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想要深入學習或者靜下心來讀書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壹個極大的災難，反過來會影響超腦在社會上所能達到的高度，從而造成智商的惡性循環。
作為壹種民主的技術實踐形式，它極大地縮小了整個社會的認知差距，減少了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人們本能地對壹些低俗、色情的無聊信息感興趣，同時也對各種新聞感到好奇)。相比手機只是通訊工具，通過書報獲取信息的時代，底層民眾可以通過智能手機快速了解世界(不同檔次的手機型號不影響新聞接收)，比建壹萬個“農家書屋”有用。在技術力量的加持下，“知識鴻溝”逐漸被彌合，社會迅速實現了社會成員在信息獲取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