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中，“家生婢女”紅娘聰明、伶俐、熱心、正直的形象，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在後來的劇作中壹再出現，取得了遠較鶯鶯為重要的地位。劇中的紅娘有著過人的膽識和才幹，心直口快，潑辣爽直，重情重義。可以說，《西廂記》沒有紅娘，情節將慘淡無光，而崔、張的婚事也可能只是個泡影罷了。紅娘形象代表了正義、智慧和力量，也代表了在當時社會前提下女性理性的覺醒和主體意識的萌動。
紅娘性格中最能打動人心的是她的心地善良助人為樂的高尚品質和她的正義感，這也是她性格中最閃光的地方。劇中壹開始就說她是相國之女鶯鶯的貼身丫鬟，老夫人讓她服侍鶯鶯，讓她“行監坐守”。但是，在鶯鶯和張生壹見鐘情，兩情相悅時，她主動站了出來為兩人穿針引線。比如在“酬韻”壹折中，鶯鶯和張生隔墻吟詩，紅娘催促道：“姐姐，有人咱家去來，怕夫人嗔著”。此時連張生都怨她“不做美的紅娘忒淺情”。但是，當兩個人歷盡坎坷即將成婚之時，老夫人的賴婚，激起了她的不平和正義感，於是她更加義無反顧的幫助，盡壹切力量將兩人撮合到壹起。當張生絕望不知所措時，紅娘主動為其出謀劃策，讓張生在夜晚趁鶯鶯在後花園燒香時通過琴聲以明心誌，並且不再催促鶯鶯回去，而且借口“瞧夫人壹會”，有意讓出空間讓他們充分的交談。當鶯鶯請她去看望張生，她沒多作推脫就答應了。她感謝張生壹封書信救了“俺壹家兒性命”，她同情鶯鶯、張生婚姻的受挫，她更為夫人的“失信”而不平。顯然，紅娘是壹個恩怨分明，重情重義，有著強烈正義感的奴婢，而不是壹個惟命是從、唯唯喏喏的丫鬟，這也是她最終違背夫人之命，熱心幫助鶯鶯、張生走向團圓的根本原因，也是她個性之所在。
紅娘的正義還表現在她充滿反叛精神。按常理來說，崔、張的“自由”婚姻，在充斥著封建禮教的社會背景下，應該算是大逆不道的，但紅娘作為壹位老夫人派來"看守"小姐的丫頭，不僅不提醒“主子”，反而“推波助瀾”，還成為這場婚姻得以美滿結局的主要的牽線搭橋之人。在"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宗旨下，紅娘是壹個美好的化身，是美滿婚姻的代言人。在這場叛逆的婚姻中，紅娘不畏老夫人嚴詞，幾次三番周轉於崔張之間，為他們安排月下聽琴，並有曉夜奔走，傳書遞簡等壹系列行動，反映了她對這場戀情的支持，對真情的尊重，以行動表現了紅娘的反叛精神。
紅娘的可愛之處還表現在她機警聰明，有高度的警惕心和保護意識又富於同情心，她常在崔、張的愛情處在“矛盾期”的時候，以其特有的機警使矛盾獲得解決。在為崔張二人撮合過程中，她知道鶯鶯有“撮鹽入火”的性子，有“心腸兒轉關”的狡獪，於是她處處試探、揣度，照顧著小姐的自尊心，忍受著懷疑和指責。而張生是個缺乏社會經驗的青年書生，在追求鶯鶯時不時流露出狂熱的態度，他的深情和弱點都呈露在外面。於是紅娘又不得不警惕著張生。同時，做為這場婚姻的壹大障的老夫人，紅娘依舊需要謹慎著，這樣，壹個小小的人心丫鬟夾雜在小姐，張生，老夫人三者之間，她擔承著種種壓力，卻義無反顧地為別人合理的追求竭心盡力。而王實甫愈寫紅娘的 “兩下裏做人難”，愈寫這“縫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動地表現她機智倔強的個性，這也是她能在相國府應變自如，獨善其身的訣竅。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此的壹個代表著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氣的丫鬟形象是帶著理想化成分的。劇中說她是個丫鬟，但是我們卻很難看出真實的尊卑主仆身份，放眼望去幾乎“人人平等，富有民主”，說她是丫鬟，她卻老是處在居高臨下的地位上，無論張生的酸腐、鶯鶯的矯情，還是老夫人的固執蠻橫，都逃不脫她的諷刺、挖苦乃至嚴辭駁斥。主子小姐壹會兒叫她“小賤人”，壹會兒改口叫她“姐姐”；老夫人罵她“小賤人”，但是壹番理論過後，又不得不服軟的說“這小賤人也道的是”，馬上又肯定了她。如此的壹個敢與老婦人抗衡，與小姐戲弄的“放肆的大膽的”丫鬟形象在當時實難找的到。這不得不說是作者理想化的塑造，更進壹步來說是對女性命運的同情，或者叫對女性獨立意識覺醒的期望和呼喚吧！
在《西廂記》的時代裏，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十分艱難的，千百年來她們壹直處於壹個依附從屬的地位，“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亡從子”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條更為沈重的制約著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然而，在紅娘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在“禮與法”道路上探求個體的人生價值，主宰自己命運的真實情況。她是這個社會正義的化身（即使有理想成分），是這個社會的壹把鑰匙，為我們打開了元代女性理性的覺醒以及主體意識萌動的現狀，而這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發展的壹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