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形成了壹個完整的體系，具體包括三大政策和八大制度，[2]即“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汙染，誰治理”，“加強環境管理”，“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排汙費”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
中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是壹個具體的政策，而是壹個完善的政策體系。
1.在政策目標上，我們重視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政策目標是政策希望達到的結果或任務。政策的目標取向決定了政策方案制定過程中的價值選擇。環境保護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具體要求，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中國的環境保護政策既考慮環境保護目標的需要，又關註環境對經濟系統可能造成的負擔。總的來說，中國環境政策的總體戰略是“環境與經濟協調”，而不是“環境優先”。這壹特征與中國環境政策的政策背景是壹致的。我國正處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低生活水平的國情下，追求“環境優先”的政策導向是不現實的。
2.在政策主體上，政府是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主體。政策主體是指直接或間接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個人或組織。由於各國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各國的決策主體也各不相同。在中國，在政府主導的現實下，政府是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主體。我國政府肩負著環境治理的重任。雖然壹些社會團體和企業也參與環保，但由於環保政策基本上把權力授予了政府，他們的作用是有限的。缺乏多方參與的治理體系是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實施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為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政府在制定和執行環保政策時有局限性，會面臨決策失誤和執行不力的困境。正是這些限制為社會團體和個人參與環境保護提供了空間。
3.在政策行動上，我們既要註意從根源上預防，也要註意從後果上治理。中國的“預防與控制相結合，預防為主”的政策表明，環境保護政策不僅要處理已經發生的後果，而且要采取措施防止新的環境問題。防止新汙染源的出現，可以把環境汙染造成的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治理環境汙染是壹種補救措施。因此，在具體的環保工作中，要堅持防治結合，充分發揮環保政策的作用，追求理想的政策效果。
4.在政策的實施機制上，監管手段和誘導手段相結合。調控手段是政府直接用政策幹預環保，誘導手段是政府用市場機制誘導企業出於自身利益保護環境。目前我國仍以調控手段為主，價格、稅收等壹些經濟手段很少使用。但監管手段會因為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自利行為而被“軟化”，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從長遠來看，運用經濟手段推進汙染治理市場化是必然趨勢。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1987出版了《我們的未來》，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在滿足當代人需求的同時，不危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從社會視角看，可持續發展主張公平分配，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資源公平分配，以及當代人和後代人之間的資源公平分配；從經濟角度看，可持續發展主張在保護地球自然系統的基礎上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從自然觀來看，可持續發展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它們是相互影響的綜合體。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壹項系統工程，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它尋求建立壹種新的發展模式和消費模式，這意味著壹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進程要從傳統模式向新模式轉變，這涉及到方方面面，各行各業，關系復雜。可持續發展是中國擺脫貧困、人口、資源和環境困境的必由之路。
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後，國務院組織編寫了《中國21世紀議程——21世紀中國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提出了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計劃，並已開始具體行動，表明中國實施了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