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正春寒料峭，筆者去拜訪已94歲高齡的當代藏書家潘景鄭。景鄭先生此時已靜臥在床，我像讀壹本書似地看著他，清楚記得在《著硯樓書跋》中，他自述了在弱冠之年開始藏書的種種趣聞。
1919年秋天，吳縣書市曾出現壹部宋蜀大字本《後山居士文集》二十卷，由於紙色晦暗，大家都以為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壹顧。潘氏兄弟兩人慧眼獨具，毅然以二百元收下。此集字大如錢，字體古樸渾厚，用黃麻紙印刷，鈐有“晉府書畫之印”、“敬德堂圖書印”等印記。由此他們將藏書處取名“寶山樓”，以示珍重。他們獲得這部鎮庫之寶後，有次傅增湘從北平南下，曾到吳縣潘宅借賞，傅氏將其描述為：“字大如錢，氣息樸厚……捧玩再三，驚喜出於意表，蓋不特為海內孤行之本，亦實為後山集傳世最早之編。”潘氏得宋版《後山居士文集》後，又陸續購得《明弘治本後山集》、《蔣子遵手校弘治陳後山集》及《殘宋本後村居士集》，潘氏對此三種各有跋語。此外他們還收有《江鄭堂校明鈔本後村集》。
“寶山樓”的收藏中，很註重明末史料。光緒末葉以後，明末史料逐漸受人重視，收藏和研究頗成風氣，如謝國楨、朱希祖都是其中翹楚。博山、景鄭兄弟對此也有壹番羅致。對明代史料，潘景鄭多有評述，對晚明人士的愛國情緒，潘景鄭是極力贊頌的。1938年，日本侵略的魔火波及蘇州，丁初園的遺藏也已篋衍狼藉，其手輯的《河東君軼事》也流落市廛。此時的潘景鄭經亂之後，雖衣食困迫，然“斥餅金得之”，並在書後作跋，首先回憶了和丁初園的舊誼，對丁氏的治學態度也極為贊賞。陳寅恪作《柳如是別傳》時，多得益於這本丁初園手輯的《河東君軼事》。
潘景鄭還藏有柳如是尺牘及詩集《湖上草》。此外藏錢牧齋的集子也有多種，潘景鄭在跋語中，對牧齋的評論卻不及對河東君柳如是那樣推崇備至。潘氏通過藏書題跋最直接表現愛國之情的，是在《校明抄本〈全國南遷錄〉》中。對那些美化秦檜“殺害名將，後人猶以為愛東南”、“檜之議和，亦為國計”等語，潘景鄭憤然在跋語中寫道：“讀此史者，當反復深思，勿為邪說惑其誌行，變亂史事，自欺欺人，終為識者所齒冷耳！”本來潘景鄭還有意編寫南明史，這是受了其師章太炎的影響。他因此收購了不少這方面的圖書，後因同門朱希祖已經動手編寫，他才告放棄。
“寶山樓”藏書的另壹類是鄉賢文獻，這是“寶山樓”的最大特色。凡是鄉賢的稿本、校跋，甚至只有片紙只字、數語題記的書，他們都見無不收。《著硯樓書跋》中幾近半是鄉邦資料，尤其於集部中更大半都是。他們收集的範圍不限吳縣當地，而是包括舊日蘇州府轄的常熟、昆山各縣在內。他們不僅僅是收藏，更常常就零散碎爛的稿本加以整理裝裱。潘氏兄弟勤於鄉賢文獻，先河後海，其實也是為中華典籍留根的事業。他們這種收藏宗旨，胸中含有很大的抱負，即要編訂類似蘇州藝文誌的著述，但也未能實現。
抗日戰爭開始，“寶山樓”連遭炮火和盜竊，藏書損失約十分之三四。兄弟二人移居上海，收書之興稍減，接著博山病逝，潘家失去主要經濟支柱。此後景鄭陸續有些出售易米，以養家糊口。例如明代文?（文徵明的重孫女）彩繪的壹千三百多幅《金石昆蟲草木狀》，便為中央圖書館收購，現藏於臺灣。這部具有中藥研究及藝術欣賞雙重價值的圖籍，成為該館宣揚其珍貴收藏，經常展出的樣本之壹。
潘氏兄弟在“寶山樓”***同藏書之外，他們又各有所好。博山收藏歷代尺牘，景鄭則嗜好石拓及硯。博山積二十年所得名人手跡壹千余家，上起元代，下迄清末，而以獲自無錫沈梧“古華山館”及陳驥德“吉雲居”藏的明末忠賢書翰最多，抗戰中全部攜至上海整理，準備會印流傳人間，分為忠賢、儒林、文苑、金石、藏書、畫苑、方外、閨秀、吳郡先賢九類。博山逝世後，景鄭費時九個月，始告完成，並作《明清畫苑尺牘跋》。為了不負博山的垂遠之遺意，他又“發篋陳冊，取先澤之未刊，及師友遺著有待名山者，與其他罕傳秘帙有資考索者”，編成若幹集傳諸墨版，集名曰：《陟岡樓叢書》，並為之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