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種的退化"種的退化是什麽意思

種的退化”是莫言小說壹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分析這個主題能更深刻體會莫言小說的內涵，巴爾紮克說：“小說是民族的秘史”，在壹定意義上，莫言“種的退化”觀念也是民族歷史的隱喻。壹 “種的退化”的歷史內涵鄧曉芒認為莫言的歷史觀有著對傳統文化心理的深層次的反思乃至批判［2］；張清華認為莫言的《豐乳肥臀》實踐了“偉大小說的歷史倫理”［3］；畢光明認為莫言的創作“在強烈的個性中寓含著深廣的歷史內容”［4］。雖然人們研究了莫言小說的歷史內涵，但是正如《紅高粱家族》中的最後幾段是“難破譯的密碼”壹樣［5］，莫言的“種的退化”觀念至今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紅高粱家族》的開頭與結尾是理解“種的退化”的關鍵，先看結尾： “我痛恨雜種高粱。…… 在雜種高粱的包圍中，我感到失望。…… 可憐的、孱弱的、猜忌的、偏執的、被毒酒迷幻靈魂的孩子，妳到墨水河裏去浸泡三天三夜——記住，壹天也不能多，壹天也不能少，洗凈了妳的肉體和靈魂，妳就回到妳世界裏去。在白馬山之陽，墨水河之陰，還有壹株純種的紅高粱，妳要不惜努力找到它。妳高舉著它去闖蕩妳的荊棘叢生、虎狼橫行的世界，它是妳的護身符，也是我們家族的光榮的圖騰和我們高密東北鄉傳統精神的象征。”［6］（P361-362）莫言強調“純種紅高粱”是“護身符，也是我們家族光榮的圖騰和我們高密東北鄉傳統精神的象征”，顯然莫言把“雜種高梁”和“純種紅高粱”當作民族歷史的隱喻，但是這樣的“純種紅高粱”在我們的世界裏已經不存在了，它們早已成為“家族的亡靈”了。再看開頭： “壹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裏穿梭拉網，幾十年如壹日。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壹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6］（P2）在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根本無法與“家族的亡靈”相比肩，“種的退化”似乎成為無法更改的事實： “我有時忽發奇想，以為人種的退化與越來越豐富、舒適的生活條件有關。但追求富裕、舒適的生活條件是人類奮鬥的目標又是必然在達到的目標，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壹個令人膽戰心驚的深刻矛盾。人類正在用自身的努力，消除著人類的某些優良的素質。”［6］（P336）在莫言看來，人類歷史的發展進步過程其實也是“種的退化”過程；這是壹個悖論。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揭示了原始人思維的基本特征［7］（P452），他明確反對人類思維永遠是和處處是同壹類型的觀點，批判了以泰勒和弗雷澤為代表的英國人類學派以機械的進化論解釋人類思維的發展。維柯在《新科學》中提出了“民族世界”的概念，他進而分析了各“民族本性”，在維柯看來，“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魯的，以後就從嚴峻、寬和、文雅順序壹直變下去，最後變為淫逸”［8］（P110）。維柯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民族本性”的退化，卻揭示了民族本性的發展過程；如果我們反思華夏民族從唐朝開始衰弱的歷史，就不難理解維柯的觀點了。 “種的退化”是壹個人類學命題，是壹個自明的概念，關鍵在於它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關鍵在於“種的退化”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是否發生過或存在過。