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器的表面顏色,大致可分為三種:第壹種是玉器的玉質細膩純凈,透明度較高,未受沁蝕或受沁程度較小,顏色為黃綠和深淺不壹的綠色。第二種是玉器的玉質不純凈,有綹裂和雜斑,透明度差,顏色從淺褐色到墨綠色,亦有多種顏色雜於壹器者。第三種是前兩種玉器受沁蝕較深者,壹般表面呈“雞骨白”或“象牙黃”,也有呈現出乳白色網狀脈絡與濃淡不壹的色塊形成的斑雜顏色。 上述三種玉器玉料的來源,除第三種由於沁蝕較深不易判別外,前兩種玉料的產地應是不同的。第二種玉器玉料特征被稱作具非均壹性斑雜結構(Taxitic Structure)的透閃石――陽起石軟玉,是接觸巖構造特征的留存,而且江蘇溧陽小梅嶺就蘊有此特征的透閃石軟玉。小梅嶺系橫貫宜溧地區的茅山支脈,透閃石軟玉地表露頭所見礦石,除有灰白色不透明致密塊狀者外,還有具斑雜結構的青黃玉,即半透明部分與不透明部分呈斑雜構造。現藏南京市博物館的浦口營盤山崧澤文化遺址所出玉料PYM31與其非常相似。類似的軟玉還見於崧澤出土玉璜QSM60:6,余杭反山的琮YFM12:90和玉鉞YFM12:100,這至少可以證明小梅嶺曾是良渚玉料的產地之壹。因此,這類玉料無疑出產在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帶,曾為史前先民大量開采和使用。 第壹種玉器的玉料在良渚玉器中質量最佳,以江蘇吳縣張陵山、草鞋山以及上海青浦縣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玉器為代表。張陵山、草鞋山出土的玉器顏色偏黃,而福泉山出土的玉器則以綠色為主,玉質細膩純凈。這類玉料的來源目前尚不清楚,良渚文化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太湖周圍及杭州灣地區並未發現這種玉料。雖然有些學者指出浙江天目山也可能是良渚玉料的產地,但僅是推測而已,並沒有確鑿的根據。 張陵山等地出土的玉器曾做過礦物學鑒定,但都未能解答玉料來源的問題。江蘇和浙江的地礦資料中,也不見有當地出產顏色偏黃和黃綠色玉料的記載。筆者認為,如果用“玉礦已被古人開采枯竭”的說法來解釋今天找不到良渚玉料的產地,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因為任何玉礦脈的蘊藏量都不會少於數噸,以目前發現的所有良渚玉器總重量加起來恐怕也不會超過這個數,何況史前時代使用非金屬生產工具開采玉礦,采礦的效率和規模都很有限,無論如何也不會將玉礦脈開采得幹幹凈凈,毫無蹤跡可尋。新疆和田玉、遼寧岫巖玉和河南獨山玉都有數千年開采的歷史,至今仍在出產玉料,即是明證。實際上,良渚玉器所呈現出復雜多樣的顏色和質感,說明其玉料來源是多源的,並不局限於良渚文化所分布的範圍。雖然很多學者認可“史前時期玉料的來源主要靠就地取材”的觀點,但很少有人考慮不同地域間的物質文化的交流對玉料來源的影響。筆者認為,良渚玉器中的顏色偏黃和黃綠色玉料應是良渚先民與其它地區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產物,其來源應在良渚文化分布範圍之外去尋找。 從目前的地礦資料來看,顏色偏黃和黃綠色玉料主要產於新疆和田的昆侖山和遼寧岫巖的細玉溝。從考古資料來看,和田玉可能在夏代時才大量輸入中原內地,最早輸入中原的時間在公元前20世紀左右,輸入的路線被稱作“玉石之路”。由於和田玉輸入中原的時間晚於良渚文化,因此可以不考慮將其作為良渚玉料的來源。岫巖細玉溝所產透閃石軟玉,主要顏色有黃白色、淺綠色、青色和黑色,其中顏色偏黃和黃綠色的軟玉是其最具特征、產量豐富的玉料。岫巖軟玉的開采和使用的歷史很悠久,王時麒先生認為,紅山文化玉器的顏色主要是淺豆綠色和黃白色,這兩種顏色玉器的玉料無疑來自岫巖。紅山文化的時代稍早於良渚文化,因此我們不妨做壹個大膽的假設:良渚文化玉器中顏色偏黃和黃綠色玉料可能來自遼東半島的岫巖。實際上,已有學者意識到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顏色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聞廣先生曾詳細研究了美國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和沙可樂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所藏中國古代玉器,特別是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他指出,紅山文化玉器的特征玉料是顏色偏黃而半透明度較佳的透閃石軟玉,相當的商品名為青黃玉及玵黃玉,這種顏色偏黃的軟玉料,在有些良渚文化玉器中曾經沿用,如張陵山四號墓(WZM4)所出20余件玉器中不少是此類玉料,並強調了玉料的沿用關系。鄧淑蘋先生根據對壹些山東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觀察作出推斷,認為“岫巖閃玉”的采用始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可能曾流行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華東地區。 古代玉料的長距離異地傳輸交易,需要有三個條件:1、異地對玉料的大量需求(即傳輸的動力);2、有固定的傳輸路線,並有原始部落作中轉;3、作為起中轉作用的部落亦有發達的玉文化,並與產玉、用玉地區的原始部落存在著密切的文化交流。以和田玉的輸入為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20世紀前後跨入了文明門檻,夏王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文明時代的開始發展。