶館是熟悉的，他少年時住的小胡同口上，就有壹家茶館，放學後到茶館去聽說書是他的壹大喜好；他後來創作《茶館》，就跟他親身體驗過"茶館生活"有關。這樣說來，老舍的童年可以說是在壹個特有的旗人文化區中度過的，盡管當時的"旗人漢化"和"滿漢雜居"已成定勢，純粹意義的旗人文化區在北京已很難見到。
對旗人文化的深切感受使老舍的人格時常折射出哀惋、痛惜的色彩。這種哀惋、痛惜絕不是對壹個王朝失去昔日的興盛表現出懊惱和傷悲--紫禁城內的壹切畢竟離老舍太遠--而是對廣大的中小層旗人表現出同情和憂憤，正如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茶館》裏有兩個旗人--常四爺和松二爺。他們原先仗著旗人的特殊地位，穿戴講究，談吐非凡，好不風光。但他們毫無勞動技能，"大清"王朝崩潰後，他們幾乎找不到自己還有什麽謀生能力。人本來是以能勞動而彰著自己之所以為人的，壹旦失掉勞動這壹本質特征，人就回到獸類中去了。這是人的衰落，更是壹定文化的頹敗。老舍在作品中寫了許多精神頹廢的旗人，如在《正紅旗中》，大姐的公公是個佐領（清朝壹旗之下統領部分兵力的軍官）卻不會帶兵打仗，"無論冬夏，他總提著四個鳥籠子"，"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武官，而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沈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裏。"大姐夫則是個"不會騎馬的驍騎校"，"英雄氣概地玩鷂子和胡伯喇，威風凜凜地去捕幾只麻雀"。老舍的創作以敏銳的文化穿透力著稱，對愚弱、麻木的"國民性"曾給予無情揭露，說"國家的滅亡是民族愚鈍的結果。"[18]這種認識, 應當說首先來源於老舍對旗人世界的"看透"；也可以說，老舍是從壹部分旗人變成行屍走肉中認識到"有毒"的文化會造出怎樣的惡果。當然，老舍也寫了壹部分有能耐、有誌氣的旗人，如福海二哥，"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沒忘記二百多年來的騎馬射箭的鍛煉，又吸收了漢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論學習，他文武雙全，論文化，他是'滿漢全席'。"[19]這裏，老舍把文化的交融、互動當作壹種理想來追求，展現了寬闊的胸懷，作出了符合文化發展規律的價值判斷。
總之，老舍與滿族文化保持著壹種割不斷的血緣、地緣、情緣關系，這種關系吸引他對滿族文化的興衰榮枯作出思考，同時也對他自我的人格塑造起著隱性的感染作用。他那種不敢屈辱、自激自勵的精神，他那種冷峻的幽默、帶淚的微笑，他在溫和多情中保持獨立不倚的處世態度，都是他在特定境遇中作出的清醒選擇。這種境遇與旗人生活的沈浮、甘苦連通在壹起，這種選擇與他的人格熔鑄於壹爐。
（三）在揚棄中華文化中自強
古都北京，在承載中國文化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說它古老，可以說它連通著華夏文明的源頭——當幾十萬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敲打出粗糙的石器，它就昭示著文化奇跡；說它恢宏，可以說它吐納著長城內外的煙雲、黃河上下的風雨——無論是傳統中黃帝征戰於涿鹿，還是春秋戰國時燕定國都，無論是遼設陪都，還是金建中都，無論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席卷天下之勢揮鞭南下建大都，還是明、清兩代隆京城而使之成為萬民矚目的中心，北京都以厚重的文化而著稱於世。到了老舍成長的年月，清王朝雖已到了殘燈末廟之際，但歷經悠悠歲月沈積於宏門大宅或寒舍陋巷的文化卻是不會隱退的。老舍生於北京，長於北京，耳濡目染，其精神世界也必然受到古都文化的熏染。這是毫不足怪的，人生活於文化中間，就必然接受文化的洗禮。值得我們註意的是，老舍與其他同時代作家相比，受到的文化熏陶似乎更為復雜，市民文化、民俗文化、書本文化、野史文化、北平文化、旗人文化……等等，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縱橫交錯，兼容並包，都給老舍以熏染。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負向作用。對負向作用，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以犀利的筆鋒予以揭露，其思考之深邃,剖析之透徹，可以說與魯迅是相通的。但盡管如此，並不妨礙老舍對傳統文化中優秀因子的認同和倡揚。與同時代的壹般知識分子相比,老舍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更少情緒上的偏激,他痛切地揭露"老"文化身上的癰蛆,但他也真誠地肯定："對過去，我們沒法否認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敢輕視中國文化的。"[20]抗戰中，面對著強敵的肆虐，老舍從血與火中看到有骨氣中國人的自尊和從容,於是,他揮筆歌頌道："這是紀律，這是團結，這是勇敢——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養，在火與血中表現出它的無所侮的力量與氣度！"[21]他為"五千年的文化教養"而自豪，並把它當作強敵不可征服的偉力，這是老舍對抗戰力量的贊美，也是對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的欽佩。正因為如此，老舍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並為他的人格養成提供精神動力就顯得十分自然了。
