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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清代歷朝要將《水滸傳》列為禁書

“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是《水滸傳》的壹個中心思想,不但貫穿在小說整個情節中,也貫穿在每個上梁山的好漢人物身上。《水滸傳》開篇敘述的第壹個人物,就是壹向被人憎惡的“浮浪破落戶子弟”高俅,只因“踢得好腳氣球”就被皇帝看中,納為寵臣,“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他上任的第壹件事,就是官報私仇,以“不服俺點視”為借口,要治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之罪,幸虧眾牙將講情,才得免脫,王進深知受他管轄,性命難保,便扶母連夜投奔延安府。高俅從此更加依勢恃強,上與蔡京、童貫等權貴狼狽為奸;中與梁中書、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等地方官吏結黨營私;下與祝朝奉、鎮關西、張都監、蔣門神、毛太公、西門慶、潑皮牛二等社會基層的貪官汙吏、土豪惡霸相互呼應勾結,形成壹個遮天蓋地的黑暗統治網,殘酷地欺壓人民。“撞破天羅歸水滸,揭開地網上梁山!”這是發自鋌而走險英雄的心聲,108名受迫害的忠臣良民,在這貪官汙吏上下勾結的天羅地網裏,不得不走上反叛的道路,聚集梁山,與統治階級展開妳死我活的鬥爭。可以說,100多位英雄好漢無壹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只是逼的形式不同及客觀環境不同而已。即使是梁山首領設計“誘請”上山的,在他們受到迫害時也讓人們看到了當時封建官僚機構的昏庸和腐朽,看出當時整個社會的黑暗。

《水滸傳》通過梁山起義還向人們揭示出壹個規律,要打破黑暗統治,必須團結起來,由個人反抗到集體“落草”,形成壹支有領導、有宗旨、有綱領的起義隊伍,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沈重的打擊。當眾多英雄匯聚水泊梁山後,形成了壹支與反動統治的武裝力量相匹敵的革命武裝力量,在統壹的指揮下,不僅打破了祝家莊、曾頭市,還攻克了唐州、青州、大名府,並且兩敗童貫,三贏高俅,沈重打擊了封建勢力,動搖了黑暗統治的根基。

《水滸傳》所表現的梁山起義軍的反叛精神,猶如壹團火焰,照亮了被壓迫人民的心田。統治者害怕鼓動並教導人民起來造反,因此對《水滸傳》壹書嚴厲禁毀。崇禎十五年(1642年),行將滅亡的明王朝頒發了嚴禁《水滸傳》的詔令,其原因是“李青山諸賊嘯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諸賊以梁山為歸,……其說始於《水滸傳》壹書。”

李青山起義暴發於崇禎十四年(1641年),關於這次起義,史書多有記載。《明史紀事本末》載:“青山本土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明史·張國維傳》:“大盜李青山眾數萬,據梁山泊”。李青山以梁山為根據地,攻破附近城邑,斷絕漕運。元代開鑿會通河後,梁山成為京杭運河南北漕運的必經之地,李青山控制漕運,解決了起義軍的軍糧等物資供應,李清《三垣筆記》雲:“青山塞安山閘,鑿河十裏通梁山,驅漕舟並系漕去焚掠近臨清。”南北交通受阻,清廷受到威脅,形勢很緊張。在李青山被消滅之後,朝廷總結教訓,刑科給事中左懋第上疏,以為李青山的所作所為,都是模仿《水滸傳》中的宋江,可見“《水滸傳》壹書,貽害人心,豈不可恨哉!”至6月份,兵部尚書的奏疏內也請求嚴禁《水滸傳》。經明思宗批準後,即行文各地督撫:除山東壹帶必須勒令燒毀,不許隱匿外,其他地區也要“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滸傳》並原版,勒令燒毀,不許隱匿。”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鹹豐、道光等歷朝,也均有嚴禁《水滸傳》的詔令,都認為它是“盅惑愚民,誘以為惡”的“穢惡”之賊書,是“造妖書妖言”的“淫詞小說”。乾隆十八年,高宗下諭禁止《水滸傳》的滿文譯本,說“似此穢惡之書,非惟無益,而滿州等習俗之偷,皆由於此。如愚民之惑於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因而必須將書版盡行燒毀。“如有私自留存者,壹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是問。”至乾隆十九年,又“飭直省督撫學政,行令地方官”對《水滸傳》壹書“壹體嚴禁”,因《水滸傳》乃是“教誘犯法之書”。地方上對禁毀《水滸傳》推波助瀾,有的地方特別申明:“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真與否,辯守令之優絀焉。”

歷代統治者雖極力對《水滸傳》嚴加禁毀,但《水滸傳》仍以其特有的藝術魅力,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壹直放射著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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