王朝的建立是和田玉大規模東輸的最重要的動力。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典章制度必然隨之建立,而用玉制度則是其重要內容之壹。用玉制度的建立,使得玉料的需求量具有了規模性和穩定性,這對於和田玉源源不斷輸入中原內地是至關重要的保證。和田玉東輸所形成的“玉石之路”早於後來的“絲綢之路”壹千多年,其路線是從現在新疆和田向東,沿塔裏木盆地南緣和東南緣到達今甘肅敦煌的玉門關。再沿祁連山至甘肅中部,再轉向東經寧夏、內蒙古南部、陜西北部進入山西。沿途的起中轉作用的史前文化為分布在甘青壹帶的齊家文化、分布在內蒙古南部和陜西北部的新華文化、分布在晉南的陶寺文化。這三個史前文化彼此之間都存在著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面貌,說明文化交流是很密切的,而且它們都有發達的玉文化,其中也有少量的以和田玉料制作的玉器。這三個史前文化分布區域自西向東相互連接,形成和田玉輸送的中轉鏈,從而奠定了長達萬裏之遙的“玉石之路”的基礎。 我們可以套用和田玉輸入的模式來推測岫巖軟玉輸入到江南的背景和路線。良渚文化是壹個物質文化高度發達的史前文化,玉器的制作和使用是其物質文明的壹個重要標誌。在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下,整個社會都籠罩在濃重的宗教氣氛中。有學者指出,良渚社會存在著大量的非生產性勞動支出(如制玉),包括社會中下層在內普遍追求享樂的社會風氣。這種享樂型社會生活風氣的蔓延,甚至使良渚社會調節能力逐漸喪失,最終導致良渚文化的消亡。可以想像,當時需要有多大的制玉規模才能滿足整個社會的用玉需求。良渚先民究竟制作了多少玉器,恐怕永遠是個謎,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對玉材的尋找、開采、運輸和交易是重要的社會活動之壹。從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等的造型和紋飾來看,良渚社會生活處處表現出精於計算安排的思維特點,那麽,對如何獲得充足的玉材並保證其供應的穩定也應有周密的安排,很難想像壹些零散的小玉礦會滿足良渚數百年用玉量,這樣,遼東半島豐富的岫巖軟玉資源自然而然地成為良渚優質玉材的來源之壹。盡管遼東半島距離太湖地區有千裏之遙,但良渚社會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後盾,只要是在它的影響範圍之內,總是有能力通過軍事或經濟手段,直接或間接地獲得岫巖玉材。 岫巖軟玉的輸入路線,是從遼東半島南部沿海出發,渡過渤海海峽到達膠東半島,再向西南入山東腹地,折向南到江蘇北部進入良渚文化分布區。在這條玉材傳送路線上起運輸中轉作用的,是遼東半島的原始部落和以大汶口、龍山文化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原始部落,而這些史前部落都有著發達程度不同的玉文化。 遼東半島的岫巖玉材,除了可以肯定為紅山文化所使用外,也很早為當地史前文化所使用。距今6000-7000年的小珠山下文化層中就出土有1件淺綠色玉斧。遼東半島南部出土史前玉器的地點主要集中在旅順老鐵山和長海縣廣鹿島(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有斧、錛、鏃、圭形器和玉料等,顏色為深淺不壹的綠色,亦有少量的黃綠色和白色玉器。遼東半島與膠東半島之間的渤海海峽水域內分布著壹個較大的島群――廟島群島,是渤海和黃海的分界處,由南北長山島、廟島、大小黑山島、大小竹山島、大小欽島、砣磯島、南北城隍島等20島嶼組成,南北縱列,分布於渤海海峽內三分之二的水域上,最南端的長山島距膠東蓬萊大陸僅3.5哩,最北端的北城隍島距旅大老鐵山22.8哩,各島之間相距0.7-19.1哩,相鄰之島皆在人們的視線之內,像壹條鎖鏈似地架起了壹座溝通南北兩島交流的橋梁。廟島群島上已發現了20余處原始文化遺址,均與膠東的同時期遺存面貌壹致,可見廟島群島曾直接接受了膠東大陸的文化影響。有學者指出,遼東半島與膠東半島原始文化交流開始的時間,可追溯到距今約5100年前後,到距今4400-4000年時達到高峰。遼東郭家村下層中出現的膠東紫荊山下層的盆形鼎、泥質紅陶黑彩彩陶、觚形器、鉚釘狀把手等遺物,在廟島群島的大黑山北莊、北長山北城、大欽東村、北隍城山前村等遺址都已發現。至於遼東對膠東的影響,各島上也都發現了遼東大量存在的筒形罐。龍山文化時亦如此,凡是膠東影響到遼東的壹些文化因素,如盆形鼎、環足器、黑陶杯、豆、罐等,在廟島群島的砣磯大口、大欽北村亦有所見。同時,在大欽北村也出現了遼東影響到膠東的口飾附加堆紋的筒形罐。特別是山東大汶口-龍山文化玉器中的牙璧,可能是源自遼東地區。因此,南北兩島交流中出現的***同因素是通過廟島群島這條通道而到達對方的。 大汶口文化出土玉器的墓葬和遺址大致分布在今山東境內黃河以南、大運河以東的區域內,這壹區域目前尚未發現透閃石玉礦。據研究,屬於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玉器很少,到大汶口晚期時(距今4800-4500年),玉器的數量和種類豐富起來,有裝飾品、工具和異型器等,***約90件。山東龍山文化時期(距今4500-4000年),這壹區域玉文化的發展達到高峰,玉器的數量和種類空前豐富。大汶口文化玉器以深淺不壹的綠色為主,而山東龍山文化玉器除綠色外,也見有偏黃色的玉器,如山東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幾件玉鉞。大汶口-龍山文化玉器使用之風的漸起和熾盛,正與遼東半島與膠東半島原始文化交流開始與達到高峰的時間相合,兩者之間或許有因果關系,也就是說,大汶口-龍山文化所使用的玉料,有相當壹部分也有可能來自遼東半島。 