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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紅小生集簡介

陳健賢先生精通古版目錄學和山西鄉村文學。他從小就許下了壹個願望,整理霜紅龕的收藏。他以丁寶泉刻本為底本,參與校勘傅山摯友戴廷儀所刻《四晉詩》、乾隆十二年張耀先所刻《霜降龕》、鹹豐年間劉飛在壽陽所刻《霜降龕》、清末王金榮在平遙所刻《霜降龕》等詩文及傅山相關史料,並逐字校勘。其《平常例》曰:“本書校勘,以諸刊之序,列其異同,其本來面目,其優劣。版本校勘的發展也是壹目了然。引用前人學派,多指出是非,偶爾疏證。偶爾都被貼上‘監管先行的案例’的標簽。”因此,王先生在《霜降龕本源流考》序言中自豪地說:“這樣,霜降龕詩基本恢復了原貌,為研究傅山這壹歷史人物提供了真實而更豐富的材料,使用價值也有了壹定程度的提高。“這種方式說明了陳老師修訂《霜紅龕集》的初衷和價值。事實上,王老師已經為建設這所學校付出了幾十年的心血。《王先生校讎序》寫於1946,說明校讎內容在當時應該已經初具規模,並壹直處於修訂完善階段,直至1990年王先生逝世,歷時40余年。從先生的校對稿來看,原來用筆墨抄寫的東西,後來又用雜筆、圓珠筆甚至鉛筆補充,有些字模糊不清,是先生晚年半身不遂後補上的,心裏能感覺到。遺憾的是,傅山的遺作約有80余件,被陳先生勤勤懇懇地收藏,但近20年來幾經輾轉,不知所蹤。此次出版的校勘筆記中很少有補充文字,但在出版時,仍然使用了陳先生《霜降紅祠集》的書名,以示對陳先生辛勤工作的敬意。

陳健賢先生的《霜紅龕校》是在他的《霜紅龕校》中逐漸形成的。與他的“校對”相比,審定版的校對筆記相對簡單。其較高的價值在於,第壹,《霜紅神龕》中的詩大多都有標點符號,使人易於閱讀;二是評論多首詩。這些評論有的指出創作時間,有的註明詩中人名地名出處,有的直奔他的詩美。張篆先生看了陳對校本的認可,欣然在陳的《霜降紅龕集》上簽名,無疑是對陳對校本的認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陳健賢先生寫的關於傅山先生的論文、書信共13篇,均為考證,可謂原創文章。他對《霜降小生集》版本源流的考證,對《霜降小生集》的編輯出版過程作了全面的論述和分析。1963發表在學術通訊上的時候,略有刪節——其實沒有刪節的文章更全面更精彩。研究霜紅龕收藏的可以看這篇文章,不用走很多彎路。《傅山生年考辨——評郝叔厚對傅青主生年的辨析》寫於1963。王先生以大量事實反復考證傅山生於1607,卒於78歲,而非郝叔厚先生所稱的生於1606,卒於80歲。事實上,陳先生的考證已成為當今學術界公認的觀點。《傅山雜劇《紅螺經》壹文,從劇本背景、語言、人物、太原文物等方面,全面論證了雜劇《紅螺經》確系傅山先生所作。這篇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第618期“文學遺產”專欄,其觀點得到當今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可以說,陳健賢先生是20世紀傅山先生研究的關鍵人物,他最大的成就是從整理、印刷前人文集的階段,轉變為核對傅山版本和存詩的階段,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至今無人能及。

但陳健賢先生的研究範圍並不僅限於傅山先生和他的霜紅小生集。現存其他論文、書信40余篇,上起王充《論衡》,下至清代文史研究,涉及面廣,考證嚴謹,如《太史公龔升年問》;通俗文章,如《漫談清代考試制度》、《古今圖書集》;也有寫得很好的紀實作品,如《馬頭嶺訪書記》,描述了作者1938年與兩三個朋友在陜西宣川馬頭嶺訪書的經歷,可視為馬先生壹生訪書生涯的簡稱。令人感動的是,1976年,王先生將自己壹生收藏的400多冊明清版本的精裝書捐贈給山西省圖書館。其他文章,如涉及地方文獻的《楊振北校勘與跋》、《施麗萍出土古錢幣考證》、《古代印刷書籍的雕版印刷始期考證》等,都比較混亂。最能代表陳先生學術水平的論文有:壹是《中子》壹文,其中大量事實證明《中子》並非王通所寫,實為後人假借而作;最有可能的受害者是他的孫子王波。其次,太史公生年問題肯定了王國維的研究方法和成就。根據李長治先生對王國維關於太史公生於漢景帝五年(前145)之說的質疑,進壹步考證確認太史公司馬遷的實際生年為漢建帝元六年(前135)。太史公的結論也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從現有文獻逐步推斷的科學方法是學術研究的典範。第三,考證了《轉歸傳》的作者和版本,解決了魯迅、胡適、鄭振鐸等長期關註的《轉歸傳》作者問題,認定清初陽曲作家劉章為這部著名諷刺小說的作者,成為古代小說界公認的結論。四是研究《論衡·吉傑》的成就和問題。陳健賢先生於65438年至0957年對古籍出版社隋的《論衡》(以下簡稱《論衡》)進行了全面考證,涉及清初以來眾多論衡研究專家及其學術成就。讀完這篇文章,就相當於讀了壹部關於《論衡》版本與校勘的研究史,可見陳健賢先生在校勘與版本目錄學上的深厚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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