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深受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響，不斷傳遞著傳統文化的氣息。壹方面，他的作品揭示了古典文人的情感取向。比如我喜歡逛古跡(在寶山看國子監和楊慎)，仰慕先賢(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看沈從文先生和金嶽霖先生)，閱讀古籍，懷古(看橋邊隨筆？在午門憶往事)，欣賞大自然中的壹切美景(看翠湖的影子，看香港的飛鳥)，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稱汪曾祺為“本世紀最後壹個士大夫”。然而，另壹方面，他的文本也充滿了風俗和感情，瑣事也暗示了流行文化的精神傳統。比如在《故鄉的美食》《吃與文學》《昆明四大雜文》《水果》等章節中，作者就表現出了對各種民間小吃的喜愛。但與中國文人在吃中享受生活、品味生活不同的是，作者對這些食物的感恩，隱含著中國下層民眾內心沈重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面對這些普普通通的食物，筆者不禁感慨“炒飯、可樂片和家鄉的貧困、長期戰亂有關”。他崇敬所有給生活帶來美的人(見西南聯大沈從文先生、金嶽霖先生、老舍先生等。)，並由衷地欣賞和辨析民間傳說(八仙，兩篇雜文？水母)。民間文化還是精英文化對汪曾祺的影響更大，我們無法判斷，但其中所體現的傳統價值觀和精神火種，構成了壹座相對完整的精神堡壘，在世紀末現實社會日益物化、人文精神日益失落的背景下，具有感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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