梁啟超在《論尚武》中認為中國人盡失強悍之本性並且還傳染給了入主中原的蠻族，這成為近代國人柔弱的原因，他認為“國勢之壹統”、“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蕩”、“習俗之濡染”是國人患病之根源，解救中國人孱弱的藥方就是“養尚武之精神”，他提出應培養國人的“心力”、“膽力”、“體力”［9］（P710-713）。魯迅在《略論中國人的臉》中批判國民性格退化了“獸性”和“野性”，民族性格墮落到只剩下“馴順”和“家畜性”［10］（P417-418）。費正清分析了中國歷史的強弱變化，他認為宋、明兩朝喪失了正統華夏民族的開創精神，他說：“在這種穩定的統治中有壹點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兩代的異族統治者竟能統治偌大壹個中國並且被中國人奉為正朔！”［11］［P174］這的確是壹個另人困惑的問題。宋明兩朝與漢唐“犯天漢者，雖遠必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民族精神形成鮮明對比，華夏民族的整體性格前後有著天淵之別。邱紫華在《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中指出：“宋代以後，全民族的開拓活動明顯減緩；生活環境、物質生活條件逐漸優越；習俗趨向於穩定化、定型化。這種物質生產環境的相對優越也逐漸減弱了民族的冒險趣味和進取開拓精神”［12］。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民族的不肖子孫喪失了我們祖先的某些優良品質，民族本性在某些方面退化了。如果以進化論和線性歷史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這壹現象，這是不可思議的，然而這確實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因此莫言“種的退化”觀念是基於歷史辯證法得出的結論。二 “種的退化”的文學表達布魯克斯和沃倫在《理解小說》中對歷史學家和小說家作了比較，他們認為歷史學家從歷史事件出發來發掘其形式和意義，而小說家從試圖表達的價值理念出發可以選擇或者創造事件［13］（P33）。海登·懷特認為歷史本文只不過是歷史學家對歷史進行切分的產物，“歷史敘事也是形而上學的陳述（statements）”［14］；他強調了歷史觀（價值理念）對歷史敘事的重要性，這壹觀點是同他對文學敘事中歷史觀（價值理念）的重要性的認識是壹致的，他認為文學話語和歷史話語“兩種話語之間事實上***性多於差異”，其區別在於基本指涉物的不同。莫言也強調了文學敘事中價值觀念的重要性： “小說家並不負責再現歷史也不可能再現歷史，所謂的歷史事件只不過是小說家把歷史寓言化和預言化的材料。歷史學家是根據歷史事件來思想，小說家是用思想來選擇和改造歷史事件，如果沒有這樣的歷史事件，他就會虛構出這樣的歷史事件。”［15］（P67）從《紅高粱家族》開始，莫言以寓言化的方式形象地闡釋了“種的退化”的觀念。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使用了“我爺爺”、“我奶奶”這樣的敘述人稱，這有壹個重要作用：與小說中的“我”相互映襯。《紅高粱家族》開篇就宣布了小說是在敘述“我”的祖輩們輝煌的歷史，小說壹開始就賦予“我爺爺”、“我奶奶”非同壹般的形象。“我爺爺”余占鰲是壹個敢作敢為、敢愛敢恨、周身洋溢著陽剛與血性、渾身充滿著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我奶奶”戴鳳蓮是壹個有著花容月貌、有著非同壹般的機智和膽識的人物形象；“二奶奶”戀兒為了女兒的生命甘願獻出自己的身體，表現出“壹種無私的比母狼還要兇惡的獻身精神”，以崇高的母性演繹了壹曲動人的悲歌；羅漢大爺慘遭剝皮零割，卻 “面無懼色，罵不絕口，至死方休”，“為我們家的歷史增添了光彩”。然而，小說中的“我”卻深陷“雜種高梁”的包圍之中，是壹個“可憐的、孱弱的、猜忌的、偏執的、被毒酒迷幻了靈魂的孩子”。