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帖經乾隆二次題識並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且歷經多位收藏家收藏，流傳有序，極其難得。經考證，它在元代被鑒定大家柯九思收藏，在其左右及宋綾隔水的騎縫上蓋有他多方收藏印。
此後這件作品入明初收藏家李錦之手，之後為文徵明所得，明嘉靖二十年文氏父子將其刻入《停雲館法帖》卷四，被認定為唐人所摹，後此帖歸其長子文彭所有。萬歷年間流入北京，被王世懋、孫鑛等發現。明末藏於安徽歙縣收藏家吳家鳳處。清初分別藏於曹溶、李宗孔及梁清標家，之後被收入內府……
北宋時期記載內府所藏名家法帖的《宣和書譜》中，***記載了243件王羲之法書，其中就有草書《平安帖》。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副主任金運昌表示，北宋潘師旦刻《絳帖》也收入了王羲之的《告姜道帖》。此外，該帖還見刻於南宋《澄清堂帖》。以上三種重要著錄，表明早在宋代，《平安帖》就已經在公、私鑒藏家心中具有顯赫的地位。 《宣和書譜》，其中對於《平安帖》的記載比較簡單，只有目錄。他說，《宣和書譜》中記錄的王羲之帖被分為行書和草書兩類。兩類中都有叫《平安帖》的，現藏於臺北故宮的《平安帖》為紙本行書，與此次拍賣的絹本草書《平安帖》內容完全不同，只不過“同名同姓”而已。
而在《絳帖》中，《告姜道帖》是9行，74字；此次現身的絹本草書《平安帖》保存了它的前4行計41個字，絹地極古，墨色濃黑。與《絳帖》所載比照，不論從行氣、結體及用筆上看，都十分相似。
進入元代之後，王羲之草書《平安帖》遇到了壹個重要的“伯樂”——著名書畫家、鑒藏家、奎章閣鑒藏書博士柯九思。他專門負責宮廷所藏金石書畫的鑒定。皇帝對於柯九思非常信任，為了讓他自由出入宮廷，專門賜給通行證。他的收藏以書畫為重，30歲時的收藏規模就能夠與米芾叫板。他精於名畫鑒賞，宋代《溪山行旅圖》等中國書畫史上的名作均為其收藏。草書《平安帖》上有柯九思鈐蓋的印章***有四印六次，鈐蓋的位置也極為用心，可見他對這壹古帖的鐘愛。“柯九思是極有眼力、見多識廣的大鑒定家，不可能對壹件離他所處年代很近的勾摹本如此感興趣。”第壹行右側曾經補過壹條絹，柯九思以“書畫印”上下左右鉗記於本幅與宋代花綾隔水(指緊靠書畫的那部分絹或綾)的騎縫上。而左下鈐蓋的墨印與“柯九思敬仲印”，都失去其左半，可見另壹半必是鈐於後隔水之上，隨著原隔水的失去，另外兩個半印就看不到了。這樣的鈐記方式，可以證明原本9行74字的《平安帖》至少在柯九思及柯九思之前便已經被割裂了。
而在金運昌看來，明代文征明的收藏、題跋與刻帖是草書《平安帖》最輝煌的際遇之壹。的確，文征明負責所刻的《停雲館法帖》中，草書《平安帖》刻於第四卷，前刻隸書標題“唐人真跡卷第四”。文征明父子都是摹帖的專家，從墨本到入石，《停雲館法帖》中的草書《平安帖》與現今我們見到的墨本原件相對照，幾乎沒有走樣。
“停雲館”摹刻此帖12年後，84歲的文征明在本帖之後用隸書書寫了長跋，對於這件當年被他歸為“唐人真跡”的草書帖，有了新的看法，升格認定其為“真跡”。盡管他的兒子文嘉曾間接否定了父親的意見，但文征明至死都沒改變自己的看法。當然，可能因為此時草書《平安帖》已是文征明自己的收藏，他有意擡高其價值，但至少可以說明文征明真的十分喜愛它。
到了清朝，該帖又為大鑒藏家梁清標收得，梁氏的鑒賞眼力及收藏之富甲於天下，隋展子虔《遊春圖》、唐閻立本《步輦圖》乃至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都是他篋中之物，他在草書《平安帖》拖尾鈐有“蕉林梁氏書畫之印”、“棠邨審定”兩方藏印。梁清標死後，草書《平安帖》與他的絕大多數藏品壹起成了皇家藏品。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乾隆在黃絹後隔水上為此帖做了釋文，又在後面書寫了“可亞時晴帖”五字，將草書《平安帖》與自己最喜歡的《快雪時晴帖》相提並論。隨後，該帖被編入《石渠寶笈？續編》。
對於草書《平安帖》何時從清朝宮廷流出，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但從其鈐璽印來看，應是嘉慶以後。清朝宮廷藏書畫的壹部分曾被宣統攜帶出宮，但尹光華認為，草書《平安帖》應該是在嘉慶之後、宣統之前就已經出宮了。“宣統攜帶出宮的藏品上，壹般都有他的印鑒，而草書《平安帖》上卻沒有，”尹光華說，“有可能是在宣統之前就已經因為賞賜或偷竊等原因，流出宮廷了。”“文革”後期，當代鑒定大家徐邦達曾見到並考證過此帖，他撰文指出：“本帖上古印——‘書畫印’、柯九思印均古，應非偽物……其文征明、王谷祥、彭年、胡汝嘉諸跋和文氏以來諸家鑒藏印記則都真。”
對於提供這件草書《平安帖》的藏家，中國嘉德三緘其口；有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草書《平安帖》原為北京壹位知名藏家的愛物，“文革”期間曾被查抄，“文革”之後又發還。徐邦達很可能就是在發還之前見到《平安帖》的。而此次拍賣，嘉德是從海外征集到這件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