老舍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是多方面的。除了從小從家庭中、從社會低層的人們身上，特別是從母親身上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勞動人民特有的熱愛勞動、真誠樸實、心地善良等傳統美德以外，特別值得提及的是老舍自幼就受到民間文學、尤其是北方市民文學的影響。由於北京很久以來就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市民文學也就顯得特別發達，其突出表現就是市井的繁榮帶來了街頭說唱文學的興盛。老舍生活在普通市民中間，這就使得他有大量機會接觸市民文學。在《悼念羅常培先生》壹文中，老舍記載道："下午放學後，我們每每壹同到小茶館去聽評講《小五義》或《施公案》。"在《制作通俗文藝的苦痛》壹文中，他還寫到，"二十年前我聽過沒落的王府供奉（"供奉"原為皇帝左右供職者的稱呼，如清代稱南書房行走官員為內廷供奉--筆者註）到街頭來賣藝"。老舍在文章中還常常信手拈來地品談民間文藝作品, 如在1938年他為了鼓勵作家多運用民間文藝的樣式鼓舞人們投身抗戰，寫了《關於大鼓書詞》《談通俗文藝》《制作通俗文藝的苦痛》等文章，文中他就論及《單刀赴會》《長阪坡》《寧武關》《取滎陽》《草船借箭》《三俠五義》《濟公傳》《鍘美案》《彭公案》《秋胡戲妻》《兒女英雄傳》等許多在民間廣泛流傳的通俗文藝作品。這從壹個角度說明，老舍對民間文藝是相當熟悉的，而這與他從小就經常接觸民間文藝是分不開的。
民間文藝通常積澱著濃厚的傳統價值觀念，對社會心理的形成往往起著強烈的教化作用。老舍自己在談到利用通俗文藝"舊套子"把民心引到抗戰上來時就說過："妳利用舊套子來裝故事，也得利用舊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戰上來。從事實上看，……真敢拼命的還不是士兵與民眾？假若他們素日沒有那些見義勇為，俠胸義膽等舊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會這麽舍身成仁了。"[22]356-357可見，"舊的"民間文藝對塑造"新的"心靈是有著持久而深沈的影響力的。是啊，人類文化的傳繼不常常就是在不見山、不顯水中達到峰回路轉、後浪逐前浪的境界嗎？在老舍身上，傳統與現代是得以完美統壹的；在"傳統"部分中，我們是時常洞見民間文化凝結的那份人格理想的。如老舍慣於急公好義，很具"俠"的風骨，這與老舍自小就大量接觸民間文藝中"武俠"壹類作品有關，上文所列老舍自己舉出的作品多寫俠客義士就可旁證壹二。
當然，說老舍多受民間文化影響並不意味著老舍缺乏"高雅"文化的熏陶。事實上，詩經、漢賦、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都曾深深地迷住老舍。他自己說過："在我幼年的時候，……我不能不說我比壹般的小學生多念背幾篇古文，因為在學堂--那時候確是叫作學堂--下課後，我還到私塾去讀《古文觀止》。《詩經》我也讀過"。"我的中學是師範學校……多少偏重教育與國文。……別人演題或記單字的時節，我總是讀古文。我也讀詩，而且學著作詩，甚至於作賦。我記了不少的典故。"[23]老舍在北京師範學校讀書時，校長方還（唯壹）在學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古文、舊詩造詣精深，對老舍影響很大。方後來離任北京師範時和去世前，都曾揮毫贈言給老舍，對老舍的學業評價甚高；老舍自己則說："我十六七歲練習古文舊詩受益於他老先生者最大。"[24]老舍在北京師範就讀時的另壹位老師--國文教員宗子威是詞學權威，他也使老舍在古典文學方面獲益匪淺。及至走上教壇，出於工作需要，老舍的國學功底更為加厚。他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師時，曾為學生開設過關於唐代愛情小說的講座。關於講座的內容，他在給學校秘書克萊格小姐的信中曾有所談論："（1）唐代短篇小說的發展--作為我的講座的序論；（2）唐代愛情小說的分類和思潮（有關倫理或宗教等方面的小說）；（3）語言以及研究唐代愛情小說的必備書籍；（4）對元、明戲劇形成的影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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