家族的亡靈是如此“秉領天地精華”、“演繹了壹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小說以抒情的筆觸描寫了家族先輩們壹顆顆浪漫不羈的心靈，卻三言兩語勾畫了活著的子孫的孱弱形象，歷史與現實形成強烈的對比，表現了現代人的隱憂。《紅高粱家族》對“種的退化”的表現更多是理論化，《食草家族》則是以形象化的方式表現了“種的退化”觀念。不過，《食草家族》同莫言的另壹部小說《酒國》的命運如出壹轍：它們幾乎完全被評論家們所忽視。這兩部小說可以說是莫言在敘事藝術上表現最好的，它們完全不是巴爾紮克、托爾斯泰同類的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閱讀《酒國》就似進入了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敘述的迷宮［16］；閱讀《食草家族》就似進入了卡夫卡的《城堡》：人類的困境。《食草家族》敘述的同樣是家族故事，小說第六夢《馬駒橫穿沼澤》敘述了食草家族的原始祖先是小男孩和小馬駒，小男孩和小馬駒幻化的草香在高密東北鄉的窪地裏生兒育女，開創了食草家族的歷史，小說以寓言化的方式暗示了食草家族的命運： “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手腳生蹼啊人驢同房——遇皮中興遇羊再亡——再亡再興仰仗蒼狼……”［17］（P349）這幾句近似讖語的話也是“難以破解的密碼”，卻是整部小說的關鍵點，它揭示了食草家族由於近親繁殖所引起的“種的退化”的必然命運。小說的前五夢敘述的是食草家族的子孫們的淫逸和仇殺的荒唐生活，在第壹夢《紅蝗》中，我們可以看到“淫風熾烈，扒灰盜嫂、父子聚麀、兄弟鬩墻、婦姑勃溪”，四老爺與九老爺同時迷戀小媳婦以至兄弟反目，上演了壹幕幕“兄弟們吃飯時都用壹只手拿筷子，壹只手緊緊攥著上著頂門火的手槍”的荒唐景象，四老爺與九老爺的故事已成為過去，但活著的人也是如此，“我”如同行屍走肉，滿腦子的私心邪念；教授與女學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偷情求歡；黑衣女人因性欲得不到滿足而離奇自殺。這是壹個淫逸的世界，理智在這裏找不到位置，人類跳進欲望（尤其是性欲）的紅色沼澤，拋棄了道德勸誡，廢棄了酷刑峻法。維柯認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後只剩下淫逸，莫言在《紅蝗》中替維柯作了形象的說明；在莫言看來，“淫逸”可能就是“種的退化”的最終結果。除了淫逸，還有仇殺；《復仇記》和《二姑隨後就到》敘述的是家族內部的復仇故事，大毛和二毛因母親被強奸、父親被槍斃而殘酷復仇，天和地因母親被家族拋棄而瘋狂屠殺；這是壹個仇恨的世界，人性失去了位置，血緣親情阻止不了血海泛濫。小說第二夢《玫瑰玫瑰香氣撲鼻》與其說是賭博不如說是性愛遊戲。在第三夢《生蹼的祖先們》中皮團長成為拯救家族的希望，他以鐵腕手段閹割生蹼者、火燒淫逸者，但最終也挽救不了家族的命運，侵略者造就了家族的惡夢。《食草家族》就這樣演繹了壹段家族的血淚史，家族成員深陷淫逸與仇殺而無法自拔。《紅高粱家族》與《食草家族》表現了“種的退化”觀念，但敘事重點完全不同：前者是隱性的，它以祖輩生命力的昂揚反襯後輩的孱弱；後者卻以顯性的方式直接表現後輩們完全失去了食草家族原始祖先的美麗與神奇，把後輩們的淫逸與仇殺作為敘述重點，強調後輩們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閹割。然而，《紅高粱家族》與《食草家族》都顯示了壹種傾向，也可以說是表達了莫言的壹個願望：對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喚，以求得家族（民族）現代困境的解脫。這種傾向在《紅高粱家族》中表現為對“純種紅高粱”的尋覓，在《食草家族》中表現為對“ma!ma!ma!”的呼喚。《豐乳肥臀》中的上官家的開創者是壹個血性剛烈的漢子，他有著神奇而荒唐的抗德經歷。然而上官家的後輩們卻完全退化了祖輩的優秀品質，上官家出現了陰盛陽衰的頹勢，上官福祿父子孱弱不堪，上官家已是“母雞打鳴公雞不下蛋”，連延續後代的能力都喪失了。