山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與良渚文化作為鄰近文化,在長期的交往中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關系非常密切。良渚文化的絕對年代,大體是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相當於大汶口文化的後期階段至龍山文化第壹期至第三期。就目前所知,大汶口文化可能在其早期階段即與江南的崧澤文化有了交往,在吳縣草鞋山、上海崧澤出土的崧澤文化彩陶片,與邳縣大墩子、泰安大汶口、兗州王因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十分相似。大汶口文化在其中晚期則與良渚文化有更密切的交流。譬如,南京北陰陽營H2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尊,無論從造型上,還是從刻劃符號上都與魯東南大汶口文化陶尊相同。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中的彩陶背壺、弦紋玉琮,其形制與大汶口文化背壺、骨雕筒非常近似。壹般認為,良渚文化最北端的遺址是江蘇阜寧陸莊遺址,大汶口文化最南端的遺址是江蘇泗洪菱角張遺址。在江蘇新沂縣花廳遺址的幾座墓中,背壺、鏤孔豆、圈足尊等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與瓦足鼎、貫耳壺、玉琮等典型的良渚文化陶玉器***存,二種文化在這裏水乳交融,珠聯璧合。另外,在山東棲霞楊家圈、萊陽於家店等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中,發現了與良渚文化典型陶器相近似的器物。因此,有學者認為良渚文化向北發展,其影響至少達到蘇魯交界處,甚至輻射至膠東半島;大汶口文化向南拓展,其影響可達到太湖地區。從這些頻繁的文化交流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當時作為重要貿易物――玉料,源源不斷地從遼東半島經山東地區輸入到良渚文化的中心區――太湖流域和杭州灣平原。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論點只是筆者對良渚文化部分玉料來源作出的壹個初步判斷,這壹課題最關鍵的是要將遼東半島、膠東半島和良渚文化的玉器,進行礦物學的采樣檢測分析,對比它們的物理結構和化學成份是否吻合,只有這樣,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良渚文化的玉礦在哪裏?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種類數量非常多,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甚至提出了“玉器時代”說,以詮釋玉器在中國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數量多,說明良渚時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豐富的玉礦來供給。在良渚文化範圍內曾經很長壹段時間沒有發現良渚時期的玉礦,有人就認為良渚玉料是從盛產玉的遼寧或新疆輾轉運來。這個觀點顯然很難站得住腳,想象壹下,在史前古社會,人口稀少,生產力低下,運載工具、交通工具簡陋,良渚人如何能夠從那麽遙遠的東北、西北,穿過無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運至東南的良渚文化圈內?雅昌藝術博客 bOG qX!K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來,所以有的專家執著地認為,在良渚文化的區域裏尤其是在良渚遺址群內的天目山余脈,壹定存放著被人們遺忘了的古代玉石礦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開采的古玉礦藏卻應該是永恒存在的。雅昌藝術博客\;zln8v#]?n 1982年,在江蘇省溧陽小梅嶺發現透閃石軟玉礦藏,經取樣鑒定,此礦藏的軟太硬度在5.5-6度之間,玉石的質地細膩,色澤呈白色和青綠色,透明度較好,呈蠟狀光澤,與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這壹發現興奮了考古學術界,專家們普遍認為,“良渚文化的玉料來源可以確定是就地取材,而非遠地轉運,有關玉料來源這壹重要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 但目前還存在的疑點是,位於浙江余杭境內的良渚文化中心遺址――良渚遺址群內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遺址出土玉器數量的總和,其所需的玉料也應是良渚文化圈內量最多的,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從江蘇小梅嶺運來的嗎?在良渚遺址群內至今沒有發現礦藏的同時,不少專家仍堅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來自附件的地區已被遺忘的古礦床”。這壹推測符合現代人的思維,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願將來的考古發掘能夠證實這壹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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