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錄片創作過程中，壹個有效的方法就是給真相加上“陷阱”。這裏的“陷阱”是指創作者人為給主體設置的情境。不是要求主體去表演，而是讓主體被動但自然地在這種情境中表現出應有的反映。這個過程，正如格裏森所說，是“創造性地處理現實”。這裏有壹個生動的例子。美國紀錄片大師懷斯曼經常根據對象的大致走向為他設計壹個客觀環境，讓他在這個環境中做出恰當的反應。同時。他經常不遵循生活的自然流動來編輯和構建他的電影，而是使用壹種非常戲劇性的形式來表達它們，他稱之為“現實的虛構”。實際上，這種再創造的剪輯是基於生活的連續性和相關性，利用聲畫關系的邏輯和聯想來服務於創作者敘事目的的重構。由此可見，在電視紀錄片中，“真實”是壹個源於並高於客觀真實的概念，更註重價值判斷和審美體驗。
第二，
既然價值意義在紀錄片創作中有著非同尋常的作用，那麽這種價值意義最本質的體現是什麽？這裏，我們需要梳理的另壹個問題是:紀錄片和故事片的區別。與故事片相比，紀錄片給觀眾壹種文化素質；首先，他的主題是人，是人的本質力量和生存狀態，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積澱，是人的性格和命運，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他對宇宙和世界的思考。與故事片不同的是，故事片有直接的主題目標和宣傳功利效果，其主題更趨於深刻和永恒。他們用看似普通的材料，用原材料來構造電影，表達壹些個人的生活內容，從而達到通感、生與死、愛與恨、善與惡、同情與厭惡、生存與掙紮、對美的追求的存在感和生命感悟。就像《望長城》這部紀錄片壹樣，成為中國紀錄片的分水嶺。主要原因之壹在於它所關註的壹個人文主題。在《望長城》中，占據鏡頭最多的是普通人，最打動觀眾的也是這些普通人。繼看長城、藏北人、半世紀之戀、沙海、龍脊等都表現出對人的深切關懷。都是以人為核心，直接關註人，體現人的本質力量，去掉很多直接的功利心，增加壹些人性。與紀錄片不同的是，專題片的主題側重於說明問題、闡釋政策理念，比如《科教興國》、《中國之劍》，雖然這些專題片中也有精彩的紀錄片段落。還有對人的關註，但那只是用人來說明壹個特定的主題，而紀錄片是以人為本的，更接近人類學和民俗學。
其次，紀錄片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動態過程，註重感受和體驗的時效性。時間是紀錄片的第壹要素，不同於以欄目為主的專題節目。欄目型專題節目定期定時播出，制作周期短，聚焦正在進行的生活層面。結構相對自由包容，紀錄片對生命本質的關註需要壹定的時間來保證，只有在壹定的時間段內，才能為觀眾提供人類存在的某壹階段的活生生的歷史，保存生命自然流動的偶然性。"
性和豐富的細節，以及溝通反饋後積累的情感氛圍，表現出更豐富的人文底蘊。比如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就花了三年時間拍攝。因為在人物發生重大變化的幾個階段都有攝像部門在場，記錄了完整的過程段落和細節，在動態素材中保存了生活的各種原始信息，影片也因此活了起來。
再次，紀錄片要求有自己獨立嚴謹的結構和個性化的風格，在表達人文內容上要有壹定的結構力。有開頭，有發展，有高潮。由此，創作者也要把握敘事技巧，講究節奏和韻律，根據不同的內容和不同的敘事方法，形成不同的風格。這需要巨大的精力和資金投入。創作周期長，運營模式個性化，因此，在日播的欄目生產線上很難操作。可以說，紀錄片和專題片的制作是完全不同的，不僅關註的對象不同，而且思維模式和建構手法也不多見。所以，當我們談到紀錄片的特點時，兩者的區分壹定要明確。不然我們拍的紀錄片總會給人壹種四不像的感覺，尤其是壹些地方電視臺選的片子，往往看起來像紀錄片，其實裏面全是專題講座和表演。雖然它也運用了壹些紀實的拍攝手法，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紀實的制作並沒有什麽實用價值，因為它不具備文化品質和價值意義，不具備對人本身的深切關懷，也沒有什麽能真正打動觀眾的東西。
冷曾在《論紀錄片》中指出，紀錄片成功的背後:真實；真相背後:紀錄片；紀錄片背後:人；人的背後:思想。的確，樹立正確的觀念是紀錄片創作的前提。