《生死疲勞》表現了莫言思考“種的退化”的壹貫性，小說敘述了西門鬧六世輪回的生命過程，在他作為驢、牛、豬、狗、猴存在的過程中，它們旺盛的生命力與投胎重新做人時的大頭千歲命懸壹線形成鮮明的對比，小說中有壹段話對此作了說明： “我感到這個雜種身上有壹種蓬蓬勃勃的野精神，這野精神來自山林，來自大地，就像遠古的壁畫和口頭流傳的英雄史詩壹樣，洋溢著壹種原始的藝術氣息，而這壹切，正是那個過分浮誇時代所缺少的，當然也是目前這個矯揉造作、扮嫩偽酷的時代所缺乏的。”［18］（P221）壹方面，動物顯示的這種昂揚的生命力、“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與民族生命力的衰退和現代人精神的萎縮是壹對矛盾統壹體。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中提出了“野性的思維”這個概念，以區別於“馴化的思維”；他認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野性的思維”在壹些特殊的領域仍然保存著並且在繼續發展。在壹定意義上，可以說《生死疲勞》對於《野性的思維》是壹個反諷：人類已經完全退化了野性的精神，甚至連最基本的欲望（性欲）都被“歷史場”消耗殆盡（從洪泰嶽對西門白氏的態度可窺壹斑。洪泰嶽屈服於階級的負擔，壓抑了自己的感情，親手扼殺了自己的生命欲望）。另壹方面，在壹定程度上可以說這種“野精神”與莫言在《紅高粱家族》裏呼喚的“紅高粱”精神是壹致的，莫言對這種“野精神”也是極度崇拜，正如對豬王十六的壹段禮贊：“我就是生命力，是熱情，是自由，是愛，是地球上最美麗的生命奇觀”［18］（P319）對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喚源於莫言的思想矛盾：對雜交繁殖的失望和近親繁殖的絕望。如《豐乳肥臀》中的雜種形象：上官金童，表現了莫言對雜種的失望。上官金童是上官魯氏與瑞典傳教士馬洛亞所生，他是“中西雜交”的產物，但是“馬洛亞下的龍種，收獲的竟是壹只跳蚤”［19］（P468）。上官金童也體現了莫言的思想矛盾，壹方面，上官金童對母乳的依戀，可以說是隱喻著國人對柔性文化的依賴。另壹方面上官金童的孱弱隱喻著剛性文化的匱乏，所以上官魯氏說：“我要壹個真正的站著撒尿的男人”。在《食草家族》中，莫言描繪了近親繁殖的悲劇結果，恐怖的場景幾乎令人絕望；《生死疲勞》裏的大頭嬰兒藍千歲也是近親繁殖的結果，絕望情緒比《食草家族》有過之而無不及，藍千歲連活著都困難了，命懸發絲，只有依賴姨祖母的頭發才能保存性命。既然雜交繁殖和近親繁殖都不是出路，那麽只能到家族（民族）的原生本性去尋找了。“純種紅高粱”、“草”、“頭發”在壹定意義上是同壹的：家族（民族）的原生本性，它們是家族（民族）必須保存的“金枝”。三 “種的退化”的主觀訴求首先，莫言“種的退化”觀念是基於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基於對現實的憂慮，成為1980年代文化危機意識的重要表現。進入1980年代以後，文化斷裂意識成為知識分子的***識，他們不僅反思到“文革”所帶來的文化斷裂，甚至認識到“五四”反傳統所產生的後果，因此壹些小說家不僅感受到了文化斷裂的痛苦，而且也對中國文學的世界化感到困惑。1980年代中期，詩歌沈浸於對傳統的反叛，壹批知青小說家則集中關註文化危機。1985年，韓少功在文章《文學的“根”》中的第壹句話就表達了對文化斷裂的危機意識：“我以前常常想壹個問題：‘絢麗的楚文化到哪裏去了？’”［20］阿城認為：“五四運動在社會變革中有著不容否定的進步意義，但它較全面地對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加上中國社會壹直動蕩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斷裂，延續至今。”［21］鄭義也有著同樣的看法：“‘五四運動’曾給我們民族帶來生機，這是事實，但同時否定得多，肯定得少，有隔斷民族文化之嫌，恐怕也是事實。‘打倒孔家店’，作為民族文化之最豐厚積澱之壹的孔孟之道被踏翻在地，不是批判，是摧毀；不是揚棄，是拋棄。痛快自是痛快，文化卻從此切斷。”［22］顯然，文化危機意識在1980年代的出現是歷史和現實因素糾纏的結果，這種文化危機意識使壹些作家形成了強烈的主體精神，他們希望在文學創作中尋找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壹方面實現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現代化，另壹方面實現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如韓少功提出重鑄和鍍亮“民族的自我”，他主張：“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裏，根不深，則葉難茂。”［23］莫言在以《紅高梁家族》為代表的小說中，大力張揚民族傳統精神，也正是1980年代文化意識和主體精神最突出的表現。其次，莫言“種的退化”觀念在文學中實現了從反思進化論的角度探討民族/國家道路的意圖。自從19世紀末嚴復通過《天演論》把西方的進化論介紹到中國，進化論就成為影響中國的重要思想，甚至有人認為：“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前後大約80年，這個時期可以稱為中國的‘進化時代’”，然而，反思進化論也同樣在中國思想界屢見不鮮，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反對進化論，杜亞泉在《精神救國論》中批評進化論［24］（P182）。進化論同樣給中國文學帶來重大影響，如革命歷史小說中所體現的線性歷史發展觀；然而，反思進化論思想在當代文學中的表現並不多，因此，莫言開創性地以小說作品形象地展示“種的退化”觀念，把反思進化論思想全面地深入到文學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民族/國家問題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中心問題，無論是倡導進化論還反思進化論，無論是激進主義還是保守主義，思想家們都試圖探討民族/國家的出路；作家們同樣有著相似的寄托。小說在對歷史的思考和表現中，往往也寄托著小說家對某種道路的探索，如《白鹿原》寄托了陳忠實對家族/民族道路的探索：傳統儒家文化是家族/民族不可動搖的根基；陳忠實是從制度上探討民族出路，莫言則是憑借對“種的退化”觀念的表現側重於從人（種性）的角度思考民族出路，而人是歷史的主體，顯然莫言的思考更接近歷史的本質和問題的根本。 “種的退化”觀念給新時期文壇帶來的沖擊是明顯的，正因為現代人“種的退化”，所以呼喚“野性精神”和陽剛之美，這些在《紅高粱家族》中表現得尤其突出，余占鰲以剛勇強悍的英雄主義給1980年代文學註入強者本質，給新時期文壇吹來壹股清新的空氣，莫言也因此迅速走紅。無獨有偶，新世紀初，姜戎在《狼圖騰》中對民族性格中的強悍“狼性”表達了懷念和追思。劉再復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對人的三次發現》中比較了‘五四’時期與新時期文學對人的發現的異同，認為：“‘五四’時期人的發現，是對人的弱者本質的發現，而新時期的文學則是對強者本質的發現”［25］。所謂新時期文學發現了強者的本質，《紅高粱家族》可以說是其濫觴和最突出的代表。由此可見，“種的退化“觀念的提出，既是對歷史和現實中存在的“種的退化”現象的深刻批判，又是對現代人的性格與精神的強烈不滿和諷刺，其旨向必然是對民族傳統精神的呼喚和張揚，然而“種的退化”觀念的自我批判和民族傳統精神的張揚是相互補充的，它們***同體現了莫言小說的獨特價值。綜上所述，莫言“種的退化”觀念既是歷史辯證法的結論，又是現實憂思的結果，體現了莫言歷史哲學的深刻性和復雜性。莫言小說以深刻的歷史內涵，形象地表現了“種的退化”觀念，具有詹姆森所說的“民族寓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